鎮江

鎮江

概述

鎮江市，簡稱鎮，古稱京口、潤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江蘇省下轄的地級市，位於江蘇省南部，長江南岸。市境東鄰泰州市，北壤揚州市，西臨南京市，南接常州市。地處寧鎮山脈東端與長江三角洲西部平原區，地勢西高東低，南部屬茅山山脈。長江繞過市境北、東邊界，京杭運河自南往北流貫。

鎮江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建城史超過三千年，曾是中華民國江蘇省的省會。鎮江亦是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城市，是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匯處的港口和貿易轉運中心。市人民政府駐潤州區南山路68號。

歷史 渡口時代：商周到六朝

鎮江的土著為荊蠻人。西周時期，周康王（前1000年左右）分封「夨ㄗㄜˋ」為宜侯，當今的鎮江即為「宜」地。1954年，從鎮江大港煙墩山出土的西周青銅器「宜侯夨簋」及其126字的銘文推論鎮江至少有3000多年的文明。

春秋時，鎮江屬吳國，時稱「朱方」。吳王開鑿邗溝以溝通長江、淮河，由於位於邗溝與長江交匯處南岸，鎮江逐漸形成長江下游南北交通的主要渡口之一。吳國後來為越國所滅，楚國又滅越國，將朱方改稱「谷陽」（因鎮江位於北固山之南）。

前210年，秦始皇巡至谷陽，見此地勢雄險，「因山為壘，臨江望海」，遂命3000赭衣囚徒鑿斷京峴山，以破王者之氣，並改名「丹徒」，縣治設於今鎮江市區。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原籍浙江富陽的孫鍾遷居丹陽司徒鍾離村，其子孫堅、孫策、孫權先後經營江東，至孫權遷都於建業（今南京）以前，於209年（建安十四年）先在京口臨江的北固山，居高臨下建造一座堅固的軍事堡壘——「京城」，後世稱鐵瓮城，作為新都的東部屏障，鎮江亦稱「京口」。後來這一段的長江河段也稱為京江。

西晉末年，中原發生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為避戰亂，大量人口舉族渡江南遷，東晉在江南各地設僑州、僑郡，安置流民。京口作為重要渡口，僑置南徐州、南兗州以及南東海、南琅琊、南蘭陵、南濮陽等18郡，縣治多達60多個，移民數量遠超土著。在此後的100年間，鎮江本地的吳方言迅速被江淮方言取代。除了丹陽、金壇、丹徒的東鄉地區，絕大鎮江地區的居民使用江淮方言的語調加上吳方言的詞語，形成了獨特的鎮江話，和杭州話情況類似。在避難來此的人中，有「聞雞起舞」的祖逖，以及文學家劉勰、政治家劉裕的祖先。劉裕取代東晉建宋後，下令移民土斷，撤併流寓郡縣。

運河時代：唐宋到明清

589年，隋朝軍隊渡江攻占陳朝的京城建康以及京口，並改丹徒縣為延陵縣。595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在此設置潤州。隋唐時期，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開闢，鎮江作為連貫中原王朝與六朝以後新興的江南經濟區之間的漕運孔道，形成一座繁盛的航運與商業城市。

1113年（宋徽宗政和三年），升潤州為鎮江府，鎮江之名始稱於此。

北宋末年靖康之難時，金兵攻陷揚州，大量中原人口逃難南渡到鎮江。當時，鎮江作為江防前線，駐屯的軍隊在四萬人以上，其中在黃天蕩大敗金兀朮的韓世忠、梁紅玉夫婦所率領的淮軍即有八千人。

元朝征服南宋後，調遣大批較為信任的色目人到江南各地，以彈壓漢人。當時鎮江的13504名居民中，回回、蒙古、女真、也里可溫、契丹、畏吾兒、河西7個民族有2422人。他們多數信奉伊斯蘭教，自成坊巷、集中居住；也有一部分信奉景教（基督教聶斯脫利派）。

明代鎮江府屬南直隸，下轄丹徒、丹陽、金壇3縣。

清代鎮江府增轄溧陽縣。1659年，明朝遺臣鄭成功、張煌言的水師攻入長江，一度攻克鎮江，此後清朝便在鎮江駐紮蒙古八旗軍隊，設立京口副都統，城內將近一半的面積劃歸八旗駐防。鎮江的旗人起初是漢軍八旗，乾隆二十八年以後，由於戰事不力，調來原駐南京的蒙古八旗，兵員1000多名，包括眷屬約5000人。

長江時代：19世紀後期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期的1842年7月21日，英軍採取攻占鎮江、封鎖京杭大運河、截斷清朝漕運的策略，迫使道光帝同意簽訂和約。鎮江之戰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決勝的一戰，也是這次戰爭中最慘烈的戰鬥之一。郭富率領英軍百餘艘艦、15000人自吳淞口溯長江西上，猛攻鎮江城，駐守鎮江的京口副都統海齡指揮守城的1500名蒙古八旗兵與英軍展開激烈巷戰，死傷慘重，而英軍亦損失168人，京口副都統海齡戰敗引咎自縊，英軍入城後縱兵大肆焚掠，鎮江街市受到破壞，道光帝遂接受英國的條件議和。8月1日英軍經過揚州江面，揚州紳商繳納贖城費50萬圓，作為不占領的交換條件。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在南京下關江面簽訂。

1853年，太平軍攻占鎮江，封鎖運河漕運。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規定鎮江作為長江上開闢的3個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2月23日，鎮江知府師榮光與英國參贊巴夏禮訂立開闢鎮江英租界的約章，確定將鎮江西門外約5華里處銀山門附近一塊毀於太平天國戰爭的江邊空地，包括平地130畝和銀山26畝地租給英國人。鎮江英租界初設時，由於鎮江不時仍有太平軍活動，英美商人只能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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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鎮江位於長江下游南岸，古稱潤州、京口，自先秦以來即為江防要衝與南北交通樞紐。其地近大江，山川形勝兼具，歷代道教亦因地勢靈秀與軍政地位而得以興盛。東晉南朝以降，江左士族崇尚玄學，茅山道教與潤州地區互有往來，形成區域性的道教活動中心。隋唐之際，鎮江隸屬江南重鎮，宮觀建置漸多，並與江南士大夫、方外高道往來密切。宋元以後，鎮江作為漕運與商旅匯集之地，道教信仰更與地方民間祭祀、祈雨禳災等實踐相互交融。明清時期，城內外宮觀續有興廢，而金山、焦山等名勝亦常被視為道釋並存的文化空間，反映出道教在鎮江歷史中既受官方治理影響，亦深植於地方社會與山水景觀之中。

主要內容

鎮江位於長江下游南岸，歷為江南重鎮，亦是道教活動與文人記述交會之地。其地近茅山、金山、焦山等名勝，與東晉以降道教東傳及江南宮觀發展關係密切。鎮江在道教史上，常見於宮觀營建、神仙傳說、齋醮科儀及地方信仰之敘述，尤以金山、焦山一帶寺觀林立，反映道、釋並存而互動的宗教景觀。又因地處運河與長江交匯要衝，來往士大夫、方外之士頻仍，遂使鎮江成為道教文獻流布與宗教實踐的重要節點。歷代地方志、碑刻與游記多記其宮觀沿革、靈跡傳聞及祭祀活動，足資觀察道教在地方社會中的嵌入方式與文化影響。

相關典籍

就道教典籍而言，「鎮江」一名多見於地方志、山志與道觀碑記之中，常與茅山、金山、焦山等江南道教與佛教重鎮相互牽連，反映其作為長江下游交通樞紐與宗教匯聚地的歷史位置。《茅山志》《上清經籙》《三茅真君傳》等材料，屢見對鎮江境內外道場、齋醮活動與神仙靈跡的記述；而《鎮江府志》《丹徒縣志》及歷代重修碑刻，則保存了城隍、真武、東嶽等信仰在地方社會中的流布情形。至於宋元以降的道藏文獻，亦常藉由地名、宮觀名與人物事蹟，記錄鎮江與道教宮觀制度、科儀傳衍及符籙傳承之關係。這些典籍雖體例各異，然共同構成鎮江道教史研究的重要文獻基礎。

文化影響

鎮江自古為江南重鎮，臨長江而控運河，兼具交通、軍事與商貿樞紐地位，因而成為道教文化傳播與地方信仰匯聚的重要場域。其文化影響首先體現在宮觀制度與地方祭祀的結合：茅山道教系統與鎮江周邊山川靈境相互呼應，形成以真武、呂祖、東嶽等信仰為核心的民間崇拜網絡，並與城市水神、城隍祭典交錯發展。其次，鎮江在文人遊記、碑刻題詠與方志記載中，屢被塑造為兼具仙道想像與山水審美的文化空間，促使道教意象滲入地方文學與園林營構之中。此外，鎮江的寺觀活動、齋醮科儀與節令民俗，長期參與地方社會的公共秩序建構，對社群整合、倫理教化與災異應對亦具實際作用。整體而言，鎮江並非單一宗教中心，而是道教、地方信仰與城市文化彼此交織的重要歷史節點。

校對記錄

• 2026-05-02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5-02 補強：歷史淵源 +272字
• 2026-05-02 補強：主要內容 +236字
• 2026-05-02 補強：相關典籍 +258字
• 2026-05-02 補強：文化影響 +305字
• 2026-05-06 確認錯誤：「589年，隋朝軍隊渡江攻占陳朝的京城建康以及京口，並改丹徒縣為延陵縣」有明顯錯誤；隋滅陳後改稱的是丹徒縣，並非延陵縣。延陵是更早即存在的古地名，與此處改名敘述不符。 → 正確：隋滅陳後，丹徒縣曾有改名記載，原句將改名對象與名稱表述得不準確；延陵為古地名，該句存在明顯疑義。
• 2026-05-06 確認錯誤：「1659年，明朝遺臣鄭成功、張煌言的水師攻入長江，一度攻克鎮江」時間與史實不符；鄭成功、張煌言攻鎮江是在1659年，但張煌言並非鄭成功“的水師”成員，且此段表述容易造成張煌言直接隸屬鄭成功的錯誤印象。 → 正確：1659年鎮江之役與鄭成功、張煌言北伐相關，但“鄭成功、張煌言的水師”表述不精確，容易誤導為張煌言隸屬鄭成功麾下。
• 2026-05-06 確認錯誤：「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期的1842年7月21日，英軍採取攻占鎮江...」時間可疑；鎮江之戰確為1842年7月，但後文將其與南京條約簽訂、揚州贖城費等敘述混成連續事件，且“迫使道光帝同意簽訂和約”過於簡化，屬明顯不精確。 → 正確：1842年7月英軍攻占鎮江屬實，但“迫使道光帝同意簽訂和約”及將多個後續事件串連為單一因果的表述過於簡化，不夠精確。
• 2026-05-06 確認錯誤：「1858年，《中英天津條約》簽訂，規定鎮江作為長江上開闢的3個通商口岸之一」這裡的歸屬不精確；鎮江成為通商口岸是1858年條約體系中的內容，實際開埠與租界設立主要在1860年代推進，該句把“簽訂條約”直接等同於“規定即開埠”過於簡略，容易造成誤導。 → 正確：鎮江成為通商口岸確與1858年《天津條約》體系相關，但實際開埠與後續設置並非簽約當年即完全落實，原句表述過於簡略。
• 2026-05-06 確認錯誤：「鎮江英租界初設時，由於鎮江不時仍有太平軍活動，英美商人只能」句子未完，屬明顯殘缺。 → 正確：原句明顯未完，屬殘缺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