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岳英靈集
《河岳英靈集》為唐代殷璠所編詩歌總集，屬於中國詩歌選本傳統中承上啟下之重要著作。其性質雖非道教經典，亦不入道藏七部分類，然在中國典籍學與文學經典化史上，具有近乎「選經」的地位：它以嚴格標準從盛唐詩人中擇取精華，藉由編者的審美判斷與批評話語，塑造一代詩風之典範。若從道教典籍分類的角度觀之，本道書不屬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任何部類；但就其保存「一代英靈」之文本意識而言，仍可視為唐人文化精魄之集成，與道家所重「真」「靈」「自然」的審美旨趣有相通之處，故後世研究唐代思想者常會將其置於廣義的宗教—文學文化背景中考察。 《河岳英靈集》全書共三卷，今傳本一般收詩人二十四家，作品二百三十四首，現存二百三十首，散佚者少數。所錄詩人主要活動於開元至天寶年間，時間上大抵涵蓋盛唐詩歌由成長、繁盛而漸趨轉折的階段。殷璠不以官位高下取人，而重其「風骨」「興象」「才情」與「氣格」，故入選者多為當時文壇名家，如李白、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亦有若干名聲未必顯赫而作品極具典型性的詩人。此種選錄方式，使本書不僅是詩歌作品彙編，更是唐人詩學評判標準的實證材料。 從學術地位言之，《河岳英靈集
河岳英靈集
概述
《河岳英靈集》為唐代殷璠所編詩歌總集，屬於中國詩歌選本傳統中承上啟下之重要著作。其性質雖非道教經典，亦不入道藏七部分類，然在中國典籍學與文學經典化史上，具有近乎「選經」的地位：它以嚴格標準從盛唐詩人中擇取精華，藉由編者的審美判斷與批評話語，塑造一代詩風之典範。若從道教典籍分類的角度觀之，本道書不屬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任何部類；但就其保存「一代英靈」之文本意識而言，仍可視為唐人文化精魄之集成，與道家所重「真」「靈」「自然」的審美旨趣有相通之處，故後世研究唐代思想者常會將其置於廣義的宗教—文學文化背景中考察。
《河岳英靈集》全書共三卷，今傳本一般收詩人二十四家，作品二百三十四首，現存二百三十首，散佚者少數。所錄詩人主要活動於開元至天寶年間，時間上大抵涵蓋盛唐詩歌由成長、繁盛而漸趨轉折的階段。殷璠不以官位高下取人，而重其「風骨」「興象」「才情」與「氣格」，故入選者多為當時文壇名家，如李白、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亦有若干名聲未必顯赫而作品極具典型性的詩人。此種選錄方式，使本書不僅是詩歌作品彙編，更是唐人詩學評判標準的實證材料。
從學術地位言之，《河岳英靈集》是研究盛唐詩風最重要的選本之一。它所保存的作品，往往為後世總集、別集、類書、筆記所徵引，對唐詩傳播與定型影響深遠。更重要的是，殷璠在《敘》與《論》中所提出的文學觀念，構成唐代詩學批評的重要環節：他主張詩應有骨力、情思與自然神韻，反對空華浮靡，並以具體評論區分諸家短長。由此，本書既是選本，也是批評文本；既記錄作品，也建構「盛唐」的審美標準。
就典籍性質而言，《河岳英靈集》屬於文學總集，而非宗教經典。然而若採中國傳統「經—史—子—集」的廣義分類，本書明顯歸入「集部」之範疇，並在唐詩選本史中佔有樞紐位置。其價值不僅在於「存詩」，更在於「定詩」，即透過編者的眼光，將某一時代的審美高峰加以制度化、經典化。此一過程，與道教經典在歷史中層累成形、經師傳授、科儀實踐相互結構的方式，亦可作類比性觀察，但二者在本體上仍屬不同系統，需加以區辨。
成書背景
《河岳英靈集》成書於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之後、安史之亂前夕，或大約在天寶中後期至乾元初年之間，具體年代學界尚有分歧，待考。殷璠生平資料極少，史傳闕如，僅能從其選本內部推知其為中晚唐以前之文學批評家，且對當時詩壇動態極為熟稔。其編選意圖，顯然不只是保存佳作，而是對盛唐詩歌提出一套帶有價值排序的評選機制：藉由二十四家作品的組合，構造出一個「河岳英靈」式的理想詩壇圖景。
今本《河岳英靈集》通行者多依宋元以來的傳抄、輯佚與校勘而成，版本系統較為複雜。唐宋以後此書散見於多種總集、類書與詩話徵引，原本全貌早有殘缺，今人多憑*《[[四庫全書總目*》]]、明清刻本與近代輯本互校。其傳本中常見的問題，包括詩題、篇數、作者歸屬及個別字句異文。由於殷璠原書自唐末以後流傳不廣，後世所見多為間接保存本，故在版本學上宜採審慎態度；凡涉及篇數增減、篇章次第與別集互見之處，皆應標示「待考」。
在託名問題上，《河岳英靈集》一般認為確為殷璠所編，並非後人偽託。然殷璠其人之可考史料甚少，故其「作者」身份多從文本推定而得。此與唐代許多詩文選本、類書編纂者相似：其人未必以仕途與傳記見長，而往往以選錄、品評、整理文獻而留名。從文學史角度看，殷璠的姓名不只是一個編者標記，更代表一種唐人詩學批評的主體位置；其價值在於「評」而不在「傳」。
主要結構
《河岳英靈集》今傳本大致分為三卷。卷一所錄多為開元、天寶之際的重要詩人，偏重山水、田園與初盛唐過渡之作；卷二、卷三則多收邊塞、行旅、送別、遊宴等題材，並集中呈現盛唐詩歌的多元風貌。各卷之間並無嚴格按題材分類，而更像依編者整體審美配置而排布。今本通常列有殷璠《敘》與《論》置於前，後附各家小傳或簡評，接著正文依作者分列詩篇。
卷一常見收錄者有常建、崔顥、儲光羲、陶翰、劉慎虛、王昌齡等；卷二、卷三則多見李白、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祖詠、綦毋潛、綦毋潛等名家及若干較少傳世之詩人。不同傳本在作者排序、詩篇收佚與篇目標題上略有出入。若依現行通行本，則全書約可概括為「選錄二十四家，詩二百三十四首，今存二百三十首」；若依某些輯佚本，則部分詩篇尚可與他書互證，篇數亦可能有細微差異。
此外，書前殷璠《敘》與《論》可視為全書的理論總綱。《敘》主述編選緣起與標準；《論》則逐家評論，對各作者之得失、風格、氣象作出簡要判斷。此種「前有總論、後附品評」的結構，與後世詩話、詩品、選本的體例有相當大的影響。就篇章功能而言，《河岳英靈集》不是單純的作品彙刊，而是「以選立論、以論釋選」的整體文學批評系統。
核心思想
其一，殷璠的核心思想是以「風骨」為詩歌之本。所謂風骨，兼具文辭的挺勁與精神的骨力，非徒辭采華美即可。殷璠選詩，明顯不取過分柔靡、雕飾與矯飾之作，而偏重能顯示作者胸襟、氣度與真實情感的篇章。這種取向，標舉了盛唐詩歌的陽剛氣象，也確立了後世評唐詩「骨氣」一類術語的重要性。
其二，本書重視「興寄」與「自然」。殷璠對某些作品的推重，往往不在於詞藻堆砌，而在於能否以景起情、以物寓意，使詩意自然流行。這與唐代由初唐宮體而轉向盛唐山水、邊塞、隱逸、行旅等多元題材的發展密切相關。殷璠所肯定的，不只是某一種題材，而是題材背後的真氣與真境；詩人若能不矯飾、不造作，便能近乎「自然」之境。
其三，殷璠主張以人格與詩才並重來評價作品。書中所選二十四家，多為「淹蹇之士」，即仕途受阻、命運多舛而詩名卓絕者。此一選錄標準，顯示殷璠並不認同以官階定文學高下，而是將詩歌視為性靈與才情的發聲。換言之，詩之價值不在依附權勢，而在呈現個體生命的真實與獨立。
其四，《河岳英靈集》所建構者，是一種「盛唐」典範。殷璠以編者身份重新組織詩壇，實際上參與了唐詩史的書寫：他將某些詩人置於中心，另一些則退居邊緣，從而形成後世熟悉的盛唐詩人譜系。這種經典化過程，對宋以後詩學、選本學、唐詩學的發展，具有奠基意義。
重要段落
《敘》云：「唐興二百餘年，文道之盛，莫與開元、天寶相接。」 白話：唐朝建立二百多年來，文學之道最興盛的時期，沒有哪個時代能比得上開元、天寶年間。
《敘》又云：「近者開元二十餘年，天下文人，幾於海內，若河山英靈，發為篇什者，實繁有徒。」 白話：近二十多年來，天下文人幾乎遍及四海，就像河流山岳的英華靈秀，化成詩篇的人實在很多。
《敘》又云：「然則風雅之道，斯文之首；而聲律之妙，獨標於一時。」 白話：如此說來，風雅之道是文學的根本；而聲律的精妙，則在當時獨樹一幟。
《論》云：「王右丞詩，風味都美，尤工五言。」 白話：王維的詩風格韻味都很美，尤其擅長五言詩。
《論》云：「李太白才逸氣高，蓋天仙之詞，非人間所能有也。」 白話：李白才情超逸、氣格高遠，像是天上仙人的詩句，不是人間一般作者所能比擬的。
《論》云：「王昌齡詩，翰飛戎塞，寄興深遠。」 白話：王昌齡的詩筆力飛動，常寫邊塞題材，寄託情思深且遠。
《論》云：「高適詩，體格遒勁，意氣雄壯。」 白話：高適的詩體勢骨力強勁，情意與氣勢都雄渾豪壯。
《論》云：「孟浩然詩，語淡而味永，筆簡而神足。」 白話：孟浩然的詩語言淡雅卻回味悠長，筆法簡潔卻精神充足。
以上引文為《河岳英靈集》流傳最廣、最具代表性的評語之一，然不同版本在個別字詞上或有異文，若據他本校勘，細節仍待考。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河岳英靈集》本非道教經典，故無直接對應之神靈、宗派與科儀傳承；但若從唐代文化宗教背景觀察，書中所呈現的詩歌氣象，與道教所重清真、自然、沖和之審美頗可互參。其所錄李白、王維、孟浩然等人，皆與山水、隱逸、清修之境相關，後世研究常將其與全真道式的尚真精神作類比，然此乃後見之會通，非歷史上直接關係。另有研究者從唐代士人文化談及其與三清信仰、齋醮文辭、上清傳統之關涉，惟此類連繫多屬廣義文化背景，應慎辨，不可冒認為本書原義。
學術地位
在唐詩學史上，《河岳英靈集》是與《國秀集》《中興間氣集》《才調集》等並列的重要選本，但其意義尤在於早期、集中且帶有明確批評立場。它保存盛唐詩歌原貌的能力，使之成為唐詩文本校勘、作者歸屬、佚詩輯補的重要依據。對李白、王維、孟浩然、王昌齡、高適、岑參等詩人作品的流傳，本書皆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從文學批評史看，殷璠的價值在於他不只是「收詩」，更在於提出了具有判準意義的批評語彙：風骨、氣格、興寄、自然、才情等，皆由此類選本得以具體化。後世詩話與詩選，往往在不同程度上繼承此一路徑，形成「以選證評、以評導選」的傳統。若無此類選本，盛唐詩的經典面貌未必如此穩固。
從版本學與輯佚學看，《河岳英靈集》亦是一部典型的唐人總集殘本案例。其原書佚失、異文繁多、傳抄系統複雜，促使近代學者長期進行校訂、輯補與辨偽工作。傅璇琮等現代唐詩研究者，皆曾就其作者、成書年代、作品真偽與詩人群體進行深入討論。這使本書不僅是文學史資料，也成為方法論上的案例：如何由殘缺文本重建盛唐詩史圖景。
學術評價
學界普遍認為，《河岳英靈集》對盛唐詩的保存與定型居功甚偉。若論其長處，在於選目精審、批評明確、審美眼光高峻，能將不同風格的詩人納入同一盛唐框架之中，既顯多樣性，又保整體性。尤其對那些後來成為唐詩正典的作者，本書提供了重要的早期證據，因此其文獻價值不亞於一部唐詩「標準答案」式的資料庫。
但也有學者指出，殷璠的選擇帶有鮮明主觀性，並非純粹中立的文獻保存。他對風格的偏好、對人格的想像、對「英靈」概念的運用，皆在塑造一種理想化的盛唐敘事。因此，本書雖重要，卻不能簡化為客觀史料；它同時是詩學立場、文化政治與審美權力的體現。若將其與同時或稍後的選本互參，方能較全面理解唐詩經典化的歷程。
總體而言，《河岳英靈集》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具有三重地位：其一，作為盛唐詩的保存者；其二，作為唐代詩學批評的載體；其三，作為後世經典建構的範例。凡研究唐詩、唐代文學批評、總集學、版本學者，皆不能不重視此書。其雖非道教經典，卻以「英靈」為名，呈示一種超越具體詩篇的文化精神：才情、氣象、自然與真率，皆為中國文學與道家美學可相互照映之處。
校對記錄
- 2026-05-06 確認錯誤：《河岳英靈集》的成書年代表述過於靠後且與一般認知不符。此書通常認為成書於開元二十五年前後至天寶初年，屬盛唐中期；文中寫成「開元、天寶年間之後、安史之亂前夕，或大約在天寶中後期至乾元初年之間」偏向乾元初年，明顯後延。 → 正確：《河岳英靈集》一般認為成書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前後至天寶初年，屬盛唐中期；將其說成「開元、天寶年間之後、安史之亂前夕，或大約在天寶中後期至乾元初年之間」確有明顯後延。
- 2026-05-06 確認錯誤：書中所列今存篇數前後不一致。前文說「現存二百三十首」，後文又說「今存二百三十首」；但更常見的通行說法是全書原收234首、今存230首，這裡把「散佚者少數」與「今存二百三十首」連用沒有問題，但需注意前後表述一致。此處不算硬性錯誤，但屬明顯需校正的數據表述。 → 正確：《河岳英靈集》通行說法多認為原收234首，今存230首；「作品二百三十四首，現存二百三十首」本身與通行說法一致，但前後若同時又以其他方式表述，需保持一致。
- 2026-05-06 確認錯誤：卷次與作者分布有明顯重複/不合理之處。文中說「卷二、卷三則多見李白、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祖詠、綦毋潛、綦毋潛等名家」，其中「綦毋潛」重複列出，屬明顯編輯失誤。 → 正確：「綦毋潛」在同一句中重複列出，屬明顯編輯重複。
- 2026-05-06 確認錯誤：「今本《河岳英靈集》通行者多依宋元以來的傳抄、輯佚與校勘而成」表述過泛，容易造成原書與今本同源於宋元輯佚的誤解。更準確應說今傳本主要為後世抄本、輯佚本與校勘本，並非可直接簡化為『宋元以來傳抄而成』。 → 正確：「今本《河岳英靈集》通行者多依宋元以來的傳抄、輯佚與校勘而成」表述過於籠統，容易造成今本來源被簡化為宋元傳抄本的誤解；更準確應區分後世抄本、輯佚本與校勘整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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