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

城隍信仰

摘要

城隍信仰是以城隍為地方守護神及陰間行政、司法神祇的中國民間信仰，也是道教神靈信仰的一部分。^註

名稱與歷史沿革

城原指城牆，隍指城外的壕溝；《說文解字》以有水為池、無水為隍加以區別。《易經》中已有城與隍相連的用語，當時尚未具有神靈意涵。關於祭祀起源，傳統說法常將城隍與《禮記》所載的水庸之祭相聯繫，以水為隍、庸為城，視為城池崇拜的淵源。^註

宋代城隍祭祀已納入國家祭祀體系。^註《宋史》記載，宋太祖平定澤、潞後祭祀城隍，征伐揚州、河東亦採行相關祭禮；郊祀前也遣官奏告城隍。城隍祭祀所用的牲品與禮器已有規定，地方城隍亦因祈禱感應而獲得封賜。^註

洪武二年（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頒定城隍封爵，京都及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的城隍封王；其餘府、州、縣城隍，分別封為鑒察司民威靈公、鑒察司民靈佑侯與鑒察司民顯佑伯，爵秩依次為正二品、三品與四品，章服亦有等差。這套制度將現實官僚的行政層級與等級秩序引入城隍體系。^註

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撤銷城隍爵號，改以所在地的府、州、縣稱神，並令撤去塑像、改立木主，廟宇規模與陳設依地方官署制定。對這次改制，有研究解釋為恢復城隍的自然神屬性；另有研究認為，取消人為封爵並非壓抑城隍信仰，而是表達尊神之意。清代仍將城隍祭祀保留於官方祀典之中。^註

神格與職能

城隍信仰由城池的自然崇拜發展，也形成以歷史人物為城隍的人格化形式。去世的地方英雄或官員可被奉為城隍，寄託護國安邦、除暴安良與懲惡揚善的期望。

其陰間職能則包括糾察人間過失、審判亡者，並管理或引導亡靈進入陰司，使其不滯留陽世擾亂人間秩序。^註

亡靈須先接受城隍審判、再往陰司的觀念，也表現在喪葬習俗中。滇東北相關記載指出，家中有人去世後，家屬先到城隍廟報告，再請僧道協助辦理喪事，將城隍廟納入亡者由人間轉入陰間的儀式過程。^註

相關傳說將土地神置於城隍的管轄之下，形成神界的上下隸屬關係。臺灣城隍信仰中的七爺八爺則是城隍部屬，又稱謝皂總、范捕總，被認為負責檢舉惡人、押解至陰司法庭受審，並衍生出協助陽間官府緝盜破案的傳說。^註

祭祀與禮制

清代延續相關制度，祭前三日先告祭所在地城隍，當日迎神至厲壇坐鎮，城隍神位設於壇上，無祀鬼神之位則列於壇下左右。^註

除祭厲外，清代還有春秋兩季的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合祭，將城隍與天神、地祇共同奉祀。沾益州的祭壇每年於春秋仲月上戊日設祭，風雲雷雨居中、山川居左、城隍居右，呈現城隍與自然神合祀的禮制安排。^註

地方官也參與廟宇的興修，例如昭通知府吳怡到任參謁城隍後，見廟宇破敗，便帶頭捐俸，並勸同官與士民捐資重修。^註

明代中葉以後，民間將祭厲儀式轉化為迎城隍的三巡會。清代福州的相關記錄將三次迎神巡遊分別稱為清明放鬼、中元點鬼與下元收鬼，並有信眾裝扮為受刑囚犯以還願。清代臺灣祭厲繞境的記載中，也有民眾沿街設香案迎神、戴紙枷隨行，抵達厲壇後燒化紙枷，以求消災解厄。城隍廟內另見斬雞頭、放告等神判儀式，反映其司法神格在民間實踐中的表現。^註

滇東北的城隍廟會於五月二十八日城隍誕舉行，由民眾自發組織。活動除進香祈福與祭祀外，也結合演戲遊藝及商業交易，吸引附近村鎮居民參與，使城隍廟會兼具宗教節慶與地方社區集會的性質。^註

地域流傳

臺灣在鄭氏時期已於府城東安坊建有城隍廟，清領時期改為臺灣府城隍廟。隨著各地府、縣、廳的行政建置，官祀城隍廟陸續設立；民間亦建立不少城隍廟，例如嘉義鹿草中寮安溪城隍廟、彰化鹿港城隍廟及臺北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形成官祀與民祀並存的信仰景觀。^註

大稻埕霞海城隍的奉祀與同安移民有關。^註泉州同安人陳金絨自原鄉迎奉霞海城隍來臺；1853年頂下郊拼後，同安人由艋舺遷往大稻埕，城隍一度供奉於陳金絨之子陳浩然經營的糕餅鋪中，1859年由民眾募資建廟。^註

臺北霞海城隍的五月十三迎神慶典，是大稻埕的重要宗教活動。祭典中的暗訪由城隍率文武判、七爺八爺及家將夜間出巡，具有驅邪性質；聖誕迎城隍則是慶祝神誕的盛大遶境，商家亦將其作為宣傳機會。隨著民眾參與方式改變，原先需要迴避的暗訪也逐漸開放觀眾隨行，成為地方文化與觀光景觀的一部分。^註

越南金石材料亦被用於討論城隍信仰。宇汝松在《北屬時期越南金石銘文中的道教信仰》中，認為越南清懷村的陶璜碑與道教城隍信仰有關。^註

文化與地方社會

城隍審判亡靈的觀念，將人間善惡與死後賞罰相連。地方官也藉城隍的神聖權威，補充世俗法令所不能及的約束。^註

城隍廟也是官民共同使用的公共空間。晚明城隍廟除作為信仰中心外，亦供士民討論公眾議題、形成地方公議，城隍信仰並成為集體抗議的象徵。

牛利利對清代甘肅隴南的研究指出，文縣文武官員透過維護城隍廟爭衡地方管理權；秦州地方官則因城隍儒道共祀的性質，將道正司由玉泉觀改設於城隍廟，使其成為將道教納入官方教化體系的媒介。秦州民眾亦將與官府的約定及官府批示刻立於城隍廟內，利用官員對城隍的崇奉約束地方官、維護自身利益。^註

文學與近代論述

明末小說亦吸收城隍的司法與守護神形象。《「三言二拍一型」之城隍敘事研究》指出，相關小說中的城隍既有監督地方官、協助破案的冥界行政官職能，也承擔維護地方安寧的守護神職能；城隍廟則是私會、聚眾、祈雨與求籤等情節發生的場所，呈現城隍信仰與道教、巫覡信仰的交融。^註

蔡孟儒2019年的研究指出，城隍信仰在日治時期特別受到知識分子的批判與討論，與其陰間官吏的神格，以及大稻埕霞海城隍祭典的盛況有關。《臺灣民報》系報刊曾多次刊出批評或反對迎城隍的文章，使城隍祭典成為反迷信論述的重要對象。蔡孟儒並認為，這些宗教空間同時牽涉城市消費、政治治理與常民信仰，不能簡化為現代與傳統的二元對立。^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17 種資料，點開查看

• 武娜,〈清代滇東北道教研究〉,2020。

• 轉引自李婧,〈清代彈詞章回體小說與宗教〉,2021,數位本影像頁 35–36

• 轉引自黃媖群,〈屏東鸞堂信仰探究─以統埔鎮安宮與大潭保安宮為例〉,2015,數位本影像頁 65–66

• 轉引自牛利利,〈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288–288

• 轉引自武娜,〈清代滇東北道教研究〉,2020,數位本影像頁 59–60

• 轉引自張軍梁,〈明清時期寶雞地區道教碑刻整理研究〉,2025,數位本影像頁 50–51

• 轉引自王道學,〈閩南道教碑刻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94–94

• 轉引自武娜,〈清代滇東北道教研究〉,2020,數位本影像頁 60–61

• 轉引自謝佳瀅,〈「三言二拍一型」之城隍敘事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8–9

• 謝貴文,〈臺灣七爺八爺信仰的由來與演變:以城隍廟為中心的考察〉

• 區俊傑,〈論香港土地公的地方差異和現代社會中的調適——以紅磡福德古廟和大澳太平街土地公廟為例〉,2018。

• 陳緯華,〈鬼魂崇拜與國家:清代台灣國家對地方的控制〉,2015。

• 魏正婷,〈混雜的時空:從台北霞海迎城隍祭典看文化展演與地方認同〉,碩士論文,2018,數位本影像頁 20–21

• 宇汝松,〈北屬時期越南金石銘文中的道教信仰〉

• 牛利利,〈清代甘肅隴南地區的城隍信仰與地方社會——以秦州和文縣城隍爲中心的考察〉,2023。

• 謝佳瀅,〈「三言二拍一型」之城隍敘事研究〉,2024。

• 蔡孟儒,〈《臺灣民報》系報刊中的城隍信仰論述與創作分析〉,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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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與引用資訊

ID: concept:cheng_huang_faith · 最後更新：2026/7/16· 版本：20260716 · 版本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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