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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

徽宗（1082—1135），即宋徽宗趙佶，是北宋第八位皇帝，以書畫才情著稱，亦因末年政治失序與靖康之變而深受後世議論。他在位於1100年至1125年，推行神霄教、興建宮觀、設立道學並整理道書。他亦從事書畫創作；徽宗朝內府收藏的繪畫，見於《宣和畫譜》的著錄。徽宗在位期間推崇道教，自稱與道教神靈有感應，對宮廷道教活動、齋醮建置與經籍整理皆有一定推動。他對道教的重視不止於禮敬，也深刻影響北宋晚期的宗教文化與政治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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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

摘要

徽宗（1082—1135），即宋徽宗趙佶，是北宋第八位皇帝，以書畫才情著稱，亦因末年政治失序與靖康之變而深受後世議論。他在位於1100年至1125年，推行神霄教、興建宮觀、設立道學並整理道書。^註他亦從事書畫創作；徽宗朝內府收藏的繪畫，見於《宣和畫譜》的著錄。^註

徽宗在位期間推崇道教，自稱與道教神靈有感應，對宮廷道教活動、齋醮建置與經籍整理皆有一定推動。他對道教的重視不止於禮敬，也深刻影響北宋晚期的宗教文化與政治象徵。

身世與即位

《宋史·徽宗本紀》記載，徽宗名佶，是宋神宗第十一子，母為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1082）十月生於宮中，後以端王身分即位。^註《日知錄》將端州升為肇慶府，列在宋代帝王潛邸封號與州府升格的事例之中。^註

尊道政策與宗教制度

徽宗在道教史上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其一，尊道崇玄，將道教提升為國家層級的重要宗教；其二，整理與推廣道教文獻，促成部分經籍、科儀的編修與傳播；其三，借助道教象徵強化皇權合法性，將皇帝形塑為與天道相通的統治者。

北宋中後期，道教在民間與上層社會均有廣泛基礎，徽宗的扶持使其更進一步進入國家禮制與宮廷生活核心。徽宗即位初期，延續哲宗對劉混康及茅山道教的支持；至大觀初年，崇道抑佛的政策取向已相當明確。^註

徽宗即位後，逐步提高道教地位，延攬道士與方士，命官府營建道教宮觀，並多次進行封號、齋醮與祈禳活動。其尊道措施還包括推行神霄教、興辦道舉，以及增設道官、道階與道職；朝廷亦宣示神降與祥瑞，並鑄造九鼎。^註據史書記載，徽宗曾推重神霄派道法，並與道教神譜、符籙、齋法等互動密切。

大觀元年（1107），徽宗與劉混康的往返信中提到區別道、釋之事。徽宗應劉混康之請，命官府處理相關問題，並規定道士位序在僧人之上、女冠在尼僧之上，使宗教間的尊卑次序成為朝廷規範。^註其後亦曾推行抑佛措施，至宣和二年逐漸取消相關詔令。^註

在道教宗師的封號方面，徽宗認可莊子的南華真人封號，並將莊子與元始天尊、太上玉晨天尊君等並列為道家之教的宗師。宣和元年（1119），他又追封莊子為微妙元通真君，進一步提高莊子在道教神聖體系中的地位。^註

徽宗對道教的提倡，使北宋末年宮廷道教空前活躍，也使道教更深地進入國家政治與精英文化。

經籍整理與道學教育

徽宗親自注解《道德經》，其注本稱《御解道德真經》。^註他又頒布親製《聖濟經》，建立道學，規定學者研習御製《道德經》，並推動《道史》《道典》的編撰。^註《莊子的「神化」——唐宋詔封莊子真人、真君的道教史意義》認為，這些經籍與教育措施，連同神聖封號的整理，反映出徽宗將道教納入官方指定架構、加強朝廷控制的意圖。^註

茅山道教與劉混康

崇寧二年正月九日，徽宗下敕續建元符觀，命江東轉運司調度土木工費，另賜空名祠部度牒一百道，協助籌措經費。^註工程於崇寧五年（1106）八月十五日告成，歷時三年七個月。^註元符觀亦稱元符萬寧宮，建築規模達四百餘區。^註

元符萬寧宮的三座主殿，中央天寧萬福殿祭祀三茅君，東側景福萬寧殿祭祀皇帝本命星君，西側飛天法輪殿收藏徽宗所賜書籍。徽宗亦向茅山教團賜田，授予紫衣與師號；大觀元年（1107），曾一次交付笪淨之五十道空名度牒與三十道空名紫衣牒。^註

徽宗為三茅真君各加兩字封號，並賜劉混康九老仙都君玉印與景震玉櫑具劍。玉印與法劍後成為茅山上清派宗師世代傳承、傳度法籙所用的法器。同朝閣皂山亦獲賜原始萬神銅印，藥王山則於崇寧年間獲賜敕封妙應真人玉印。^註

徽宗與劉混康的往來兼具朝廷封賜與私人求助的性質。他曾索取傷風符、鎮心壓驚符及治百病符，並請劉混康拜章，也曾請其為國祈雨、祈福。^註部分敕書附有較為私密、體式自由的書信。^註《聖山內外：宋代茅山道教研究》據書信內容認為，個人的健康與精神需求，是徽宗早期尊崇茅山道教的重要原因。^註

大觀二年（1108）四月，劉混康卒於京師，徽宗贈其太中大夫，賜諡靜一，並安排護送靈柩還山及安葬事宜。繼任茅山宗師笪淨之仍受禮遇，大觀四年（1110）奉召赴京，受命設壇傳教。政和三年（1113），笪淨之臨終上表，勸徽宗去奢尚儉、清心寡欲，並以節財儉用鞏固國家根本。^註

皇權象徵與政治運作

徽宗自奉教主道君皇帝，顯示帝王權威與道教神聖性之結合，是中國宗教史與帝制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其朝廷的神降與祥瑞敘事，將趙佶尊為昊天上帝元子、太霄帝君，賦予君主以降臨塵世的神仙身分。這套敘事不僅呈現神靈護佑王朝，也將皇帝本人置於神仙世界之中。^註

他的政治選擇與個人信仰相互交織，形成強烈的皇權道教化傾向，也使北宋末年宗教文化呈現鮮明特色。

在政令運作上，御筆屬於皇帝的內批指揮，可交由學士院據以草擬正式制書。《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指出，崇寧以後，尤其政和以後，御筆與御筆手詔被廣泛用於日常政務，大量取代過去的內批指揮及詔令形式，使徽宗本人在政令體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註

該研究對高層權力結構的分析亦認為，政和以後蔡京雖居公相之位，實際權力受到限制，徽宗透過親信或蔡京的政敵出任宰執，伸張君權。^註何執中長期任宰執，鄭居中、劉正夫、王黼等人則與蔡京不和。靖康以後，這套政治架構崩潰，但南宋仍沿用御筆批、親筆詔書等形式，其使用範圍與政治地位已與徽宗朝有所不同。^註

教主道君皇帝的形象，成為帝王借神聖性鞏固統治的典型，並影響後世對君權、天命與宗教關係的理解。

書畫與宮廷收藏

作為皇帝與藝術家，徽宗在道教圖像、宮廷藝術與宗教文化的融合上，留下深遠影響。他贈予茅山的書畫，包括御筆題額、御製詩頌、親書道經，以及三清像、三茅君像，其藝術活動因而與宗教奉獻相結合。^註《池北偶談》記述，該書所見徽宗書跡常見於書畫題跋；《寓意編》則記載，常熟劉以則所藏《釋夢休鳳竹圖》有徽宗御題。^註

《四庫全書總目》關於《宣和畫譜》的提要記載，該書二十卷，記錄徽宗朝內府藏畫，著錄二百三十一人、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分為道釋、人物、宮室、蕃族、龍魚、山水、鳥獸、花木、墨竹、蔬果十門。該書未署撰人姓名；提要根據序文語氣與編纂痕跡，指出不能逕將其視為徽宗親撰。^註

徽宗名下書畫的親筆與代筆問題，一直是相關研究的議題。《聽琴圖》的圖像解讀亦涉及人物身分、道教觀念與政治象徵。^註《宋徽宗〈聽琴圖〉中道家自然觀和政治意圖》將畫中皇帝撫琴、臣下聆聽的安排，解釋為兼具道教意涵與君臣秩序的政治圖像，認為作品傳達了君主對臣下的引導及權力關係。^註

對花鳥畫的宗教意涵，《宋徽宗〈五色鸚鵡圖〉淺析》將《芙蓉錦雞圖》中的錦雞解讀為可能暗指宋朝，又把《寫生珍禽圖》與《五色鸚鵡圖》的杏花聯繫於道家天人合一觀念。該研究明言，這些結論屬於推測。^註

後世形象與東亞傳播

徽宗畫鷹的聲名，與後世作品歸屬及傳說密切相關。《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轉引《畫繼》的記載，指出政和年間宮廷蒐集珍禽異獸，集成祥瑞主題的《宣和睿覽冊》，第三冊繪有雪鷹，第四冊則為純白禽獸。該研究指出，南宋收藏清點中的徽宗御筆畫目沒有猛禽題材。^註該研究所見流傳海外、題為徽宗或徽宗朝年號的架鷹圖，從畫風看多屬十六世紀以後的明清製作。^註

十六世紀的明代收藏家與文人，常在讚嘆傳徽宗白鷹圖畫技的同時，以耽於禽鳥與繪事、聽信奸臣及亡國為訓。^註《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轉引詹景鳳在《東圖玄覽編》中的鑑藏記錄，記述一幅附蔡京題贊的白鷹圖，詹氏將其認定為徽宗真跡。^註該研究認為，畫上蔡京題贊所代表的奸臣形象，又使明代觀者聯想到嚴嵩父子等當世政治問題。^註

據該研究對小說情節的轉述，清初的《水滸後傳》《續金瓶梅》《隔簾花影》等續作小說，也納入徽宗白鷹圖的意象，將畫作安排在靖康之難後遷居臨安的李師師房中。這些敘事使白鷹圖成為召喚徽宗及亡國記憶的象徵。^註

在東亞傳播方面，《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轉引《世宗實錄》，指出朝鮮世宗於十五世紀前期，獲得使者自明朝帶回的徽宗朝白角鷹圖，並視為珍寶。京都建仁寺正傳永源寺所藏一組八幅傳徽宗《架鷹圖》，則被認為與朝鮮畫家李巖及明初院畫的架鷹圖傳統相關。該研究據此推測，朝鮮可能也是徽宗架鷹圖名作意象的組合地之一，其後再傳播至日本。^註

歷史評價與學界研究

徽宗亦因過度寵信方士、沉湎齋醮與祥瑞之說而屢受批評。後世談及其道教政策，常同時見到宗教熱忱與政治失衡兩面。《宋史·律曆志》記徽宗於崇寧年間任用蔡京，並批評徽宗採信方士以聲定律、以身定度的說法，認為此舉背離古制。這是史書對徽宗與方士關係所作的具體批評。^註《道家政治思想史流變探析》則認為，徽宗雖然親自注解《道德經》，治國能力卻遠不及其他注解《道德經》的帝王，並稱其既是崇道的帝王，也是事實上的亡國之君。^註

徽宗的道教政策也常被視為王朝衰敗的象徵之一。後世文學、戲曲與民間敘事中，常將他與崇道失政聯繫在一起。

對崇道動機的解釋，《常態、變態與回歸——兩宋常規祭祀體系中道教因素的變遷》轉引伊沛霞的觀點，較重視個人信仰，認為徽宗後期的道教措施花費龐大，對凝聚知識階層及在朝官員幫助有限，單以政治利益難以充分說明。^註《聖山內外：宋代茅山道教研究》轉引方誠峰的觀點，強調徽宗朝道教人物的進退，主要受政治需求影響。^註兩種解釋分別著重宗教信仰與朝廷權力運作，呈現學界理解徽宗尊道政策的不同取向。^註

從道教文化史角度看，徽宗仍是推動宋代道教制度化、宮廷化的重要人物。

出處

本條目引用 24 種資料，點開查看

《宋代青城山道教研究》檔案頁102–102。
《道家政治思想史流變探析》檔案頁175–175。
《聖山內外:宋代茅山道教研究》檔案頁47–48。
《宋徽宗《五色鸚鵡圖》淺析》檔案頁21–22。
《宣和畫譜》，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宋史》，來源。
《宋史》,卷019，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宋史》,卷068，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日知錄》,卷11，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聖山內外:宋代茅山道教研究》檔案頁37–38。
《聖山內外:宋代茅山道教研究》檔案頁48–49。
《莊子的“神化”——唐宋詔封莊子真人、真君的道教史意義》檔案頁6–6。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之研究》檔案頁1–3。
《教法之宗師:北宋高道劉混康的人生史》檔案頁16–17。
《聖山內外:宋代茅山道教研究》檔案頁45–46。
《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檔案頁31–32。
《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檔案頁32–33。
《池北偶談》,卷十七，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寓意編》，來源。　維基文庫原文
《宋徽宗《聽琴圖》中道家自然觀和政治意圖》檔案頁1–2。
《宋徽宗《聽琴圖》中道家自然觀和政治意圖》檔案頁5–5。
《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檔案頁44–45。
《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檔案頁42–44。
《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檔案頁47–48。
《乾隆宮廷白鷹圖研究》檔案頁48–49。
《常態、變態與回歸——兩宋常規祭祀體系中道教因素的變遷》檔案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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