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國道教會、國家建構與宗教現代化 ## 摘要 民國時期（1912–1949）是中國道教從傳統王朝依附型宗教向現代社團型宗教轉型的關鍵階段。本文以「民國道教會」的組織興衰為核心線索，結合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與宗教現代化理論，系統考察這一時期道教組織的興起、調適、分裂與重建，並分析國家宗教政策對道教制度變遷的深遠影響。 本文指出，民國道教會的歷史可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民初創建期（1912–1927），以1912年北京「中央道教會」（全真派）與上海「

# 高麗、朝鮮道教：齋醮、圖像、國家祭祀與文人神仙觀 ## 摘要 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演變，是東亞宗教文化史中一個長期被忽視卻極具深意的課題。與日本、越南等地相比，朝鮮半島從未形成獨立而完整的道教教團組織，道教始終以「國家祭祀」「齋醮科儀」「文人修煉」與「民間信仰」等多重形態存在，呈現出鮮明的「非教團化」特徵。本文以高麗王朝（918—1392）至朝鮮時代（1392—1910）為時間縱軸，以「齋醮」「圖像」「國家祭祀」與「文人神仙觀」為四大核心議題，系統梳理道教在朝鮮半島

## 摘要 明代道錄司制度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系統化的國家宗教管理機制之一，其設置、運作與變遷深刻反映了帝國政權與道教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本報告以《明實錄》《大明會典》《明史·職官志》等核心史料為基礎，輔以地方誌、宮觀碑刻及近人研究成果，系統考察明代道錄司制度的設置沿革、官制架構、道官選任、度牒管理、地方道司運作及其與地方壇場秩序的互動關係。 研究表明，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十五年（1382）正式設置道錄司，隸屬禮部，形成從中央到地方（道錄司—道紀司—道正司—道會司）的四級道官體

# 度牒制度與國家對道士身份的管理（唐至清） ## 摘要 度牒制度是中國古代國家管理道教教職人員身份的核心機制，自唐代確立以迄清代廢止，延續逾千年。本文以「度牒制度與國家對道士身份的管理」為主題，系統梳理唐、宋、元、明、清五朝代度牒制度的創立、演變、頂峰與終結之歷史脈絡，並從法律身份、賦役豁免、社會功能及道教組織形態等面向，探討國家權力與道教教團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唐代是天寶年間度牒制度確立的關鍵時期。唐玄宗於天寶五年（746）詔令「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標誌著

# 戒壇制度：全真傳戒、王常月與清代國家宗教秩序 ## 摘要 清代初年，全真道龍門派第七代律師王常月（號崑陽，？—1680）於順治十三年（1656）在北京白雲觀公開開壇傳戒，其後又南下江南，於南京、杭州、湖州金蓋山、武當山等地設壇授戒，度弟子千餘人，被後世尊為「龍門中興之祖」。王常月的傳戒活動不僅使長期沉寂的全真道呈現復興之勢，更在制度層面確立了「三壇大戒」（初真戒、中極戒、天仙大戒）的傳授體系，由此開創了全真道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公開傳戒制度。然而，這一「中興」

## 摘要 本報告以「道教與儒家禮學的比較」為核心議題，從祭祀正統、家族倫理與國家祀典三個維度，系統考察儒道兩大傳統在禮儀實踐層面的競合關係。儒家以《周禮》《儀禮》《禮記》為經典依據，發展出以「吉禮」為核心的國家祭祀體系，強調人倫秩序、宗法等差與社會教化；道教則以《洞玄靈寶齋說光燭戒罰燈祝願儀》《太上靈寶玉匱明真齋儀》《無上秘要》等齋醮經典為基礎，建構了以「通真達靈」為目的的科儀系統，重視個人救度、濟幽拔亡與天人溝通。二者雖同淵源於先秦祭祀傳統，但在漢代以後逐漸分流，形成既

## 摘要 自二十一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問世、中國於二〇〇四年加入並在二〇一一年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已成為當代中國重新編排傳統文化的主導性制度框架。在這一框架下，道教——這一中國本土宗教中最具儀式深度與音聲傳統的信仰體系——並非以「宗教」之名，而是被拆解、轉譯、收編進「傳統音樂」「民俗」等世俗門類，逐項進入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名錄。本報告以兩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為核心：其一為二〇

## 摘要 唐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一說開元二十五年，待考），玄宗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並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是為道舉。這套制度在通論性論述中常被簡化為「國家設立培養道士的學校」，而現存材料所支持的，較可能是另一種圖像：崇玄學是國家學制中一所「官秩、蔭第同國子」的官學，道舉是文官選舉體系中一個「舉送、課試如明經」的科目；其生徒為俗家的官宦子弟，及第之後的出口在吏部銓選與州縣職事，與道士名籍的取得與管理分屬兩套平行而少有

# 道教法服的服色、紋樣與資格秩序：經籙法位、國家制度與壇場實踐的歷史考察 ## 摘要 當代常見「法衣顏色即道士階級」「某色某紋只有某籙階才能穿」的說法。本文不預設結論，追問服色在何種制度中構成資格標識，以及其適用邊界。研究以道藏一手文獻、正史與典章、現行教團規章、學界田野研究及博物館藏品說明為材料，並將說法分為典籍規範、國家制度、學界研究、教團規章與機構自述、網路與市場說法五層，以對稱的證據標準檢驗。 研究發現：其一，六朝至宋元的一組戒律與科儀規範，確以法服顏色、帔的

寇謙之（三六五至四四八）是道教史上少數能被清楚繫年、又留下制度性後果的關鍵人物。他活躍於北魏太武帝一朝，自稱在嵩山數度受太上老君與老君玄孫李譜文的「降授」，得《雲中音誦新科之誡》與《籙圖真經》，以此為據，宣稱要「除去三張偽法」，清整漢末以來天師道流播民間所生的種種弊端，並在權臣崔浩的引薦下，使天師道一度成為北魏朝廷奉行的官方信仰。太平真君年間（四四〇年代初）太武帝親登道壇受符籙，遂使「新天師道」在北中國取得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也間接牽動了中國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滅佛事件。本文嘗

## 摘要 本文以新加坡華人道教為研究對象，循「廟宇——社團——方言群——國家」四重結構，重建自一八一九年萊佛士登陸至二十一世紀初新加坡華人宗教的歷史軌跡。新加坡華人道教並非中國閩粵原鄉宗教的直線移植，而是在英屬殖民地的法律框架、海峽兩岸的人口流動、東南亞華人秘密會社網絡、戰後民族國家建構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多重壓力下，逐步形成的「在地化」宗教體系。本文取三座具有結構意義的廟宇——福建幫的天福宮（一八四〇）、潮州幫的粵海清廟（一八二六）、漢傳佛教的雙林寺（一八九八）——作為截

城隍，本義為護城的牆垣與環城的壕溝，卻在中國中古以降逐漸人格化，成為一方之陰司主宰，兼具城池守護神、地方冥判官與國家祀典神祇的三重身分。它既是道教科儀文檢中受牒承關的地府職司，又是明代朝廷刻意納入官方祭典、用以「監察善惡、幽明並治」的制度性神格；既活躍於民間迎神賽會與神判訴訟的熱鬧場景，也端坐於官署旁側、以木主受祭的肅穆壇廟。本文以「地方神譜」為線索，梳理城隍信仰自《周易》「城復于隍」的語源、六朝郢城的靈驗傳說，經唐宋文人祭文與封爵賜額的制度上升，至明初朱元璋大規模改造與去號

## 摘要 《無上秘要》原題一百卷，其編纂繫於北周武帝建德三年（五七四）廢佛道二教、別立通道觀之後，是現存可見較早的一部大型道教類書。歷來介紹此書者，多沿用「採擷三洞四輔之要，分類編纂」一類語句，並以「引書二百八十七種」「今存六十七卷」「原有二百九十二品」一類數字為其定量描述。本文重新檢視這些沿襲已久的表述：其中若干與現存文本的實況有距離，另有若干則因未交代計數前提而不具可比性。所據材料以明《正統道藏》太平部所收殘本及其卷首殘目錄為主，旁及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漢文寫本諸

# 朝鮮昭格署與國家齋醮制度的興廢考——三清星醮運作與士林派廢祀論爭（1518） ## 摘要 本文以朝鮮王朝掌理國家齋醮、隸屬禮曹（예조）的專責衙署——昭格署（소격서）為主軸，考其三清星醮之運作實態，及一五一八年（中宗十三年）在趙光祖為首士林派儒臣壓力下被廢的過程，藉以揭示道教在朝鮮半島官方在地化與去道教化的制度型態。既有韓國宗教制度史研究多聚焦於高麗圓丘壇君主祭天的名分之辨，對這一有編制、有殿壇、有經本、有青詞、有財政、有存廢繫年的常設道教官署，相形之下尚少見系統性專論

## 摘要 本研究以「接觸史」（contact history）為視角，重新審視道教與日本本土宗教自六世紀至二十世紀的長期交涉。傳統東亞宗教史敘事，習慣將佛教東傳作為理解日本宗教近代化的主軸，而道教則被視為次要的、片斷的、僅以「俗信」形式留存的外緣輸入。然而，自二十世紀後半以來，福永光司、坂出祥伸、酒井忠夫、窪德忠等日本學者所代表的「道教研究學派」，以及謝聰輝、李豐楙、林富士等華語圈研究者的持續推動，使我們得以重新看見：道教元素其實深刻嵌入了陰陽道、修驗道、星辰祭祀、咒禁醫

## 摘要 唐代以老子為皇室遠祖，並在國家祭祀中為其建立一套由兩京太清宮、太微宮與諸郡紫極宮構成的宮觀網絡。學界對此或視為皇權運用道教的意識形態工程，或視為宗廟禮的變形，或視為先聖祭祀的延伸，三種讀法所據材料高度重疊，分歧多來自各取一時一事。本文追問的是：老子在唐代國家祭祀中的身分如何形成、疊加與變動，以及承載此一身分的制度如何運作並延續至唐末。 材料以兩《唐書》、《唐會要》、《通典》、《資治通鑑》、《唐六典》、《唐大詔令集》與《全唐文》所收詔敕奏議為主，杜光庭〈歷代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