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本文以日本三大中華街——橫濱、神戶、長崎——為主要田野座標，考察明治以降至戰後復興期間，旅日華人在媽祖廟、關帝廟、唐寺及各鄉籍會館中所維持與重構的道教實踐。日本華人道教不同於東南亞華人道教，後者在殖民地或新興民族國家的縫隙中，與在地神祇結合而形成獨立法派；亦不同於臺灣的火居正一道與北部靈寶派，後者依託於相對完整的宗族社會與祭祀公業。日本華人道教所處的環境，是一個本身已具備高度神道—佛教—修驗道宗教生態的島國，其華人社群人口長期穩定在數萬到二十餘萬之間，且自江戶鎖

## 摘要 在臺灣與閩南的漢人民間信仰世界裡，「頭家爐主」是一套看似瑣碎卻無所不在的制度：每逢神明聖誕或年度祭典，地方社群在神前擲筊，由連續聖筊最多者出任「爐主」，捧奉神明香爐回家供養一年，再由次多者出任若干「頭家」，協理收取丁口錢、籌辦演戲酬神、籌組進香遶境。一年期滿，香爐再度於神前易主。這套以「年」為節拍、以「擲筊」為機制、以「香爐」為信物的輪值制度，長期被視為民俗細節而少受理論性的對待。本報告主張：頭家爐主制度其實是漢人地方社會「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

## 摘要 廟宇是華人世界最古老的「公共財產」之一，卻也是現代法律最難安放的一種財產。它既不是純粹的私產，因為它供奉的是「眾人的神」、來自「十方」的香火；它也不是純粹的公產，因為它往往由特定家族、特定師徒、特定同鄉群體一手創建、世代守護。當創建者老去、住持仙逝、管理人過世，這座建築、這片土地、這尊神像、這套法本究竟歸誰所有、由誰繼承、依何規則交接，便成為一個讓世俗法庭頭痛、讓宗教社群撕裂的難題。本報告以「法律社會學」為取徑，探討當代臺灣、香港、與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華

## 摘要 印尼蘇門答臘島的華人宗教場所「三教廟」（Sam Kauw Hwee / Tri Dharma），是二十世紀以來閩南移民社群在離散處境中維繫儒、釋、道三教信仰實踐的重要據點。本研究聚焦於蘇門答臘三教廟所保存與使用的道教經懺文獻，從宗教學、文獻學與語言學三重視角，探討閩南道教科儀本傳播至海外後所產生的文本變體現象，以及這些變體與華人方言宗教語言之間的互動關係。 研究指出，蘇門答臘三教廟的道教經懺在儀式框架上高度保留閩南原鄉傳統——以靈寶派與正一派科儀為主軸，涵蓋朝

# 施舟人與歐洲道藏編目工程考——臺南受籙田野、《道藏通考》與西方道教學的學科建制 ## 摘要 西方道教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其「建制史」——教席如何傳承、跨國基金如何資助、參考工具如何界定研究對象、田野經驗如何轉為集體制度——相對而言仍少見以「學科如何自我建制」為問題意識的專門考察。既有研究多把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2021）、勞格文（John Lagerwey）、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並置為戰後奠基者，卻少有人追問：

## 摘要 當代臺灣的宗教地景，常被概括為「廟宇密度世界第一」的單一意象；然而在一萬二千餘座登記寺廟與更龐大的未登記神壇、家家戶戶的神明廳與公媽龕之間，存在著一道極少被正面理論化的結構裂縫。本報告以「場域分化（differentiation of fields）」為核心問題意識，主張當代臺灣漢人道教與民間信仰並非鐵板一塊的「民間宗教」，而是至少分化為三個運作邏輯互異的次場域：以地域共同體為基礎、具義務性與公共性的「公廟」；以父系家戶為單位、具封閉性與世襲性的「公媽廳（家戶祖

## 摘要 道教徒登壇演法、入道受度，皆「以服辨位、以冠別品」。在道教「法服」這一神聖服飾系統中，覆於頭頂的冠與巾，既是修行階位的外顯標記，也是溝通真界、區隔凡俗的儀式符號。本文以「五嶽冠」「蓮花冠（芙蓉冠）」「混元巾」三項最具代表性的冠帽為核心，循「經典法服文獻—歷代形制演變—圖像文物互證—當代活傳統」四條線索，考其形制源流，並辨明全真、正一兩大道派冠制的根本差異。 研究顯示：道教法服制度並非自始即有，漢魏天師道法服尚與世俗官服無別，至五世紀初南方古《靈寶經》方首倡「與

## 摘要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道教這一向以「地方的、家族的、科儀的」面貌存在的中國本土宗教，逐步取得一種前所未有的「國際的、組織的、外交的」存在形態。本文以二〇〇七年首屆「國際道德經論壇」為起點事件，考察自該年至二〇二四年間道教「國際組織化」的整體軌跡，並將其置於宗教外交（religious diplomacy）、文化軟實力（soft power）與半官方組織（GONGO）三組分析框架之下加以檢視。 研究發現，二〇〇七年於西安、香港兩地舉行、以「和諧世界，以道相通」為主

## 摘要 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自東漢以降即與政治、醫藥、術數、文學、藝術相互滲透，形成龐雜而持續變遷的文化傳統。進入二十世紀，電影成為華語世界最具擴散力的敘事媒介，道教元素也隨之被反覆搬演、改裝與商品化。本文以《道士下山》（2015）、《奇門遁甲》（2017）、《捉妖記》（2015）三部高票房、高爭議的華語商業電影為核心案例，輔以《雙瞳》（2002）、《破·地獄》（2024）等跨類型文本，探討道教人物原型、法器符籙、術數陣法、齋醮儀式如何在電影工業中被選擇、誇張與再編碼

## 摘要 本文以《歷代寶案》為核心史料，輔以明清歷次冊封使錄（陳侃《使琉球錄》、蕭崇業《使琉球錄》、夏子陽《使琉球錄》、汪楫《使琉球雜錄》與《冊封疏鈔》、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周煌《琉球國志略》、李鼎元《使琉球記》、齊鯤《續琉球國志略》、趙文楷與林鴻年諸家紀錄），重建明洪武五年（1372年）以降至清同治五年（1866年）共四百九十餘年間，中國皇帝經由冊封使節向琉球國王所行「諭祭」文書的儀式結構，並進一步分析此一儀式結構如何與琉球本土的久米至聖廟（孔廟）、上下天妃宮、波上宮

## 摘要 「全世界究竟有多少道教徒？」這個看似基礎的問題，是當代宗教人口統計學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本文以當代臺灣、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四個華人社會為對象，系統性地比較其官方人口普查、學術抽樣調查與宗教機構登記三套數據體系，試圖回答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道教信徒「數不清」？這個「數不清」本身，又揭示了華人宗教什麼樣的結構特質？ 四地構成了一組難得的「自然實驗」。其中臺灣與香港的官方人口普查**不設宗教題**，道教信徒人數只能仰賴抽樣調查與機構自報來推估；馬來西亞與新加

## 摘要 道教自東漢立教以來，「如何造就一位合格的道士」始終是維繫教門命脈的根本問題。傳統上，道士的養成倚賴兩條既古老又仍在運作的軸線：其一是叢林宮觀的集體共住、清規戒律與傳戒授籙；其二是火居正一的師徒相承、家傳法脈與壇場跟學。二十世紀以降，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宗教管理制度化，以及道教自身在動盪後重建人才的迫切需求，「學院化」逐漸成為第三條軸線，並在華人世界的不同社會中發展出形貌迥異的制度安排。本報告以「中國道教學院」（北京白雲觀，一九九〇年成立）、「臺灣道教學院」（此一

## 摘要 本文以新加坡華人道教為研究對象，循「廟宇——社團——方言群——國家」四重結構，重建自一八一九年萊佛士登陸至二十一世紀初新加坡華人宗教的歷史軌跡。新加坡華人道教並非中國閩粵原鄉宗教的直線移植，而是在英屬殖民地的法律框架、海峽兩岸的人口流動、東南亞華人秘密會社網絡、戰後民族國家建構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多重壓力下，逐步形成的「在地化」宗教體系。本文取三座具有結構意義的廟宇——福建幫的天福宮（一八四〇）、潮州幫的粵海清廟（一八二六）、漢傳佛教的雙林寺（一八九八）——作為截

## 摘要 明代是道教正一派籙階制度從「諸派並立」走向「歸於天師」的關鍵轉型期。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年間確立正一道為國家道教正統，第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獲封「大真人」，龍虎山天師府成為全國授籙的唯一合法中心。在這一制度背景下，明初寧王朱權編纂的《天皇至道太清玉冊》（正統九年，1444年成書）系統梳理了正一諸品法籙、天界官制品秩與人間法職的對應關係，被學界譽為「明代道教制度的百科全書」。然而，這部中央類書所呈現的「理想型」籙階—法職對照體系，在多大程度上被地方壇門實際奉行？地方道

## 摘要 在華人宗教的神聖譜系裡，女性的身影從不缺席：西王母統御群仙，媽祖巡護海疆，臨水夫人陳靖姑護佑婦孺，瑤池金母收攝萬靈。然而當我們把目光從「被崇拜的女神」移向「執行儀式、主持壇務、領導信眾的女性宗教人」，卻會發現一個深刻的結構性落差——神譜以女神為尊，神職卻長期由男性把持。這個「女神主導、男性執行」的悖論，正是本報告的問題意識所在。 本報告以社會學的視角，考察當代臺灣與馬來西亞兩地道教及道教系統民間宗教中的女性宗教領袖，聚焦三類典型角色：在正一法脈與火居道壇中受籙

## 摘要 本報告以「道教直播打賞經濟」為核心問題，試圖在宗教經濟史、制度宗教學與平台政治經濟學的交叉視野下，勾勒抖音（Douyin）、快手（Kuaishou）與 TikTok 上道士或道教文化主播如何利用打賞、帶貨與內容變現，將傳統的宗教資本轉化為數位時代的經濟收益。研究首先回顧中國道教從南北朝至宋明的布施、香火、法事與宮觀經濟，指出「施財—功德—福田」的循環邏輯早已構成道教經濟的神聖正當性；其次梳理道教教職人員認定、度牒／傳度證、法服、法器等制度與器物如何成為宗教權威的

## 摘要 臺灣有登記在案的寺廟逾一萬二千座，連同未登記的神壇、佛堂與家族公廟，總數早已超越便利商店，構成漢人社會最綿密的信仰基礎設施。然而支撐這龐大宗教資產的核心法律，至今仍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由南京國民政府制定、全文僅十三條、近百年從未修正的《監督寺廟條例》。這部誕生於「廟產興學」風潮、為防止住持盜賣廟產而立的舊法，一方面只規範佛、道兩教而不及於其他宗教，先天帶有宗教不平等的瑕疵；另一方面又因僅以「登記寺廟」這種不具完整法人格的身分容納絕大多數宮廟，使臺灣寺廟的財產

## 摘要 清代戶籍制度中，「僧道類冊」作為一種專門針對宗教人口的分類編冊形式，承載了帝國對佛、道二教人口進行統計、稽查與管制的核心功能。本文以乾隆至道光年間（1736—1850）各省僧道人數的變動數據為切入點，結合數據人類學的方法論視角，探討戶籍統計數字背後所隱含的國家宗教治理邏輯與地方行政實踐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 研究發現，清代僧道人數的統計經歷了從「度牒管制」到「保甲編查」的制度轉型。乾隆元年至四年（1736—1739）間，禮部頒發度牒達340,112張，師徒合計約

## 摘要 本報告以空間人類學與建築民族誌為方法論核心，探討明清時期道教坤道（女道士）宮觀中「靜室」作為修行空間的歷史沿革、建築實踐與性別政治。研究選取北京白雲觀與瀋陽太清宮為核心案例，前者為全真道龍門派祖庭，後者為東北道教第一叢林，兩者雖在公開文獻中未見專設「坤道院」的明確記載，但其建築佈局中的特定區域——如白雲觀西路元君殿、東路寮房區與後院小蓬萊，以及太清宮道眾寮舍與住持丈室的分立格局——為理解坤道在乾道叢林中的空間位置提供了關鍵線索。 報告首先追溯「靜室」概念的經典

## 摘要 自二十一世紀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3）問世、中國於二〇〇四年加入並在二〇一一年頒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已成為當代中國重新編排傳統文化的主導性制度框架。在這一框架下，道教——這一中國本土宗教中最具儀式深度與音聲傳統的信仰體系——並非以「宗教」之名，而是被拆解、轉譯、收編進「傳統音樂」「民俗」等世俗門類，逐項進入國家級代表性項目名錄。本報告以兩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為核心：其一為二〇

## 摘要 本文以宋代《慶元條法事類》與元代《元典章》中的道籍法律條文為核心史料，結合《宋刑統》《大元通制條格》《名公書判清明集》等文獻，系統考察宋元時期女冠（女道士）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權利與義務。全文分為八章：首先追溯唐代女冠制度的法律基礎，分析均田制下「女冠給田二十畝」的經濟獨立性與《道僧格》的宗教法制化意義；繼而深入解讀《慶元條法事類》卷五十、五十一《道釋門》的帳籍管理、度牒發放、出家程序、犯罪還俗等條文，揭示宋代女冠在法律身份上「與僧尼同」卻實際邊緣化的雙重性；接

## 摘要 本文以明代武當山玄天上帝（真武）造像為核心，整合永樂朝（一四○三至一四二四）至嘉靖朝（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一百四十餘年間的宮廷匠作史料、現存實物、道教經典與儀範文獻，重建「玄帝像」的政治神學脈絡、圖像規範來源、製作技術譜系與祭祀儀軌定位。 本文主張：永樂朝在武當山所立之玄帝銅鑄鎏金造像，雖長期被民間以「真武神，永樂像」一句話化約為朱棣本人之神化投射，但若回到《玄天上帝啟聖錄》、《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

## 摘要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曾被二十世紀社會科學奉為現代性的鐵律：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科學理性與制度分化的推進，宗教註定退出公共領域、信仰註定式微、神聖註定讓位於世俗。然而當這套源自西歐基督教世界經驗的理論被移植到東亞、尤其被用來預測華人社會的宗教命運時，它遭遇了難以消化的反例。臺灣正是其中最尖銳的一個：在過去三十餘年間，臺灣經歷了人均所得十倍以上的成長、教育普及、民主轉型與全面都市化——若世俗化命題為真，宗教應在此過程中持續退潮；但實證資料顯示的

## 摘要 本研究以二〇二〇年代中後期形成於抖音、快手、TikTok 三大短視頻平臺之上的「道教直播」現象為核心對象，將其界定為一種跨越宗教史、媒介人類學、平臺經濟學三重視野的新興研究議題。所謂「道教直播」在本文中被狹義地理解為由具有道士身份（或宣稱具有道士身份）的個體所主導的、以法會展示、問事占卜、命理解析、教義講授、開光帶貨等內容為主要型態的即時影像表演，並以平臺內建之打賞、付費連麥、櫥窗帶貨、私域導流等機制完成價值結算的整體經濟活動。 從現象的規模來看，截至二〇二三

## 摘要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以第六八六號令公佈修訂後的《宗教事務條例》，自二○一八年二月一日起施行。這部行政法規由原本的七章四十八條，擴增為九章七十七條，新增「宗教院校」與「宗教活動」兩個專章，並在「宗教活動場所」「宗教教職人員」「宗教財產」等既有章節中作出大幅修訂。對道教而言，這次修訂並非單純的條文增補，而是一場深層的制度重構：它把宮觀的法律身分、道士的執業資格、宗教場所的財產與財務行為，全面納入以「法人登記—資格備案—財務監管」為骨幹的行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