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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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士傳

## 概述

《高士傳》為西晉皇甫謐所撰之人物傳記類著作，專錄歷代不慕榮利、潔身自守、遺世獨立之士。其書雖不列於道教經典之正式「經」名，亦非傳統科儀中直接持誦之法本，然就道教文化史、隱逸思想史與士人精神史而言，地位甚重。書中所載許由、巢父、伯夷、叔齊、嚴光、梁鴻、韓康等人，皆以「讓」「隱」「守節」「全真」為共同精神，後世道教與道家學者遂多將之視為道門人格理想之先聲。其書所標舉者，不在功名事業，而在心志不屈、去俗存真；這種價值取向與道教所重的[清靜無為](/n/concept/%E6%B8%85%E9%9D%9C%E7%84%A1%E7%82%BA)、[守一存真](/n/concept/shou_yi_cun_zhen)、[返樸歸真](/n/concept/%E8%BF%94%E6%A8%B8%E6%AD%B8%E7%9C%9F)，以及經傳中常見的[絕聖棄智](/n/concept/%E7%B5%95%E8%81%96%E6%A3%84%E6%99%BA)等命題，彼此映照，形成一條由先秦隱逸而通向魏晉玄學、再被道教吸納的文化脈絡。

若從道藏分類觀之，《高士傳》並不屬三洞四輔正統經系之內，既非[洞真](/n/concept/%E3%80%8A%5B%5B%E6%B4%9E%E7%9C%9F)、[洞玄](/n/scripture/%E6%B4%9E%E7%8E%84-3c3022fd)、[洞神](/n/concept/%E3%80%8A%5B%5B%E6%B4%9E%E7%A5%9E)三洞經典，亦不屬[太玄](/n/concept/tai_xuan)、[太平](/n/concept/%E5%A4%AA%E5%B9%B3-25bea85b)、[太清](/n/deity/%E3%80%8A%5B%5B%E5%A4%AA%E6%B8%85)、[正一](/n/concept/%E3%80%8A%5B%5B%E6%AD%A3%E4%B8%80)等道法經戒系統之核心文本。然其與道藏並非全無關聯：一方面，書中諸高士屢為後世道書、類書、仙傳引用，作為「不仕而全其真」的範型；另一方面，道教儀式與修持論述中，常借其人物事蹟以證成「外遁名利、內保真常」的修行理路。故《高士傳》雖屬經外之書，卻是理解道教「人格化」表述的重要文獻。就道教史視域看，它更像一部「高士譜系」與「清修譜牒」的前導材料，而非狹義的法教經文。

在中國古代傳記文學中，《高士傳》具有類型建構的意義。它將「高士」從散見於史傳與諸子中的零碎記載，整理為一個可辨識、可傳述、可複製的文化類型，使「高士」不再只是個別人物，而成為一種倫理身份與精神階位。此種編排方式，對後來正史中的《逸民傳》《隱逸傳》以及筆記小說、類書、詩文中的隱士書寫皆有深遠影響。其學術價值，主要不在於提供嚴整年表，而在於呈現古人如何以「不仕」為高、以「退讓」為美、以「守志」為尊。若從道教思想史看，《高士傳》介於先秦道家、魏晉玄言與後世道教神仙譜系之間，是一部由「道家人格」轉入「道教人格」的重要橋梁。

皇甫謐之所以撰此書，與其本人之生命選擇密切相關。皇甫謐字士安，號玄晏先生，西晉安定朝那人，少而好學，博通經史醫術，終身屢徵不仕，著述自守。其人性情清峻，與世浮沉之風頗遠，故編錄高士事蹟，並非單純史料蒐集，而含有自我比附與價值宣示之意。從這一層看，《高士傳》既是「寫他者」，亦是「寫己志」：作者以古人為鏡，映照自身不屈於仕途的志節。此種寫作姿態，在魏晉士人文化中十分典型，也是道教學者關注此書的重要原因。

## 成書背景

《高士傳》一般認為成於西晉，撰者為皇甫謐。其成書背景與魏晉之際的政治動盪、士人轉向密切相關。漢末以來，天下多故，政局頻仍，士大夫在仕與隱之間反覆抉擇；至魏晉，名教與自然、入世與出世、禮法與真性之衝突尤為明顯。皇甫謐身處其間，既見世道之變，又自持清操，故特為歷代高士立傳，以示心志所宗。此書不是單純記錄奇人軼事，而是以人物傳記方式，完成一種道德批評：凡不屈於權勢、不汲汲於祿位者，皆可列入高士之林。

關於作者，歷代文獻皆以皇甫謐為名，然版本流傳過程中，亦不排除後人增補、竄入之層次。由於原書早已散佚，今本多出自輯佚，故文本所見未必全同於西晉原貌。書中人物條目與敘事細節，常見於《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及其他類書之引錄；部分條文可能在轉抄過程中被刪改、移置或附會。故學界談《高士傳》，通常須區分「皇甫謐原編」與「後世流傳本」兩層：前者代表西晉時期的基本面貌，後者則包含唐宋以降的輯錄與闡發。

就版本流傳而言，古書目對《高士傳》的著錄不盡一致，卷數、篇數、人物數目皆有出入。今人常見本多為三卷本之輯佚整理，或合併諸類書所引而成。至於原書人物數量，文獻記載有八十七人、九十六人等不同說法，待考。此種差異，並非單純的數字誤差，而反映出古籍在長期傳抄中的文本流動性。《高士傳》之所以難以恢復原貌，正因其長期依附於類書、正史注、叢書與總集之間，成為一種被「引用」而非獨立完整保存的文本。這也使其研究具有版本學、文獻學與思想史三重價值。

## 主要結構

《高士傳》傳稱原分三卷，今本則多以人物時代先後編次，體例近於傳記彙編，並無固定經文式章品。就通行輯本所見，可概分為三個歷史層次：第一層為上古至周代高士，如許由、巢父、伯夷、叔齊、善卷等；第二層為戰國至秦漢間隱者，如接輿、黔婁、原憲、榮啟期、商山四皓等；第三層為兩漢至東漢末人物，如嚴光、梁鴻、周黨、管寧、韓康、焦先、法真等。各條多以姓名、籍貫、事蹟起筆，繼述其辭讓、拒召、隱居、守節之狀，末或附評論或逸事，形成一種標準化的高士敘事。

就篇章條目而言，輯本常見者包括：許由、巢父、伯夷、叔齊、善卷、商山四皓、接輿、黔婁、田子方、原憲、漆雕開、榮啟期、嚴光、梁鴻、姜肱、法真、周黨、管寧、焦先、韓康等。不同輯本對人物收錄略有增減，部分晚出條目是否原屬皇甫謐本書，尚有待考。整體而言，《高士傳》並不以神異敘事為主，而重「行狀」與「操守」：重點在於不受徵聘、不應辟召、甘處山澤、淡泊自持。此種體例與後世《神仙傳》之重飛升、《列仙傳》之重方術有所區別，顯示其屬於道教文化圈內之「德性敘事」，而非狹義的「神異敘事」。

從結構意義看，該書並非鬆散羅列，而是有一種明確的價值排序：愈上古者，愈近堯舜之治，愈能顯示「讓」的原型；愈近漢末者，愈彰顯亂世中保全節義之難。作者以時間作骨架，以人物德行為血肉，構築出一條自上古直至漢末的隱逸傳統，使「高士」成為連續的歷史類型。這種敘事策略的深層意義，在於將隱逸從個人行為提升為文化正統的一部分，與正史的功業譜系形成對照。

## 核心思想

《高士傳》的第一個核心思想，是肯定「不仕」的道德正當性。書中人物多以拒絕爵祿、遠離權力、棄絕徵召為其高處，顯示「不入仕」並非消極退縮，而是一種主動的價值選擇。這種選擇之所以成立，乃因作者認為：當政治失其正、名位成為羈絆時，保全人格比追逐功名更為重要。此與儒家對「達則兼濟天下」的期待不同，卻與道家「功成身退」之旨相通，也與道教所講的[保真](/n/concept/保真)、[守一](/n/concept/%E5%AE%88%E4%B8%80)、[清虛](/n/concept/%E6%B8%85%E8%99%9B)相契。高士的高，不在權勢，而在不為權勢所轉。

第二個核心思想，是以「隱」對「顯」、以「退」對「進」的價值翻轉。傳統史學與政治倫理重視入世建功，而《高士傳》偏以隱退為榮，將山林、丘壑、田畝、釣臺化為人格自由的象徵空間。高士往往身處禮聘、征召、封爵等情境之中，卻選擇退避，以此證明其志不在利祿。這不只是消極躲避，而是一種對世俗秩序的審慎距離。道教思想之所以重視此類人物，在於其展示了「去名存實」的可能：外形雖在世，內心已不為世累。

第三個核心思想，是「清靜」「素樸」與自然生命的結合。書中高士多與山水、漁釣、耕作、蔬食、布衣相連，形成一種近乎道教養生學的生活圖景。這種生活圖景的重點，不在窮困本身，而在於簡省、去欲、少事、內守。從道教修養論來看，此即由「齋心」通向「養氣」、由「遠名利」通向「存真元」的過程。雖然《高士傳》人物多非專業修道者，但其生活方式已構成一種「道化的人格模型」，後來道教常借以說明何以「真」必先於「功」。

第四個核心思想，是建立一套不同於功業史的評價標準。正史常以軍功、政績、節鉞、文治衡量人物，而《高士傳》則以節操、讓德、退守、無慾為標準。換言之，它將「道德自主」置於「社會成功」之上。這種標準的文化意義極大，因為它使那些在歷史上未必建功立業之人，得以因人格而不朽。道教所重的「真人」「至人」「神人」，其人格想像也多建立於此：不以外物奪其心，不以榮辱易其守。

## 重要段落

一、
「許由者，字武仲，堯舜之世隱人也。堯讓天下於由，由不受，遁於箕山之下，耕於汾水之陽。」
白話：許由是堯舜時代的隱士。堯把天下讓給他，他不接受，於是躲到箕山腳下，在汾水北岸耕作。

此段奠定全書的精神原型。天下之讓而不受，意味著最高權力亦不能動其志。許由因此成為「不以天下易其節」的象徵，後世道家與道教常以之比擬遠名絕利之人。其價值，不在於逃避責任，而在於拒絕以政治權力衡量生命高下。

二、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聞許由之讓天下，乃負釜甑，欲往洗耳於潁水上。」
白話：巢父是堯時的隱士。他聽說許由連天下都不接受，便背著鍋灶，要到潁水邊洗耳朵。

「洗耳」為全書極具代表性的意象。耳為聞聲之器，象徵接受外界名聲與議論；洗耳，則如同洗去塵世之聲，令身心歸於清淨。此一形象後來常被道教解作「澄心滌慮」的譬喻，亦與齋戒沐浴之潔淨觀念相通。

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俱去之。」
白話：伯夷、叔齊是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父親想立叔齊，等父親去世後，叔齊讓給伯夷；伯夷說這是父親的命令，於是兩人一起離開了。

此段以「讓」為核心，顯示高士不僅拒外在權位，也能拒內部繼承之利。兩人相讓而同去，形成一種超越家國秩序的道德聯盟。後來首陽山餓死之事，更使其成為「守義至死」的典型。

四、
「接輿者，楚人也。佯狂不仕，歌而過孔子。」
白話：接輿是楚國人，假裝瘋癲不做官，曾唱著歌從孔子車前走過。

「佯狂」是隱逸策略之一。以狂示世，以怪避禍，表面失常，實則保存本真。此類人物在道教與魏晉清談傳統中皆具重要象徵，因其以反常之姿維持內在清醒，具有鮮明的「外拙內明」特徵。

五、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於芜湖釣臺。」
白話：嚴光，字子陵，年輕時與光武帝同遊學。等到光武帝登基後，他就改名換姓，隱居在芜湖釣臺。

此段呈現漢代高士最經典的形象：舊交為帝，仍不入仕途。嚴光之高，不在拒絕陌生權力，而在面對舊友、舊誼、舊時共同學習之情時，仍能保持距離。釣臺遂成為中國文學中著名的隱逸地景，後世屢以之標舉「超然物外」。

六、
「梁鴻者，扶風平陵人也。少孤，為人所傭。及長，博覽書傳，遂不應州郡之命。」
白話：梁鴻是扶風平陵人，年少時喪父，曾替人做傭工。長大後廣泛閱讀經書傳記，於是不接受州郡徵召。

梁鴻說明高士並非皆出自貴胄，寒微出身亦可養成節操。其後與孟光「舉案齊眉」的傳說，將隱逸人格延伸至家庭倫理，顯示高士之德不僅表現在不仕，亦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對夫妻關係的敬重與節制。

七、
「韓康者，京兆霸陵人也。常采藥名山，賣與人，不受其直。」
白話：韓康是京兆霸陵人，常在名山採藥拿去賣給別人，卻不接受報酬。

此條尤見道教氣味。採藥、名山、拒受酬直，皆與方士、醫者、隱者之形象相合。其不受其直，不僅是清廉，更意味著以自然之物濟人而不役於利。此種姿態，最易被後世道教吸納為「清貧而有道」的象徵。

八、
「管寧者，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常著皂帽，坐獨榻，終身不與俗人交。」
白話：管寧，字幼安，是北海朱虛人。他常戴黑帽，坐獨坐的床榻，一輩子不與俗人交往。

此段突出「絕俗」之極致。管寧並非單純避世，而是以極嚴的生活形式維持精神界線。其「獨榻」之意，在於自守、不混同、不下流於俗。道教講求界限分明、內外有別，此類形象亦常被視為近於修真之士的生活規範。

##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與《高士傳》相關之道教人物與概念，主要不在神靈崇拜，而在人格典型與修持理念。其所映照者，包括[老子](/n/concept/laozi)、[莊子](/n/scripture/%E8%8E%8A%E5%AD%90-a1fa1788)所代表的先秦道家，及後來吸收隱逸思想的[上清派](/n/sect/%5B%5B%E4%B8%8A%E6%B8%85%E6%B4%BE)、[靈寶派](/n/sect/靈寶派)、[天師道](/n/sect/tianshi_dao)等宗派在「清靜」「齋戒」「守真」上的共同語彙。就儀式層面言，與本書精神最相應者為[齋戒](/n/ritual/齋戒)、[沐浴](/n/ritual/%E6%B2%90%E6%B5%B4)、[辟穀](/n/concept/%E8%BE%9F%E7%A9%80)、[存思](/n/ritual/cun_si)、[內觀](/n/ritual/neiguan)等清修法門；其核心均在去欲、淨心、保真，與高士的生活倫理相互照映。書中人物如許由、巢父、嚴光、韓康、管寧等，後世常被道書、仙傳、宮觀楹聯與齋醮文辭援引，作為清修、避世與守道之象徵。

## 學術評價

《高士傳》的首要學術價值，在於它是研究中國隱逸觀念的重要原始文本。與正史中附屬性的《逸民傳》《隱逸傳》相比，此書更早以類型化方式集中展示高士群像，故能清楚呈現「高士」在先秦至漢代的文化生成過程。對文學史而言，它提供了後世隱逸書寫的母題；對思想史而言，它揭示了道家與儒家之間關於「出世」與「入世」的張力；對道教史而言，它則是「高士人格」與「修真理想」互相滲透的關鍵材料。其意義，已超出單純傳記彙編之範圍。

其次，《高士傳》亦是一部需要審慎辨析的文本。由於原書早佚，今本多為輯佚，故在條目次序、文字異同、人物增減方面，皆存在不穩定性。學者研究此書，不能將後人類書所引一概視為皇甫謐原文；亦不能將道教化、仙化之後的附會，直接回溯為西晉本義。文本批判的工作，對此書尤為重要。若不區分層次，則易將後代文化接受史誤當作原始文本史。

再者，《高士傳》所呈現的價值秩序，對理解中國傳統士人心態尤具啟發。它使「不仕」從被動失意轉化為主動操守，使「隱」成為人格完成的方式之一。這種思想後來進入詩文、書畫、園林與道教生活之中，成為中國文化極具韌性的審美與倫理資源。從這一角度看，《高士傳》不只是「寫人」之書，更是「立範」之書；其所樹立者，正是一種以清靜、退讓、守真為核心的生命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