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記

樂記

概述

《樂記》為先秦至漢初禮樂思想之重要經典，今本主要收入《禮記》，列為第十九篇，通行本約五千餘字，分為十一章，內容由「樂本」至「師乙」，系統論述音樂的本原、功能、教化、政治與人倫秩序之關係。其核心不在於純粹美感賞析，而在於以「樂」作為貫通天人、感通人心、移風易俗的治化機制，屬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代表性文獻。

就《道藏》分類而言，《樂記》本身並非直接收入道教《道藏》之標準道經，然其「聲音感物、心術形焉」與「以樂治天下」的思想，與道教儀式中重視齋醮科儀、宮商角徵羽之聲律觀念密切相關。按道教經典的傳統分類，經文大體可歸於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部門；《樂記》雖屬儒家禮學系統，卻在後世道教音樂、法樂、科儀音聲理論中屢被援引，故其學術地位常跨越儒道兩端，成為研究中國古代聲音觀、情感論與政治美學的重要材料。

從思想史地位看，《樂記》是先秦儒家「禮樂合一」理論最成熟的文本之一。其論樂，不僅言審美，更言教化；不僅論個人情志之陶冶，也論社會風俗、國家秩序之生成。它將音樂理解為「人心感物而動」之表徵，進而主張以正聲導民、以淫聲敗俗，形成一套完整的聲音倫理學。此種觀點對兩漢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以及後世禮樂制度皆具深遠影響。

學術上，《樂記》長期被視為中國音樂美學與政治美學的奠基文獻。近現代學界對其作者、成書年代、原始篇幅與流傳系統多有爭議，尤其在今本十一篇與古本二十三篇之間，存在明顯佚失與編纂層累問題。故《樂記》既是經典，也是文本史、制度史與思想史交會的關鍵案例。

成書背景

關於《樂記》的成書，傳統說法與近人考證並不一致。依《漢書·藝文志》所載，河間獻王劉德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說明其形成至少與西漢河間獻王所主持之禮樂搜輯、整理工程密切相關。換言之，今本《樂記》大體反映的是漢初經學家對先秦禮樂資料的匯編、整理與闡發，而非單一作者一時之作。

至於作者／託名問題，學界歷來有多種假說。較著名者有郭沫若提出的「公孫尼子」說，認為《樂記》部分內容或可追溯至孔門後學公孫尼子之傳述；另有蔡仲德的「劉德」說，主張今本文獻形態與河間獻王劉德之整理關係更為直接。亦有學者認為，《樂記》應屬長期累積之樂論匯編，經由戰國末至西漢初多層材料編成，託名與作者均不宜簡化為單一人物。此一問題目前學術界仍未定論，通常僅可說：其思想淵源可上溯先秦，定型則在兩漢之際。

從版本流傳看，今本《禮記》所收《樂記》為通行版本，共十一篇；而《漢書·藝文志》及相關古籍記載，古本《樂記》或原有二十三篇，除今存十一篇外，尚有《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招頌》《窦公》等十二篇，今已亡佚。這種「古本繁富、今本節存」的情況，顯示《樂記》在漢代以前曾有較完整的樂學體系，後經傳抄、刪佚與經典化過程，形成今日所見面貌。

此外，《史記》亦收有《樂書》，篇幅與《樂記》相近，兩者內容有部分重合而篇次不同。學者多認為，《史記·樂書》與《禮記·樂記》可能都依據更早的樂論材料，但經由不同系統編排，遂形成儒家經學與史傳兩種不同面向的文本傳統。

主要結構

今本《樂記》共十一篇，按《禮記》篇次依次為：

一、《樂本篇》 二、《樂論篇》 三、《樂禮篇》 四、《樂施篇》 五、《樂言篇》 六、《樂象篇》 七、《樂情篇》 八、《魏文侯篇》 九、《賓牟賈篇》 十、《樂化篇》 十一、《師乙篇》

其中前七篇偏重總論，從音樂之本原、性情、禮制與教化功能立論；後四篇則多以對話體或事例方式，討論聽樂、論聲、論俗與具體政治效果。若依內容層次觀之，可分為三大板塊：其一，樂之本原與情感理論；其二，樂與禮、政治、教化的關係；其三，藉具體國別音樂與人物問答，證成前述理論。

若從古本二十三篇視角看，今本十一篇顯然只是存篇。已佚十二篇如《奏樂》《樂器》《樂作》等，多半更具技術性、制度性與律呂學內容，說明《樂記》原本並非單純哲學論說，而是兼具音律理論、樂器知識與禮儀實務的綜合文獻。今本所存，反而更突出思想性與義理性。

核心思想

《樂記》最核心的命題，是「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在它看來，禮偏向外在秩序的規範，樂則源自內在情感之和暢；禮與樂不是對立，而是互補：禮節人之欲，樂和人之情，二者共同完成身心與社會的調整。這一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美學中「情—理—秩序」三者相互調和的基本格局。

其二，《樂記》強調音樂與人心之關係。音樂不是外在附加之物，而是人心感物之後的自然外顯。它認為情感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會隨外界事物而起伏，音樂正是情感之聲化。故「正聲」可導向中和、「淫聲」則足以敗德。此種理論既是情感心理學，也是聲音倫理學，並將審美與道德直接連結。

其三，《樂記》將樂納入政治教化機制。其立場並非把音樂視作私人娛樂，而是視作治國工具。音樂能「移風易俗」，能夠透過長期薰陶改變民眾情志、倫理偏好與社會風俗。故君主之所以應重視樂教，不僅因音樂可供祭祀、朝會與宴饗，更因它能塑造「民心」與「國風」。這也使《樂記》成為中國古代「文治」思想的重要依據。

其四，《樂記》並不否定情感，而是主張情感的節制與導正。它認為人之有喜怒哀樂，本屬自然，但必須透過禮樂調節，使之不致過度；若任情縱欲，則「流辟邪散」之音與心相應，終致淫亂。故《樂記》的理想並非壓抑情感，而是讓情感經由樂而達於中和，形成秩序化、審美化、倫理化的生命狀態。

重要段落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 白話：凡是音聲的產生，都是由人的內心發出；人的內心之所以會活動，是因外物刺激所致。 此段為《樂記》音樂觀的總綱，指出音樂源於心，心又感於物，形成由外而內、由內而外的循環。此說將音樂與心理、感官、環境緊密連結。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白話：因為受到外物感發而起心動念，所以會表現為聲音。 此句承上啟下，說明情感一旦被觸發，便會外化為聲。音樂不是憑空創造，而是情感的可聽形式。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 白話：所謂樂，是音聲得以生成的根本；而它的根本，則在於人心因外物而受感動。 此處將「樂」提升為音之本體與來源，與單純的聲音不同。它不只是聲音的組合，而是情感秩序化的表達。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之成文，謂之樂。」 白話：一切聲音都是由人心產生的。情感在內心中激動，所以表現為聲；聲音形成了有條理的文采，就叫作音；音聲再進一步形成有組織的整體，就叫作樂。 這段非常重要，說明「聲—音—樂」的層次關係：聲為自然發聲，音為有文理之聲，樂則為整體化、制度化之音。此乃《樂記》最具代表性的美學定義。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 白話：音樂由內心生出，禮則來自外在規範。 這是《樂記》最著名的對舉命題，揭示禮樂分工：樂調心，禮節行。二者共同構成社會秩序。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 白話：因此，內心因哀傷而受感動時，聲音就會變得急促而短促；內心因快樂而受感動時，聲音就會變得舒展而緩和。 此段把情感與聲調直接對應，說明音樂風格反映內心狀態，也可作為辨別情志的標尺。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 白話：鄭國的音樂容易使人放縱欲望；宋國的音樂像宴樂女子般柔媚，容易使人沉溺；衛國的音樂急促繁密，容易使人煩亂；齊國的音樂傲慢怪僻，容易使人驕矜。 此段是《樂記》著名的「四國之音」論，將不同地域音樂與人格偏差相連結，說明音樂的教化或敗德效應。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姦聲以樂。」 白話：凡是邪淫不正的聲音感動人心，便會引發逆亂之氣；逆亂之氣形成各種情態，而邪聲又與之相應成為不正之樂。 此段強調聲音、氣與情感之間的惡性循環，屬《樂記》對「淫聲敗德」最嚴格的理論化表述。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白話：最高妙的音樂與天地之和諧相一致，最高妙的禮制與天地之節度相一致。 此句將禮樂提升至宇宙論層次，說明禮樂並非人為瑣碎規則，而是與天地秩序相通。此種天人感應觀，後世對儒道兩家皆有深遠影響。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樂記》本屬儒家經典，與具體神靈名號並無如道教經典般完整的神譜系統，但其祭祀與音樂之論，直接關聯古代宗廟、郊祀與社稷儀式；又與後世道教齋醮中使用的法樂、步虛、上清科儀、正一醮祭音聲觀念有間接關聯。若從制度史看，《樂記》所論之樂，實際上常被用於王朝禮制、宗廟祭樂、朝會燕饗、鄉射學宮等場景。

在宗派層面，《樂記》主要屬於儒家禮學傳統，但其對音聲感通、清靜中和與風俗教化的重視，與道教的太平道、天師道及後世全真道在「清靜寡欲」「調和身心」方面有可比性。尤其道教齋醮中重視音聲以感格神明，此種「聲以達神」的思路，與《樂記》之「聲以動人」形成文化上的連續性。

學術評價

從經學史來看，《樂記》是儒家樂教思想的總結之作。自漢代以降，它被視為理解禮樂制度不可或缺的文本，與《周禮》《儀禮》並列為研究古代國家禮制的重要材料。其最大的貢獻，在於將音樂從技藝層面提升為倫理、政治與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從而建立一套中國式的審美—教化理論。

現代學術則多從文本層累、思想來源與制度背景三方面重估《樂記》。一方面，今本並非單一作者之手，具有明顯編纂痕跡；另一方面，其思想並不只是儒家純粹理論，而是融合了戰國晚期以來的音律知識、政治觀與身心論。故今日研究《樂記》，已不再只看作經學注疏對象，而是置於古代音樂學、思想史、情感史與文本傳播史的綜合框架中考察。

就學術評價而言，郭沫若之「公孫尼子」說與蔡仲德之「劉德」說各有依據，但亦各有局限。前者強調先秦思想源流，後者強調漢初編纂定型；在缺乏決定性文獻證據的情況下，較穩妥的結論或是：今本《樂記》為西漢經師整理舊說之成果，內含多時代材料，其核心觀念可溯至先秦，而文本形態則經過漢代經學系統的重構。

參考脈絡

《樂記》與《漢書·藝文志》、今本《禮記》、《史記·樂書》互為參照，是研究中國古代樂論不可繞過的核心文獻。其文字中所呈現的「聲—情—禮—治」四層結構，不僅對儒家思想史有關鍵意義，也為道教法樂、民間科儀、宮廷雅樂與後世音樂美學提供了長期資源。若進一步考察其佚篇，仍有待與出土文獻、漢代樂律學資料及《道藏》音聲科儀文獻互證，方能更完整地理解《樂記》在中國思想史中的位置。

此條目原始資料經整理補充，版本、篇名與作者諸說仍有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