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以《歷代寶案》為核心史料，輔以明清歷次冊封使錄（陳侃《使琉球錄》、蕭崇業《使琉球錄》、夏子陽《使琉球錄》、汪楫《使琉球雜錄》與《冊封疏鈔》、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周煌《琉球國志略》、李鼎元《使琉球記》、齊鯤《續琉球國志略》、趙文楷與林鴻年諸家紀錄），重建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降至清同治五年（1866年）共四百九十餘年間，中國皇帝經由冊封使節向琉球國王所行「諭祭」文書的儀式結構，並進一步分析此一儀式結構如何與琉球本土的久米至聖廟（孔廟）、上下天妃宮、波上宮

## 摘要 「全世界究竟有多少道教徒？」這個看似基礎的問題，是當代宗教人口統計學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本文以當代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四個華人社會為對象，系統性地比較其官方人口普查、學術抽樣調查與宗教機構登記三套數據體系，試圖回答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道教信徒「數不清」？這個「數不清」本身，又揭示了華人宗教什麼樣的結構特質？ 四地構成了一組難得的「自然實驗」。其中臺灣與香港的官方人口普查**不設宗教題**，道教信徒人數只能仰賴抽樣調查與機構自報來推估；馬來西亞與新加

## 摘要 道教自東漢立教以來，「如何造就一位合格的道士」始終是維繫教門命脈的根本問題。傳統上，道士的養成倚賴兩條既古老又仍在運作的軸線：其一是叢林宮觀的集體共住、清規戒律與傳戒授籙；其二是火居正一的師徒相承、家傳法脈與壇場跟學。二十世紀以降，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宗教管理制度化，以及道教自身在動盪後重建人才的迫切需求，「學院化」逐漸成為第三條軸線，並在華人世界的不同社會中發展出形貌迥異的制度安排。本報告以「中國道教學院」（北京白雲觀，一九九〇年成立）、「臺灣道教學院」（此一

## 摘要 本文以新加坡華人道教為研究對象，循「廟宇——社團——方言群——國家」四重結構，重建自一八一九年萊佛士登陸至二十一世紀初新加坡華人宗教的歷史軌跡。新加坡華人道教並非中國閩粵原鄉宗教的直線移植，而是在英屬殖民地的法律框架、海峽兩岸的人口流動、東南亞華人秘密會社網絡、戰後民族國家建構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多重壓力下，逐步形成的「在地化」宗教體系。本文取三座具有結構意義的廟宇——福建幫的天福宮（一八四〇）、潮州幫的粵海清廟（一八二六）、漢傳佛教的雙林寺（一八九八）——作為截

## 摘要 明代是道教正一派籙階制度從「諸派並立」走向「歸於天師」的關鍵轉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年間確立正一道為國家道教正統，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獲封「大真人」，龍虎山天師府成為全國授籙的唯一合法中心。在這一制度背景下，明初寧王朱權編纂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冊》（正統九年，1444年成書）系統梳理了正一諸品法籙、天界官制品秩與人間法職的對應關係，被學界譽為「明代道教制度的百科全書」。然而，這部中央類書所呈現的「理想型」籙階—法職對照體系，在多大程度上被地方壇門實際奉行？地方道

## 摘要 在華人宗教的神聖譜系裡，女性的身影從不缺席：西王母統御群仙，媽祖巡護海疆，臨水夫人陳靖姑護佑婦孺，瑤池金母收攝萬靈。然而當我們把目光從「被崇拜的女神」移向「執行儀式、主持壇務、領導信眾的女性宗教人」，卻會發現一個深刻的結構性落差——神譜以女神為尊，神職卻長期由男性把持。這個「女神主導、男性執行」的悖論，正是本報告的問題意識所在。 本報告以社會學的視角，考察當代臺灣與馬來西亞兩地道教及道教系統民間宗教中的女性宗教領袖，聚焦三類典型角色：在正一法脈與火居道壇中受籙

## 摘要 本報告以「道教直播打賞經濟」為核心問題，試圖在宗教經濟史、制度宗教學與平台政治經濟學的交叉視野下，勾勒抖音（Douyin）、快手（Kuaishou）與 TikTok 上道士或道教文化主播如何利用打賞、帶貨與內容變現，將傳統的宗教資本轉化為數位時代的經濟收益。研究首先回顧中國道教從南北朝至宋明的布施、香火、法事與宮觀經濟，指出「施財—功德—福田」的循環邏輯早已構成道教經濟的神聖正當性；其次梳理道教教職人員認定、度牒／傳度證、法服、法器等制度與器物如何成為宗教權威的

## 摘要 臺灣有登記在案的寺廟逾一萬二千座，連同未登記的神壇、佛堂與家族公廟，總數早已超越便利商店，構成漢人社會最綿密的信仰基礎設施。然而支撐這龐大宗教資產的核心法律，至今仍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由南京國民政府制定、全文僅十三條、近百年從未修正的《監督寺廟條例》。這部誕生於「廟產興學」風潮、為防止住持盜賣廟產而立的舊法，一方面只規範佛、道兩教而不及於其他宗教，先天帶有宗教不平等的瑕疵；另一方面又因僅以「登記寺廟」這種不具完整法人格的身分容納絕大多數宮廟，使臺灣寺廟的財產

## 摘要 清代戶籍制度中，「僧道類冊」作為一種專門針對宗教人口的分類編冊形式，承載了帝國對佛、道二教人口進行統計、稽查與管制的核心功能。本文以乾隆至道光年間（1736—1850）各省僧道人數的變動數據為切入點，結合數據人類學的方法論視角，探討戶籍統計數字背後所隱含的國家宗教治理邏輯與地方行政實踐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 研究發現，清代僧道人數的統計經歷了從「度牒管制」到「保甲編查」的制度轉型。乾隆元年至四年（1736—1739）間，禮部頒發度牒達340,112張，師徒合計約

## 摘要 本報告以空間人類學與建築民族誌為方法論核心，探討明清時期道教坤道（女道士）宮觀中「靜室」作為修行空間的歷史沿革、建築實踐與性別政治。研究選取北京白雲觀與瀋陽太清宮為核心案例，前者為全真道龍門派祖庭，後者為東北道教第一叢林，兩者雖在公開文獻中未見專設「坤道院」的明確記載，但其建築佈局中的特定區域——如白雲觀西路元君殿、東路寮房區與後院小蓬萊，以及太清宮道眾寮舍與住持丈室的分立格局——為理解坤道在乾道叢林中的空間位置提供了關鍵線索。 報告首先追溯「靜室」概念的經典

## 摘要 自二十一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問世、中國於二〇〇四年加入並在二〇一一年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已成為當代中國重新編排傳統文化的主導性制度框架。在這一框架下，道教——這一中國本土宗教中最具儀式深度與音聲傳統的信仰體系——並非以「宗教」之名，而是被拆解、轉譯、收編進「傳統音樂」「民俗」等世俗門類，逐項進入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名錄。本報告以兩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為核心：其一為二〇

## 摘要 本文以宋代《慶元條法事類》與元代《元典章》中的道籍法律條文為核心史料，結合《宋刑統》《大元通制條格》《名公書判清明集》等文獻，系統考察宋元時期女冠（女道士）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權利與義務。全文分為八章：首先追溯唐代女冠制度的法律基礎，分析均田制下「女冠給田二十畝」的經濟獨立性與《道僧格》的宗教法制化意義；繼而深入解讀《慶元條法事類》卷五十、五十一《道釋門》的帳籍管理、度牒發放、出家程序、犯罪還俗等條文，揭示宋代女冠在法律身份上「與僧尼同」卻實際邊緣化的雙重性；接

## 摘要 本文以明代武當山玄天上帝（真武）造像為核心，整合永樂朝（一四○三至一四二四）至嘉靖朝（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一百四十餘年間的宮廷匠作史料、現存實物、道教經典與儀範文獻，重建「玄帝像」的政治神學脈絡、圖像規範來源、製作技術譜系與祭祀儀軌定位。 本文主張：永樂朝在武當山所立之玄帝銅鑄鎏金造像，雖長期被民間以「真武神，永樂像」一句話化約為朱棣本人之神化投射，但若回到《玄天上帝啟聖錄》、《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

## 摘要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曾被二十世紀社會科學奉為現代性的鐵律：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科學理性與制度分化的推進，宗教註定退出公共領域、信仰註定式微、神聖註定讓位於世俗。然而當這套源自西歐基督教世界經驗的理論被移植到東亞、尤其被用來預測華人社會的宗教命運時，它遭遇了難以消化的反例。臺灣正是其中最尖銳的一個：在過去三十餘年間，臺灣經歷了人均所得十倍以上的成長、教育普及、民主轉型與全面都市化——若世俗化命題為真，宗教應在此過程中持續退潮；但實證資料顯示的

## 摘要 本研究以二〇二〇年代中後期形成於抖音、快手、TikTok 三大短視頻平臺之上的「道教直播」現象為核心對象，將其界定為一種跨越宗教史、媒介人類學、平臺經濟學三重視野的新興研究議題。所謂「道教直播」在本文中被狹義地理解為由具有道士身份（或宣稱具有道士身份）的個體所主導的、以法會展示、問事占卜、命理解析、教義講授、開光帶貨等內容為主要型態的即時影像表演，並以平臺內建之打賞、付費連麥、櫥窗帶貨、私域導流等機制完成價值結算的整體經濟活動。 從現象的規模來看，截至二〇二三

## 摘要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以第六八六號令公佈修訂後的《宗教事務條例》，自二○一八年二月一日起施行。這部行政法規由原本的七章四十八條，擴增為九章七十七條，新增「宗教院校」與「宗教活動」兩個專章，並在「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宗教財產」等既有章節中作出大幅修訂。對道教而言，這次修訂並非單純的條文增補，而是一場深層的制度重構：它把宮觀的法律身分、道士的執業資格、宗教場所的財產與財務行為，全面納入以「法人登記—資格備案—財務監管」為骨幹的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