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

中國哲學史大綱

概述

《中國哲學史大綱》是中國現代學者胡適所著的先秦哲學思想史專著，全書原為胡適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期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1917年胡適歸國後，以此為基礎編寫成在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的課程講義。全書共十二篇，十餘萬字，1919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旋即轟動學界，不過兩月便再版。此書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地位，被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學術成果之一。

歷史淵源

胡適於1910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期間，胡適開始以西方近代學術方法重新審視中國古代哲學，並完成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1917年，胡適獲得博士學位後歸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主授「中國哲學史」課程。為授課所需，他將博士論文改編為講義，這便是《中國哲學史大綱》的由來。

1918年7月，胡適對講義進行整理，同年8月請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本書正式出版，為「中國哲學史大綱」叢書之上卷。此書出版之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其以西方學術方法和批判精神重構中國哲學史的嘗試，在當時學界引起巨大反響。

主要內容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主要涵蓋中國先秦時期的哲學思想，系統地介紹了從老子、孔子到韓非子等先秦諸子的哲學思想與學說脈絡。本書的核心學術貢獻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研究方法創新：胡適採用近代西方學術的實證方法，重新考證和詮釋中國古代哲學文獻。他將自己的論述作為正文，以大字頂格書寫；而將引用古人的原話，以小字低一格寫下。這種編排方式打破了傳統注疏體例的格局，體現了以研究者本人為主導的新學術精神。

史料批判態度：胡適本著實證主義精神，對古代文獻進行大膽的考證與取捨，不盲從前人成說，敢於提出異見。

哲學史觀的建構：本書首次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詮釋中國古代哲學方法的演變過程，試圖揭示哲學思想的發展規律。

然而，梁啟超在評價此書時也指出：「凡關於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這一看法後來也為部分學者所認同。

學術評價

蔡元培在書序中高度評價此書有四種長處：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與系統的方法。胡適本人對此書亦頗為自信，宣稱「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認為此書使中國哲學史研究「變色」，奠定了近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範式。

馮友蘭回憶指出，胡適此書在編排形式上的創新——以自己的話為正文、引用古人的話低一格——標誌著學術研究從以古人為主轉向以研究者為主，是「五四」時期學術現代化的重要表現。馮友蘭亦承認：「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梁啟超則從批評的角度指出，此書在知識論方面多有「石破天驚的偉論」，但涉及宇宙觀、人生觀的部分則往往失之淺薄。後世學者比較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時，一般認為馮友蘭的著作更為完善。

未竟之業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僅完成上半卷，記述先秦時期的哲學思想。雖然胡適在有生之年曾多次承諾完成下半卷，記述兩漢以降的中國哲學發展，但終其一生未能如願。此書因此成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與胡適的另一部重要作品《白話文學史》同樣只有上卷，世稱胡適「善作半卷書」。這一遺憾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著名公案。

文化影響

《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對中國現代學術發展产生了深遠影響：

1. 學術範式的轉變：此書開創了以近代西方學術方法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先河，影響了此後數代學者的研究取向。
2. 思想啟蒙的作用：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術成果之一，此書傳播了科學精神與批判意識。
3. 教育體制的革新：此書作為大學教材，推動了大學文科教育的現代化進程。

相關典籍

• 胡適：《白話文學史》（亦僅存上卷）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博士論文原稿）

來源

• 維基百科：〈中國哲學史大綱〉（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5%93%B2%E5%AD%B8%E5%8F%B2%E5%A4%A7%E7%B6%B1）
• 王汎森：〈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的英文《中國思想史大綱》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