文昌
文昌是中國民間與道教信仰中的文教神，亦稱文昌帝君、梓潼帝君，主司文章、功名、學業與文運。四川梓潼一帶流傳張亞子生前好學能文、樂善好施，死後顯靈佑民的傳說；這一傳說與當地梓潼神廟信仰逐漸融合。宋元之際，朝廷屢次加封，地方志書與碑記中可見梓潼帝君、文昌帝君互相混稱的情況。 《文昌帝君陰騭文》以帝君訓誡世人的形式，將積德行善與受福相聯繫，呈現文昌信仰的勸善教化內容。其要求涵蓋孝親敬長、救濟困苦、興辦義塾、戒殺放生與愛惜字紙等日常實踐。
文昌
摘要
文昌是中國民間與道教信仰中的文教神，亦稱文昌帝君、梓潼帝君，主司文章、功名、學業與文運。四川梓潼一帶流傳張亞子生前好學能文、樂善好施，死後顯靈佑民的傳說；這一傳說與當地梓潼神廟信仰逐漸融合。宋元之際，朝廷屢次加封，地方志書與碑記中可見梓潼帝君、文昌帝君互相混稱的情況。
《文昌帝君陰騭文》以帝君訓誡世人的形式，將積德行善與受福相聯繫，呈現文昌信仰的勸善教化內容。其要求涵蓋孝親敬長、救濟困苦、興辦義塾、戒殺放生與愛惜字紙等日常實踐。註
名稱與星官記載
《風俗通義》引《周禮》以槱燎祭祀司中、司命的規定，將司命解釋為文昌，並稱司中為文昌下六星。書中記載的司命祭祀以木刻人像為奉祀對象，居家另作小屋；齊地特別重視此祀，汝南諸郡也多有奉祀，通常於春秋兩季以豬祭祀。註
《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五所引《晉書》亦使用文昌作為天象的位置參照，記晉愍帝建興三年有枉矢自文昌北流，行至斗東。註
勸善思想與相關典籍
《文昌帝君陰騭文》以帝君自述十七世為士大夫的敘事起篇，稱其不曾虐民，並以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作為行善典範。文中又舉于公治獄、竇氏濟人，以及救蟻、埋蛇等故事，將善行與功名、福報相聯繫。註
此文重視存心與人倫，要求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和睦夫婦、教訓子孫及尊重師長，並勸人保持平等之心、寬容待人、舉善薦賢與責己饒人。在宗教實踐上，文本同時提及奉真朝斗與拜佛念經，主張報答四恩、廣行三教，也鼓勵講述道義與經史以教化他人。註
《文昌帝君陰騭文》的善行要求亦包括救濟饑寒、施棺安葬、興辦義塾、賑濟鄰里、施藥施茶、設置夜燈及造船助渡。文本提倡戒殺放生，要求留意蟲蟻、避免焚燒山林、捕殺禽鳥與毒害魚蝦，並禁止宰殺耕牛及丟棄字紙。對交易與人際關係，則要求秤量公平、寬待奴僕，不得侵奪財產、妒忌才能、挑唆爭訟、破壞婚姻，或仗恃權勢與財富欺凌他人。註
《冥罰淫律》附載的按語稱，清咸豐六年，文昌帝君在湖南醴陵縣降示《金科輯要》，將上帝所定的天律頒行人世，以懲罰惡行；按語又稱清光緒三年文武二帝奏請玉帝批准，頒示彰明陰律的輪科，並由諸仙述輯、飛鸞繕稿。這些降示敘述將文昌置於天界律令與人間善惡賞罰的關係之中。註
廟祠與地方教育
《康熙永定縣志》記載，康熙二十三年到任的知縣徐印祖曾重建文昌祠，重建的確切年次未詳。註
該志亦記文昌祠東設有社學，並在條下注明，順治八年，邑人熊興麟與生員鄭孫綬、張士美等共同呈請巡道趙映乘興建。文昌祠與社學在此形成相鄰的配置。註
《康熙永定縣志》的書院記載稱，盧公書院位於文昌祠左，為府同知盧裕礪署理縣事時捐俸建造，並記有朔、望聚集諸生講學的活動，興建年次未詳。該志另一處則列有兩所盧公書院，分別位於文昌祠東與西郊。註
文昌相關的廟學記載也曾受到禮制上的質疑。《水東日記》卷二十四評論《東里集》中的《寧國府學記》，認為其中記述文昌之事缺乏經典依據，國學制度亦無相應規定。註
祭祀與現代信仰
元明清三代，文昌廟宇分布於州縣、書院與城隍祠旁。明清兩代，文昌信仰進一步與書院制度、科舉實踐及地方教化網絡相互結合。傳統士子於赴試前禮拜文昌，祈求思路通達、臨場穩定，並期待獲得功名。這類祈願將求學與應試的期望寄託於神明庇佑。
文昌祭祀常見焚香、獻花、供燈、誦讀寶誥與設案祈願等形式，部分地區亦有於考季舉行文昌醮、開筆禮、魁星點斗等儀式。家庭與地方社群也可共同參與求學與考試的祝願。
科舉制度廢除後，文昌信仰延續於升學與各類考試的祈願。當代臺灣、閩粵、港澳及東南亞華人社會仍可見文昌廟與相關祭祀，其學業守護神的形象持續存在。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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