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

概述

程頤相 朱熹相 朱熹《四書集注》，明朝成化十六年吉府刻本，藏於山東博物館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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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論編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又稱性理學，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與心學相對。是指宋朝以後由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它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上帝等），而且它是善的，它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擾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

如果無法收斂私慾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人（儒家最高修為者，人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於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人慾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慾，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發展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等人。往後有程顥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元朝與明朝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大量融入了佛家、道家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濬、陳獻章……等。細分來講，陸王（陸九淵、王守仁）、濂溪（周敦頤）與程朱理學有所差異，甚至存在背道而馳的見解，萬不可混為一談。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朱熹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類似於同時期文藝復興運動大大改革了萬事以宗教為重的思潮，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制十分的適應。

朱熹，理學的集大成者，他認為倫理道德便是三綱五常，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

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慾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慾即皆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程頤答，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然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程頤以此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朱熹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腐；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熹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慾」。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裡借鑒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敦頤、二程、張載）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

來源

• 程朱理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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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程朱理學之形成，肇端於唐末五代以來儒學重整之潮流，至北宋而大備。其思想資源一方面承接韓愈、李翱等人對佛、道衝擊下儒家正統的護持，另一方面又吸收佛、道在宇宙論與心性論上的論述方式，轉化為儒學自身的理論體系。北宋周敦頤、二程等人先後提出「理」與「性」的核心命題，建立以天理為宇宙本原、以修身踐行為入手的義理學說。南宋朱熹則綜合諸家，整理《四書》為學術與教化之中心，並以「格物致知」與「存天理、滅人欲」為工夫綱領，使理學成為兼具形上學、倫理學與教育制度意義的完整體系。由於其在宋元以後長期居於官方正統地位，並與科舉、學校制度密切結合，遂深刻影響東亞儒學發展；而就道教史脈絡而言，程朱理學對道教義理、修煉與神仙觀念亦多有吸收與改造，故成為理解宋元以降儒道互動的重要樞紐。

主要內容

程朱理學又稱道學、性理之學，為宋明儒學之核心形態，由程顥、程頤及朱熹等人建構而成。其主要內容在於以「理」為宇宙本體與倫理根據，主張萬物皆有其理，理先於氣而為普遍不變之原則；人倫日用亦皆當依理而行。其工夫論則強調「格物致知」「居敬窮理」，認為學者須由研求事物之理以明善去蔽，並以持敬收攝身心，使德性得以呈現。就人性論而言，程朱理學承認性本善，認為天命之性純然至善，而氣質之性則可能受昏濁所蔽，故修養之道在於克去私欲、復其本然之善。此一思想體系兼具形上學、倫理學與修身方法論，對後世科舉取士、士大夫人格養成及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甚鉅，亦成為宋元明清儒學主流之一。

相關典籍

程朱理學之相關典籍，首重程顥、程頤之語錄與文集，如《二程遺書》《伊川易傳》《河南程氏經說》，其義理闡發多以《易》《中庸》《大學》為核心。朱熹則於《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資治通鑑綱目》《朱子語類》中，系統整合理氣、性命與格物致知之說，奠定後世學統。若論其與道教思想之交涉，亦可參看宋元以降關於內丹、性命之學的論著，如張伯端《悟真篇》、陳致虛《金丹大要》等，因與理學之修身工夫多有會通與分流。又後儒評騭理學之作，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保存學派源流與辨析脈絡，對理解程朱理學之典籍系統及其思想流變，尤具文獻價值。

文化影響

程朱理學雖以儒家義理為宗，而其興起與定型，對道教文化生態產生深遠影響。其一，在思想層面上，理學以「理」統攝宇宙與人倫，強化了儒家對形上秩序的詮釋權，從而對道教關於道、氣、陰陽與修煉的語彙形成競合與吸納。一方面，道教思想被置於「異端」或「旁支」位置，宮觀制度、齋醮科儀與神仙信仰在士大夫論述中常遭批評；另一方面，道教內部亦因應理學話語，更多採用性命、心性、存養等概念來重申修持的正當性。其二，在文化實踐上，理學所推崇的倫理教化與格物窮理，促成社會對祭祀、禁慾與日常修身的重整，部分吸收了道教靜坐、養生與內煉傳統。其三，在宋明以降的三教互動中，程朱理學不僅壓縮了道教在官方知識體系中的空間，也間接推動道教教義的理論化與倫理化，成為道教近世轉型的重要外在刺激。

校對記錄

• 2026-05-03 格式校正：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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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05 誤報排除：「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等人」這段將理學的創始人列為周敦頤、邵雍、張載，過於簡化且不精確；通常說北宋理學奠基者包括周敦頤、邵雍、張載與二程，而非只列前三人。
• 2026-05-05 確認錯誤：「朱熹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與前文對程朱理學的形成表述，將朱熹描述成單獨完成改革的說法過於絕對，不符合常見學術表述；朱熹是集大成者，而非獨自完成整體改革。 → 正確：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與定型者，常被描述為完成了新儒學的系統化與成熟化，但「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語氣偏絕對，屬可疑表述。
• 2026-05-05 誤報排除：「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屬於明顯不合理的跨時代概括，且李白為唐代詩人，此句用來論證理學影響文學風氣，缺乏事實基礎。
• 2026-05-05 確認錯誤：「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表述過於籠統；元代對理學的官方地位、以及明清不同時期的政治思想狀態並非都可簡單概括為同一種『官方思想』。 → 正確：程朱理學在元代受到朝廷重視，並在明清成為主流官方意識形態之一，但「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過於概括，未能區分各朝各代的具體情況。
• 2026-05-05 誤報排除：「朱熹則於《四書章句集注》《周易本義》《資治通鑑綱目》《朱子語類》中，系統整合理氣、性命與格物致知之說」其中《資治通鑑綱目》主要是編年史著作，雖與朱熹學術相關，但不宜列為其系統闡發理氣、性命、格物致知的代表性理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