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營神旗

五營神旗

概述

五營神旗，又稱五營旗、五營頭旗、五營將軍旗，是臺灣與閩南地區道教科儀、民間信仰中極具代表性的營鎮法器。其功能不僅在於象徵「五營神兵」的駐紮與號令，更在於藉由旗幟、方位、色彩與符令的結合，建立一套可視化的神聖軍事秩序。五營系統通常分為東、南、西、北、中五營，以主神所統轄之兵馬鎮守村落、廟宇或壇場四至與中央，形成「外禦邪祟、內護香火」的空間格局。

就歷史地位而言，五營神旗雖屬民間道教與法教實作層面的器物，卻深深嵌入臺灣地方社會的宗教生活。無論是王爺廟、媽祖廟、城隍廟，抑或庄頭角頭的公廟，五營旗往往與「安營」、「犒軍」、「收營」等科儀相連，成為地方信仰共同體對神明兵馬存在的具體確認。其重要性不在於單純裝飾，而在於它實際標示了神明權力可及之境域，也標示了人群對安全、秩序與疆界的想像。

在道教體系中，五營神旗屬於「營兵信仰」與「方位鎮護」的實踐範疇，與正統經教中的結界、鎮壇、遣將、步罡等觀念互為表裡。若從道法傳統觀之，五營不只是地方性的民俗配置，而是一種將天、地、人、神、軍事秩序整合起來的法術結構。它以壇場為中心，透過符籙、旗幟、香火與祭品，將抽象的神兵概念轉化為可操作的宗教制度。

就地方文化而言，五營神旗亦是臺灣漢人移墾社會形成過程中，處理邊界、聚落與危機的重要象徵。當移民面對瘴癘、械鬥、旱澇與未知地景時，透過設營安旗，將聚落周邊神格化、軍事化，既可安定人心，也可鞏固共同體的領域意識。故五營神旗既是宗教法器，也是地方社會秩序的視覺化裝置。

歷史淵源

五營信仰的思想背景，最早可追溯至中國古代軍制的「五方」觀念，以及漢代以降道教對方位、營壘與神兵系統的整合。中國古典宇宙觀本有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之五方配色，並與五行、五方神靈、五色旗幟相互勾連。此一方位—色彩—軍事的對應框架，後來在道教中被吸納，發展為壇場結界與兵馬鎮護的觀念。雖然「五營」作為專名未必在早期經典中普遍出現，但其結構已可見於漢晉以來道法中的鎮方、召兵與禁制傳統。

就具體朝代而言，隋唐以降的道教法本與符籙系統逐步成熟，形成以道士、法師為中心的行法體系。唐宋之際，道教科儀中已普遍重視「遣將」、「安鎮」、「押煞」等技術，這些實務與民間所稱「兵馬」觀念漸次融合。宋元之後，隨著地方廟宇網絡擴張，神明不再僅是祈福對象，也成為地方防衛的軍事主體；兵馬、營將、旗令等元素遂進一步普及，形成以五方分營為核心的地方化信仰結構。

明清以來，五營兵馬與臺灣、閩南民間信仰密切合流。尤其在清代大量閩南、粵東移民渡臺之後，隨墾殖聚落建立，原鄉道法與地方守護觀念被帶入新開發地帶。各地村廟、王爺廟與庄頭公廟常設五營，作為「境」的神聖標誌。此一制度不僅反映民間對瘟疫、煞氣與孤魂的防範，也呈現出移民社會對土地控制與界域秩序的需求。臺灣地方志、廟碑與科儀抄本雖未必完整記錄五營形成史，卻可從「安營」、「犒軍」、「送王」等儀式中，清楚看出其在清代已相當普遍。

若論文獻來源，五營神旗在正統《道藏》中不以獨立經名出現，但其法理可與《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以及諸類結界、鎮宅、遣將經法相參。至於民間操作層面，則多見於道壇科本，如《安龍奠土科儀》、《敕營結界科》、《犒軍科》、《收營科》等抄本系統。由此可知，五營神旗並非孤立器物，而是由經典法理、科儀技術與地方社會需求共同塑成。

主要內容

五營神旗的核心，首先在於其明確的方位配置。一般而言，東營配青色，南營配紅色，西營配白色，北營配黑色，中營配黃色，與五行、五方及五色觀念相一致。此種配色並非隨意，而是將宇宙秩序投射於地理空間，使廟宇或聚落周遭形成一個被神兵保護的象徵性疆域。旗幟一旦插立，即表示該方位已由特定營將鎮守，並接受主神號令。

其次，各營所屬將帥亦帶有固定的民間傳統。常見說法中，東營主帥為張基清或張聖者，南營主帥為蕭其明或蕭聖者，西營主帥為劉武秀或劉聖者，北營主帥為連忠宮或連聖者，中營則多奉中壇元帥哪吒太子或稱李哪吒為總帥。這些人物未必皆屬經典神譜中的正統大神，卻在民間長期透過傳說、科儀與口傳而定型，構成五營系統的擬人化軍隊結構。其作用在於讓神兵有可號令之將、有可區辨之營，使信眾在儀式中能夠清楚理解「誰在守哪一方」。

再次，五營神旗的形制與設置方式也相當多元。常見者有三角形令旗，旗面書寫營別、將名、符號或敕令；亦有以竹竿為幹，上懸色旗、符筒、綁紅繩或插竹葉者，俗稱「營頭」或「營旗」。有些廟宇於境界四角與中央各設一營，亦有採前後左右與中央五點佈局者，視地方地形與廟務習慣而定。其共同點在於：以具體可見的旗幟，將無形的兵馬與邊界固定下來。

再者，五營神旗並非長期靜置之物，而需依科儀活化。當廟方舉行建醮、遶境、驅疫、祈安或送王等活動時，道士或法師會透過「請營」、「調營」、「放營」、「收營」、「犒軍」等程序啟動神兵。所謂「請營」，是召請營將降臨；「調營」，是調度各營兵馬配合任務；「放營」與「收營」，則分別象徵解除與歸復神權。科儀進行時，香案、法器、符籙與步罡互相配合，使五營神旗從靜態符號轉化為動態神力的樞紐。

五營兵馬的運作也具有明顯的空間政治意義。聚落設營，往往等於劃定「廟界」與「庄界」，使信仰空間與日常生活空間重疊。民眾進出此界，需知有所守護者，也有所禁忌者。這種以神兵為中心的空間想像，使村庄不只是地理單位，更是由神明統攝、由旗令標示的宗教共同體。從人類學觀點看，五營神旗是將不可見的神靈秩序「景觀化」的典型例子。

相關典籍

與五營神旗最直接相關者，首先是各類道壇科本與民間抄本，例如《安龍奠土科儀》、《敕營結界科》、《犒軍科》、《收營科》、《請營科》與《安營立界科》等。這些文本多不屬於單一固定版本，而是在不同法師系統、地區傳承與壇口脈絡中流傳，內容常包含符式、咒語、步罡與祭品規格，是理解五營制度的第一手材料。

就經典背景而言，可參照《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以及《道法會元》中有關遣將、鎮宅、結界的諸科。這些經典雖未直接專章論五營，卻提供了安鎮方位、役使神將、調攝陰陽的理論基礎。若從地方道法實踐出發，亦可參考《閭山科儀》、《法主科本》及各類王爺醮與境主廟誌所收錄的營兵儀式記載。

《道法會元》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 《安龍奠土科儀》 《敕營結界科》 《犒軍科》 《收營科》 《請營科》 《安營立界科》

文化影響

五營神旗在臺灣文化中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空間治理與地方界定上。許多村落以五營位置標示庄界，將廟前、路口、海邊、山頭或田埂化為神聖防線。這使五營不僅是宗教物件，更是社會地景的一部分。對地方居民而言，營頭所在即為神明巡防範圍所在，透過日常供奉與定期祭拜，形成一種長期穩定的境域倫理。

其次，五營神旗也是節慶儀式與社群互動的重要媒介。每逢遶境、安醮、慶成或歲時祭典，信眾常備簡單牲禮、酒飯、糖果至營前「犒軍」，表達對兵馬的感謝與慰勞。此類儀式看似簡樸，實則維繫了庄內分工、信眾參與與廟務協調。尤其在地方社會中，五營往往由不同角頭、家族或陣頭共同維護，成為凝聚社群認同的重要機制。

再者，五營神旗在工藝與視覺文化上亦具有深遠影響。其色彩配置、旗面書符、旗桿裝飾與營頭佈局，常見於廟宇彩繪、剪黏、木雕與法器設計之中，並進一步滲入王船、神轎、陣頭與科儀文書。從美學角度看，五營神旗將軍事象徵、五行秩序與地方審美融合為一，形成臺灣民間宗教中獨特的視覺語彙。從宗教社會學角度看，它則是地方信仰得以延續、更新與內化的重要媒介。

五營神旗在今日仍持續活躍於臺灣與閩南各地，顯示其並非僅屬「古俗遺存」，而是具有強韌生命力的在地宗教技術。無論是都市化社區中的宮廟營頭，或鄉村地帶的庄頭五營，皆可見其作為地方認同與神聖防衛象徵的功能。它使信眾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仍能透過旗幟與儀式維持對「境」的想像，並重申人神共構的秩序。

若從道教史觀來看，五營神旗正好體現了正一道法、民間法教與地方信仰交會之處。其一方面承襲經教中結界、遣將、鎮宅的法統，另一方面又在地方社會中生成具體而靈活的操作模式。此種「由經入俗、由法成俗」的歷程，說明臺灣道教並非單純複製經典，而是在移民社會、地方政治與日常生活中，持續重構神聖技術。五營神旗之所以重要，正因它是這一重構過程最可見、也最可感的象徵之一。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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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五營神將與五方五色令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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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妙經

校對記錄

• 2026-04-21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4-21 論文：+5篇
• 2026-04-26 將《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列為可參照經典不太恰當；此經主要是安宅辟邪、護宅類經典，和五營神旗的直接關聯不明，屬於牽連過度，但非明顯硬性錯誤。
• 2026-04-26 「中營則多奉中壇元帥哪吒太子或稱李哪吒為總帥」表述有些混雜；一般較常見的稱呼是中壇元帥、太子爺、哪吒三太子，直接寫成「李哪吒」較少見且不夠標準，但不算明顯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