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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儒家是起源於中國、由春秋晚期孔子開創的思想學派，承繼周代禮樂傳統。其思想以仁義、道德修養與倫理秩序為核心，重視家庭倫常、教育及仁德政治，歷經漢代儒學、宋明理學與現代新儒學等不同發展形態，並傳播至朝鮮、日本、越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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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

摘要

儒家是起源於中國、由春秋晚期孔子開創的思想學派，承繼周代禮樂傳統。其思想以仁義、道德修養與倫理秩序為核心，重視家庭倫常、教育及仁德政治，歷經漢代儒學、宋明理學與現代新儒學等不同發展形態，並傳播至朝鮮、日本、越南等地。^註

名稱與思想性質

儒字的早期意義與儒家學派的形成，是相關研究討論的問題。《入世與出世：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將早期儒者解釋為從事葬禮、祭祀等宗教禮儀的職業者，並認爲孔子及其弟子的教育活動，使儒的意義逐漸轉向道德教化，形成重視家庭倫常、實踐成就與道德精神的學派。^註

儒家的宗教性也是近現代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有研究將其與道德教育、倫理責任及日常生活相連，認爲儒家精神兼具世俗實用與終極超越的面向。這類討論關注信仰、內向超越及生命實踐，也指出精神性的儒家與民間儒家之間存在相互滲透的關係。^註

起源與先秦發展

孔子（西元前551年至前479年）生活於春秋晚期，對周公及西周禮樂文化深懷敬意。周代的禮既涉及祭祀與事神致福，也具有維護社會秩序、施行政令與安定國家的功能。孔子承繼這一文化傳統，將道德教化與人的德行置於重要地位，並推動教育向一般人開放。^註

孔子之後，孟子、荀子承接其思想而各有發展，成為戰國儒學的重要代表。《韓非子》〈顯學〉以八支儒學概括儒家的分化，涉及子張、子思、孟氏、孫氏等分支。《先秦雜家研究》指出，這一記載概括的是戰國時期較長時間的學派分化，並非僅指孔子去世後數十年的情況，也未完整涵蓋各支儒學。^註

儒學的發展伴隨文獻整理、教學與諸子論辯。《論語》保存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孟子》《荀子》則呈現戰國儒者各自的思想建構。儒家禮儀與政治主張也成為其他學派批評的對象，例如《墨子》〈非儒〉批評儒家禮儀繁瑣，法家與《莊子》亦對儒家提出不同方面的質疑。^註

秦漢至隋唐

關於秦代儒家的社會影響，有研究援引《史記》所載扶蘇諫言，指出扶蘇擔憂嚴厲處置尊奉孔子的諸生會造成政治不安。秦簡《爲吏之道》也受到儒道思想研究的注意；相關論文將其中寬容忠信、愛民、以身作則及重義的要求，解讀為官吏倫理吸收儒家思想的表現。^註

西漢初期，黃老思想受到統治者重視，儒者亦參與新王朝的政治秩序建設。叔孫通為漢高祖制定朝儀，陸賈則透過《新語》闡述以道德、仁義治理國家的主張。至漢武帝時，儒學的政治地位提高，經典傳授與儒生受到朝廷重視，成為漢代儒學發展的重要轉折。^註《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七期的相關論述稱，漢武帝時儒學定於一尊，儒生因而受到寵用。^註劉建軍的研究另稱，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註

漢代儒學的內容也在與其他思想的交流中變化，董仲舒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先秦雜家研究》認爲，《春秋繁露》以陰陽五行與天人感應建構思想體系，吸收道家無為等觀念，同時突出儒家以仁義治理的主張。該研究據此將漢儒的思想形態與先秦孔、孟、荀之學加以區別。^註

魏晉時期，名教與自然的關係成為儒道會通的重要論題。《唯物史觀視域下儒家與道家處世思想比較研究》將當時儒學的處境概括為失去獨尊地位，但認爲仁愛理念仍持續受到重視，綱常名教也仍被統治者運用。《世說新語》思想的相關研究則關注寒門庶族對積極任事的儒家精神之認同，並強調書中儒道思想並存的性質。^註

隋唐時期，儒學與佛教、道教並行。《唯物史觀視域下儒家與道家處世思想比較研究》認爲，隋代統治者重新重視儒家教化與倫常秩序。唐代三教的地位及相互關係受到朝廷政策與教義論爭影響，儒家倫理既被用來批評佛道，也成為各教調適自身主張的思想資源。唐代儒家經典的整理成果包括《五經正義》。^註

中唐儒學復興與古文運動密切相關，探索儒家之道及重建政教秩序成為重要課題。晚唐皮日休、陸龜蒙承接韓愈的古文理念，重視文章的政教功能，以儒家思想回應時局。〈皮日休、陸龜蒙與道家——晚唐儒家復興的一個側面〉指出，兩人具有鮮明的儒家認同，但其思想也與其他傳統相連，不能僅以排拒佛老概括。^註

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將心性、形上本體與修養工夫發展為重要思想課題，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人形成各具特色的學說。葉玲君認為，宋明理學形成過程中，天台山釋道文化對其影響巨大。^註葉玲君並指出，宋代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曾融集天台宗佛學。^註近現代哲學史著作也使用新儒家或新儒學指稱宋明道學、理學；這一用法與指稱近現代思想群體的現代新儒家有所區別。^註

明代王陽明發展心學，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與致良知為重要主張。他承接孟子的良知思想，將道德判斷與實踐相連，強調在具體行事中實現良知。相關研究亦從《周易》詮釋與修養工夫的角度，探討其心學建構。^註

近現代轉型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傳統儒家倫理受到批評，儒學面臨重建與轉型。現代新儒家遠承孔孟思想，近接宋明心性之學，並融攝西方哲學與佛學，以回應新的時代課題。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是這一思想潮流中受到研究的重要人物。^註

現代新儒家的範圍與代際劃分並不完全一致。〈錢穆對禪宗的論衡〉指出，部分研究把錢穆納入現代新儒家，但錢穆對歸屬特定學派有所保留。據該文轉述，他接受不同時代的儒學隨環境而更新的理解，卻不認同以單一名稱籠統概括當時海外講論儒家思想的學者。^註

倫理與修養

仁是儒家倫理的核心，基本意義在於愛人，並透過家庭與人際關係展開。禮則涉及行為規範、禮儀及社會秩序，使道德要求具有具體的實踐形式。孔子把仁與禮相連，使禮樂的意義深入人的道德自覺，而不僅停留於外在儀節。^註

義重在行事合宜，是評斷行動是否正當的準則。孔孟在義利抉擇上重視道義，孔子以義利取向區分君子與小人，孟子則進一步強調道義的優先性，並批評上下競逐私利可能危及國家秩序。這一義利觀也與儒家對責任、勇氣及舍生取義的重視相連。^註

孝悌是儒家家庭倫理與仁愛實踐的重要基礎。孝要求子女敬愛父母，兼顧物質供養與精神上的尊重；悌涉及對兄長的敬重。孔子對孝的說明包括父母生前的奉事，以及死後的安葬、祭祀皆依禮而行，並強調供養須出於敬意。孟子承接這一思想，將親親、敬長與人性及道德能力相連。^註

忠恕是儒家處理人際關係的重要原則。忠強調盡己承擔責任並扶助他人，恕則要求推己及人，不把自己不願承受的事加諸他人。儒家修養亦重視誠、慎獨與自省，透過檢視言行、修正過失及維持表裡一致，將道德要求落實於自身與日常交往。^註

人性與心性

孟子主張性善，將人的道德能力與親親、敬長及向善的實踐相連；荀子則主張性惡，並重視情與欲的關係。李興達的研究將孟子四端與仁、義、禮、智四種道德價值相連，並稱四端為人固有的天性。^註漢代揚雄在《法言》中提出人性兼具善惡的說法。對揚雄人性論的定位，研究者既有將其視為調和孟荀的解釋，也有認爲其本質更接近荀子性惡論的看法。^註

宋代張載提出心統性情的命題，朱熹對此予以高度評價。這一命題把心、性、情放在相互關聯的架構中，討論道德根據、情感發動及修養實踐。《張載的理論建構及其道家觀念叢》認爲，張載的心性思想兼有儒家道德價值與道家自然質性的脈絡。^註

近現代對儒家人性論的詮釋亦有分歧。有關孟子人性論的研究轉述傅佩榮的觀點，指出他傾向以人性向善解釋古典儒家，將善理解為人際間適當關係的實現，強調潛能須經自由選擇與行動而成就。該研究也追問，這種解釋是否充分符合孟子性善說的原意。^註

政治思想

儒家政治思想重視統治者的德行、教化責任與施政表率。孟子承接孔子的德治思想，提出仁政與王道，要求政治以仁義為依據，並批評以擴張勢力及逐利為主要目的的霸道。政治秩序的維持因而與愛民、修身及道德責任相連。^註

有關孟子在宋、滕兩國實踐仁政的研究，把仁政的作用區分為政治權威的道德評價尺度與實際治理的創制活動：前者要求政治權威具備仁政內容，後者則要求仁政回應現實問題並提出可行方案。該研究指出，良好治理未必立即帶來政治權威的建立，但缺乏良好治理會使政治權威走向衰敗，因而孟子思想同時具有政治理想與現實批判的面向。^註

儒家的君臣與父子倫理也包含規諫的要求。先秦儒家以義評量君臣關係，臣下有進諫責任，在道義不合時亦可離去。《孝經》〈諫諍〉要求子女與臣子面對不義時提出規勸，將正當的道德判斷納入忠孝實踐。^註

儒家的社會理想也包括有序、和諧與互助。《禮記》〈禮運〉所描述的大同社會，將照顧範圍由自身家庭推及他人，使老人、幼者、孤獨者及有疾病者皆能得到安置與扶養。相關倫理研究將仁民愛物、成己成物與濟助弱勢，視為儒家從個人修養走向公共責任的重要內容。^註

教育與禮樂

孔子的教育重視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與誨人不倦，教育對象不限於貴族子弟。《周易大象傳之成書、體例與思想研究》指出，孔子教育的重要目標，是使一般人成為有德行與道德感的人，也培養能參與政治或學術的人才。儒家教育因此把知識學習、人格養成與社會責任相連。^註

音樂也是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領域。《先秦時期樂文化研究》認爲，孔子至荀子的音樂論述承接西周禮樂傳統，重視音樂對人心與德行的作用。該研究指出，先秦儒家對新興音樂的回應同時包含否定與改造，尤其著重使新聲能被禮所容納，不能概括為對所有新音樂的一律排斥。^註

經典

五經的傳統分類包括《易經》、《尚書》、《詩經》、禮類經典與《春秋》。禮學文獻中的《周禮》、《儀禮》、《禮記》合稱三禮，各有不同側重：《周禮》涉及職官與制度，《儀禮》詳述儀節及喪服等規範，《禮記》則保存禮義與儒家學術思想的論述。^註

四書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朱熹將《論語》《孟子》與原屬《禮記》的〈大學〉〈中庸〉組成研讀體系，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強調先讀四書，再進而研習五經，以經典義理貫通修身與治世。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四書章句集注》被列為科舉範式，其影響延續至明清。^註

十三經包括《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這一經典組合涵蓋經書、傳注、言行記錄及訓詁等不同性質的文獻。^註

與道家、道教的互動

儒家與道家的處世思想常被放在一起比較。《唯物史觀視域下儒家與道家處世思想比較研究》將儒家的特點概括為注重人事、主張有為及承擔家庭與國家責任，將道家的特點概括為尊重自然與倡導無為；同時認爲兩者在身心、人際、社會及人與自然的關係上，皆有追求和諧的一面。這是該論文對兩家異同的比較解釋。^註

儒道思想的互攝亦見於漢代文獻。魏艷楓認爲，《淮南子》雖以道家為主旨，卻吸收許多先秦儒家倫理觀念與哲學概念；其中的儒家思想經黃老思想改造，又受到法家、墨家等思想影響，形成具有道家取向與多家整合特徵的儒學內容。^註

早期道教經典也吸收儒家的道德與治世主張。〈葛洪《抱朴子》「道本儒末」與魏晉玄學「會通儒道」之關係〉指出，《老子河上公章句》常將治身與治國並論，《太平經》以承負報應及治身、治國的協調闡述太平社會，《老子想爾注》則將積善立功、忠孝仁義納入修道的道誡。^註

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出道本儒末，透過本末關係連結儒道。相關研究指出，他一方面運用道家本體論與魏晉玄學的論述方式，另一方面又批評部分老莊思想及玄風；《抱朴子外篇》多論時政、君臣與儒教，也涉及刑法治國。因此，其儒道關係須結合內外篇的不同論述理解。^註

《道藏》保存了儒家著作與含有儒家思想的道教文獻。〈儒道會通與《道藏》中的儒家著作〉將《素履子》《伊川擊壤集》等列為明《道藏》所收的儒家文獻，並指出《劉子》兼融儒家與黃老之學，論述舉賢任能、治國修身。這些文獻顯示儒道思想交流也體現在典籍的保存與編纂中。^註

儒者也以自身的倫理與治國思想詮釋道家經典。〈儒道會通與《道藏》中的儒家著作〉把司馬光《道德真經論》、蘇轍《道德真經注》及朱元璋《御注道德真經》列為以儒家思想解釋《老子》的例子；其中蘇轍多以仁義之說立論。呂惠卿《道德真經傳》則被歸為儒道相參、論述修身治國的注本。^註

以儒解莊的詮釋見於沈一貫《莊子通》。相關研究指出，沈氏把《莊子》對儒家仁義的批評，解釋為針對孔子去世後偏離其思想的小儒，並以儒家心性與人倫觀念評量莊學。在修養論上，他將真宰提升為核心，又用正己、格物等儒家觀念解釋心齋與坐忘，呈現鮮明的儒家詮釋立場。^註

宋代理學宇宙論與道家、道教的關係也受到討論。《劉基與道教關係研究》轉述陳鼓應等人的看法，將周敦頤《太極圖說》的宇宙生成論與道家、道教思想相聯繫，並討論程朱理氣論與張載氣論中的相通概念。該研究同時引述李錦全的提醒，指出抽象思想之間的相似，往往難以直接確定具體的影響方向。^註

儒家倫理亦進入道教的勸善與禮儀文獻。〈儒道會通與《道藏》中的儒家著作〉將《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等視為宣揚儒家倫理的勸善道經。《道教服飾制度研究》則認爲，道教喪服禮儀吸收儒家禮學文獻，並結合自身宗教需要形成制度。^註

儒道互動也見於地方社會。《明清河西道教研究》指出，明清河西的儒士透過主持或參與道教廟宇修建、設齋建醮等活動，選擇性地護持道教，藉以發揮地方教化功能。他們並以碑刻、方志及文集記錄相關活動，把儒家政治倫理與神道設教的宗旨帶入地方信仰實踐。^註

與佛教的互動

儒家倫理是中古佛道論爭的重要參照。道教曾藉儒家忠孝觀念批評佛教出家生活，佛教也運用儒家思想回應質疑。《釋法琳〈辯正論〉研究》指出，法琳在《辯正論》中討論孝治，回應出家修行與忠孝倫理的關係，反映佛教在中國文化環境中的調適。^註

近現代儒佛交流也伴隨論辯。黃文樹的研究指出，現代新儒家多曾涉獵佛學，並吸收其思想資源，但對佛法的解釋與佛教學者的理解有所不同。印順對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等人的相關論說提出批評，認爲部分解釋曲解佛學，並帶有抑佛揚儒的立場；這些評價屬於印順在儒佛論諍中的觀點。^註

東亞傳播與社會影響

儒家思想由中國傳播至朝鮮、越南、日本等地，成為東亞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吳偉明記述，近世琉球人閱讀中國經書；《易經》作為經書的影響有限。^註吳偉明的研究指出，近世琉球儒學重四書多於五經，並使用明清朱子學派的註釋書。^註其傳播與漢文經典、教育及政治文化相連，各地又依自身的社會條件加以取捨和發展。日本文化亦同時受到儒家、佛教與道家思想的影響。^註

朝鮮儒者李滉（1501年至1570年），號退溪，是朱子學的重要闡釋者。他以《朱子書節要》整理朱熹文獻，並透過《四書釋義》《三經釋義》說明儒家典籍；晚年的《聖學十圖》則組織太極圖、西銘圖、心統性情圖等材料，對道學與修養作系統性的整理。^註

越南儒學透過士人階層、教育與科舉逐漸擴展。關於《白雲庵詩集》與中國文化的研究指出，越南士人重視孔孟、漢儒及宋儒傳統，後黎朝時儒學的政治地位進一步提高，黎聖宗以儒家思想組織國家，教育與科舉是其中的重要途徑。^註

儒家倫理在中國殯葬文化中具有具體影響。先秦儒家把奉事亡者與奉事生者相連，將安葬、喪服及祭祀納入孝與禮的實踐。〈先秦儒家殯葬倫理思想〉認爲，這一傳統由個人倫理延伸至集體倫理，以禮儀規範指導殯葬行為，並賦予慎終追遠以社會教化的意義。^註

儒家倫理也影響史書對人物與方技的評價。《正史〈方技傳〉編纂研究》指出，正史的方技類傳常引用《論語》《孟子》《周易》等經典，並依仁義、倫理綱常等標準褒貶人物。這反映儒家價值在史學敘事與文化評判中的作用。^註

學界研究

經典被儒家接受，與其最初是否出自儒家作者，是不同的研究問題。《周易大象傳之成書、體例與思想研究》認爲，《大象傳》雖使用德、君子等詞，卻未出現仁義等儒家核心概念，據此質疑將其直接認定為儒家作品的說法，並推測其可能反映周公至孔子之間、儒道未分時期的思想。這是該研究對文本歸屬的判斷。^註

出土文獻研究也提供了比較早期儒道思想的材料。〈戰國時代的氣概念——以出土文獻為中心〉指出，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的儒家系統文獻，多從血氣、情感及精神作用討論氣，而道家系統文獻較著重氣與萬物生成的關係。該研究把差異解釋為兩家主要關懷方向不同，並認爲兩者皆接受了更早存在的氣概念。^註

儒家概念在跨文化翻譯中的意義亦受到研究。潘鳳娟對《禮記》翻譯史的分析指出，加略利依不同語境以禮儀、典禮、社會秩序、義務與道德等詞翻譯禮；理雅各也注意到禮具有多重意義，並強調中國經典中的宗教與道德面向。這些討論顯示，禮的理解與儒家思想的性質判定，會受到翻譯語彙及文化脈絡影響。^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52 種資料，點開查看

〈“入世”與“出世”:先秦儒道治世之道研究〉
〈唯物史觀視域下儒家與道家處世思想比較研究〉
〈金忠烈和方東美中國傳統哲學觀解析〉
〈錢穆對禪宗的論衡〉
〈論《白雲庵詩集》與中國文化〉
〈清代內丹家李涵虛「玄關一竅」的義旨〉
〈孔子天人合德思想研究〉
〈周易大象傳之成書、體例與思想研究〉
〈《禮記》蜡祭蠡探——兼論其社會功能〉
〈先秦儒家殯葬倫理思想〉
〈東漢桓帝老子之祭與道教的生成〉
〈先秦雜家研究〉
〈戰國秦代“西—雍”交通〉
〈略論秦簡《爲吏之道》中儒道思想的互補〉
〈經學研究集刊第二十七期〉
〈西漢初期倫理政治探微〉
劉建軍,〈東漢(張陵前)道教的成立——基于《論衡》所載史料的考察〉,2023,數位本影像頁34
《唯物史觀視域下儒家與道家處世思想比較研究》
〈《世說新語》儒釋道思想探析〉
〈葛洪《抱朴子》「道本儒末」與魏晉玄學「會通儒道」之關係〉
〈釋法琳《辯正論》研究〉
《儒道會通與《道藏》中的儒家著作》
〈皮日休、陸龜蒙與道家——晚唐儒家復興的一個側面〉
葉玲君,〈天台山——“和合文化”之源〉,2008,數位本影像頁24
〈劉基與道教關系研究〉
〈論當代儒學重構之問題與方法:以牟宗三與勞思光為例〉
〈王陽明易學思想研究〉
〈陽明詩歌與心學的互文闡釋〉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十四、十五期〉
〈屈原「同姓無相去」商榷──以「君臣義合」觀為重構之核心〉
〈俠觀念與諸家思想的關系〉
〈《醫道還元》“醫道”思想研究〉
〈孝道文化研究書目〉
李興達,〈先秦儒、道、墨三家論人之存在景況研究〉,2021,數位本影像頁52
〈揚雄《法言》諸子批判及其對儒學的發展〉
〈從嵇康《聲無哀樂論》論音樂與情感的關係〉
〈張載的理論建構及其道家觀念叢〉
〈孟子人性論研究中的《湯誓》引用〉
〈孟子仁政思想的內涵、現代難題與出路──以宋、滕兩國的仁政實踐為討論中心〉
〈熟習中國文化基本思想;提高古典詩歌讀講能力〉
〈周敦頤倫理思想研究〉
〈先秦時期樂文化研究〉
〈中文圖書分類法特藏總類〉
〈《淮南子》的儒家思想〉
〈沈一貫《莊子通》「以儒解莊」思想探論〉
〈道教服飾制度研究〉
〈明清河西道教研究〉
吳偉明,〈《易經》在近世琉球的流傳概述〉,2015,數位本影像頁13
〈道家思想對日本近世文化的影響〉
〈正史《方技傳》編纂研究〉
〈戰國時代的氣概念─以出土文獻為中心〉
〈後禮儀之爭時期耶穌會士韓國英的《禮記》翻譯——以「禮」與「宗教」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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