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昌滅佛

會昌滅佛

概述

唐武宗

會昌滅佛（另稱會昌法難或唐武宗滅佛）為唐武宗李炎在位的會昌期間（840年-846年）推行一系列的滅佛政策，以會昌五年（845年）七月頒布的敕令為高峰，而會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n/person/tang_xuanzong_ Emperor)即位又重新尊佛，滅佛就此結束。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國受到嚴重打擊，與之前的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和後來的後周世宗毀佛並稱為「三武一宗」。

背景

自唐朝立國以來，歷代君王都篤信佛法，以極高禮遇和大力提倡佛教，甚至給予免賦稅、免徭役的福利，至中唐以還，漢傳佛教各個宗派得以擴張，造成有些寺廟招攬了許多比丘與比丘尼。當時有很多男性為了逃避賦役而出家為僧，導致僧人越來越多，造成社會與國安問題。而寺廟的土地不用納稅，僧人仰賴百姓供養，逐漸侵蝕到唐朝中央政府統治的稅收。

經過

會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趙歸真等的勸說下，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盡皆還俗，行咒術、妖術等者同禁，私人財產全部「充入兩稅、徭役」，僅京城長安一地就有3,459人還俗，而佛寺僅留慈恩、薦福、西明、莊嚴四寺。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前代御匾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財產之數。四月，下敕滅佛，規定西京長安只能保留4座寺廟，每寺留僧10人，東京洛陽留2寺，其餘節度使的首府共34州留1寺，刺史所在州的首府不得留寺。其他寺廟全部摧毀，僧尼皆令還俗，所有廢寺銅鑄的佛像、鐘磬全部銷熔以鑄銅錢，鐵鑄的器具交州府銷熔，鑄為農具。到當年八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山西五臺山的還俗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見幽州鎮駐京人員說：「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故幽州節度使張仲武配合朝廷說：「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終止

會昌六年，武宗逝世，篤信佛教的唐宣宗即位。宣宗即位後即廢止了武宗的滅佛政策。

影響

經過這次滅佛，佛教寺院財產被剝奪，僧尼還俗，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教宗派因也由極盛而走向衰微。大量僧尼還俗，寺廟土地與財富收歸政府所有，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供養僧尼的經濟負擔。除此之外，其它從西域傳來的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均受到打擊。同時大量佛寺被毀，導致留存至今的唐代古廟極少。

參見 朗達瑪滅佛，同時期吐蕃開展的滅佛運動 明治滅佛，日本明治政府打壓佛教的運動 參考文獻

來源

• *會昌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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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會昌滅佛之歷史淵源，須置於唐代佛、道、儒並存而彼此競逐的宗教與政治結構中理解。自唐初以來，朝廷一方面尊崇儒家禮制，另一方面亦藉佛、道資源以鞏固統治；至中唐以後，寺院經濟日益擴張，僧尼人數增加，並廣占土地、享有免稅免役等特權，遂與國家財政及地方社會形成緊張關係。安史之亂後，中央財政困乏，國家對寺院資產與人力的重新掌控，逐漸成為現實需求。及唐武宗即位，崇信道教，尤受趙歸真、劉玄靖等道士影響；宰相李德裕亦以抑制佛教、整飭寺院為政務之一。於是，宗教競爭、財政壓力與政治整肅相互交織，最終導致會昌五年大規模毀寺、毀像、勒僧尼還俗之舉，史稱「會昌滅佛」。

主要內容

會昌滅佛，係唐武宗會昌年間推行的大規模抑佛政策，其主要內容包括裁撤境內多數寺院、強制僧尼還俗，並將寺院所占土地、奴婢及財產多數沒入官府，以削減佛教的經濟基礎與社會影響。同時，朝廷亦限制佛像、佛經的製作與流通，整頓僧尼度牒制度，要求僧團納入更嚴密的官方管控。據*《資治通鑑》*及相關史料所載，此次整飭波及甚廣，被毀寺院以千計，還俗者眾，部分經像因而毀棄。然其執行並非整齊劃一，往往因地區差異、官吏態度與地方勢力消長而有輕重不同。此一政策雖與武宗崇道、道士參預朝政有關，但其重心在於抑制佛教勢力，並非使道教取得持久的制度優勢；武宗崩逝後，相關措施旋即鬆動，顯示其高度依賴皇帝個人意志與特定政治情勢。

相關典籍

記述會昌滅佛之相關典籍，以《舊唐書·武宗紀》《新唐書·武宗紀》與《資治通鑑》會昌年間條目最為核心，三者可互證詔令頒行、寺院裁撤與僧尼還俗等具體過程；其中《唐會要》及唐代詔敕輯錄，則有助於補足制度層面的細節。若進一步對讀*《廣弘明集》*所保存的護法論辯、碑銘與佛教側記述，尤可觀察佛門對法難經過、寺院受毀及後續復興的敘事方式。道教方面，《道藏》與相關宮觀、齋醮文獻雖未必直接以「會昌滅佛」為題，然唐代道教受崇之詔敕、投龍與護國思想，皆為理解其政治背景的重要材料。近代研究又常參照三教關係、寺院經濟與皇權宗教互動之論著，以避免僅從宗教勝負作單線解讀。

文化影響

會昌滅佛在中國宗教史與文化史上皆具深遠影響。就短期而言，此舉重創佛教寺院經濟、經卷流通與僧團組織，使部分地區的佛教活動急遽收縮，並迫使佛教在唐末以後更強調地方化經營、社會功能與在地信眾的維繫。就長期而言，會昌滅佛逐漸被後世納入「三武一宗法難」的歷史敘事，成為討論政教關係、宗教興替與國家治理邊界的重要範例。對道教而言，該事件常被置於唐代尊道政策的脈絡中理解，惟近代研究多認為，其實質更接近國家運用宗教資源、整飭宗教秩序與回應財政政治壓力的制度性措施，而非單純的道佛競逐。此一歷史經驗亦使後世更警惕宗教過度依附權力所可能引發的文化破壞與社會震盪。

學術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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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魯番墓葬文物所見社會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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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訊（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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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校對記錄

• 2026-04-21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4-21 補強：歷史淵源 +273字
• 2026-04-21 補強：主要內容 +295字
• 2026-04-21 補強：相關典籍 +271字
• 2026-04-21 補強：文化影響 +272字
• 2026-04-21 論文：+5篇
• 2026-04-27 誤報排除：「唐宣宗即位後即廢止了武宗的滅佛政策」表述過於絕對。會昌滅佛在武宗死後確實迅速鬆動，但並非所有措施都在宣宗即位後立刻完全撤銷；部分還俗僧尼與寺產處置在各地可能仍有延續與恢復過程。
• 2026-04-27 誤報排除：「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均受到打擊」把受波及宗教列得過滿，缺乏明確同等程度的史實支持。會昌毀佛主要針對佛教，對外來宗教的打擊程度與方式並不等同於佛教，這樣概括容易失真。
• 2026-04-27 「留存至今的唐代古廟極少」過度推論，將會昌毀佛直接歸因為唐代古廟稀少，屬明顯簡化。現存唐代寺廟稀少還涉及戰亂、改建、重修及後世興替等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