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民

概述

義民信仰是指奉祀「義民」的宗教信仰。「義民」本義為「義勇之人民」，而「義」或為「亂」往往無關「忠」與「奸」，而關乎於人們的分類意識、在動亂時代的自保、對維持地方秩序的需求。人們為感謝這些因捍衛自身族群利益而犧牲的成員，遂立祠、廟等供奉，相關廟名包括義民廟、義民祠、褒忠祠等。

臺灣

由於拓墾臺灣的移民身分多元如閩南泉州人、閩南漳州人、粵東潮汕人與客家人等等，遂容易因族群差異、利益糾紛等因素產生分類械鬥；此外對統治政權、官員的不滿亦常造成民變、戰爭，無論發起或抵抗方往往皆產生大量傷亡。為了追念亡者、安撫生者，群體成員經常尊這些犧牲者為「義民」並建廟供奉。而在臺灣義民信仰中，以褒忠亭義民廟為主之客家義民信仰最為知名，遍佈範圍也最廣。 至於台灣的泉州裔閩南人義民信仰方面，可見北港義民廟。

香港

在香港，除了土客衝突、抗英事件中的犧牲者外，村落間械鬥之死者也會被本村村民視為義民，例如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城門八鄉村民與荃灣村民因積怨發生械鬥，雙方激戰長達三年，直至鄰近川龍耆老出面調停才寢息鬥爭，各有17人戰死。荃灣村民念各人功在鄉井，乃於荃灣天后宮偏殿設立「義勇祠」以崇德報功，而城門一方亦在家廟設置神位恭奉，直到搬村後一同遷移到錦田城門新村的協天宮。而屏山的達德公所是香港唯一供奉抗英烈士的地方，正廳奉祀達德約中抗英犧牲的烈士，兩間側廳分別為左廂「慰寂祠」和右廂「英勇祠」，用以紀念「達德約」與鄰近村落械鬥犧牲的烈士。而錦田抗英犧牲的數百名義民神位被供奉在錦田的友鄰堂。

日本

日本的義民主要指一揆中犧牲性命的平民，被鄉民、百姓尊崇，並立神社供奉。如貞享騒動領袖多田加助、新本義民騒動的「義民四人眾」等。

參見 忠烈祠 長春祠與長青祠 萬善同歸 孤魂信仰 參考文獻

歷史淵源

「義民」一詞原指在亂世、災變或族群衝突中，為保鄉衛土、守護社群而奮起之民眾，後逐漸成為兼具歷史記憶與宗教意涵的稱謂。就道教與民間信仰的發展而言，義民崇祀多與地方社會的防衛組織、抗外侮事蹟及集體犧牲經驗相關，尤以清代臺灣客家社群所形成的義民信仰最具代表性。當時因械鬥、移墾、番漢衝突及戰亂頻仍，地方民眾往往自組團練或義勇以護鄉里，陣亡者遂被後人奉為義民。其祭祀起初多為地方性、功德性追思，後經官府旌表與士紳倡建，逐步制度化，並與忠烈、英靈觀念相互交融。義民信仰雖非道教經典所本有之神祇系統，然其祭典、科儀與超薦亡靈之功能，常與道教齋醮及地方廟宇網絡相結合，因而成為道教民間化與在地化的重要例證。

主要內容

「義民」在道教與民間信仰脈絡中，係指因捍衛鄉里、抗拒外侮、平亂救民而犧牲者，後經地方社會與宗教儀式尊為具有護境安民之神格者。其信仰形成多與地方歷史事件、族群衝突或戰亂記憶相連，常由官府旌表、士紳倡議與民眾祭祀共同塑造，逐漸納入地方祭典體系，與城隍、忠烈祠祀、孤魂普度等儀式相互交織。在道教觀念中，義民不僅象徵忠義節烈，亦因其護生濟世之功德而具備陰陽調和、鎮撫地方的功能。其祭祀多見於建醮、遶境、安座與春秋致祭等場合，藉由香火、神位與戲儀強化社群認同，並反映道教對「有功於民者，死而為神」之神聖化機制。

相關典籍

關於「義民」的相關典籍，主要散見於地方志、廟志、奏議與碑刻文獻之中，尤以清代以降臺灣及閩粵地區的記載最為豐富。地方志多將義民列入「忠義」「節義」或「祠祀」條目，記錄其在械鬥、戰亂、禦侮與護鄉中的事蹟，並詳載義民廟的創建緣由、祭祀對象及歲時禮儀。廟志與碑記則常敘述地方士紳與民眾集資建廟、迎請神位、追薦亡魂等過程，並透過銘文確認義民由地方社會共同塑造之集體記憶。另如《臺灣通史》及相關臺灣文獻彙編，亦屢見「義民」之名，反映其由地方保鄉行動逐漸轉化為具有道教祭祀與民間信仰色彩的公共神格。此類典籍不僅保存義民信仰的歷史脈絡，亦呈現其與忠義觀念、陰陽救度及地方醮祭制度之間的密切關聯。

文化影響

義民信仰在臺灣民間宗教與地方社會中具有深遠的文化影響，尤以客家族群及其集居地區最為顯著。其核心在於對「捨身守義」之忠烈精神的宗教化詮釋，使原本屬於歷史事件與地方武裝抗爭的記憶，轉化為可持續傳承的神聖敘事。各地義民廟不僅是祭祀空間，也成為地方認同、族群凝聚與公共倫理的象徵，透過春秋祭典、迎神遶境與聯庄共祭等儀式，強化社群對義勇、忠誠與守土價值的共同想像。此一信仰亦促成地方文獻、碑記、歌謠與民間傳說的累積，形成兼具歷史記憶與宗教實踐的文化資產。近代以來，義民信仰更被納入地方文化保存與無形文化資產的論述之中，顯示其已超越單純的民間祭祀，而成為理解臺灣地方社會組織、客家文化身份及道教民間信仰互動關係的重要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