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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碑是元代樓觀台最為重要的記事碑之一，也是全真道接管樓觀台後最早且最為詳實的文獻。該碑立於元世祖中統四年（1263），豎於宗聖宮遺址內三清殿前東側。碑螭首方座，高450厘米、寬145厘米、厚34厘米。碑額篆書「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之記」十二字。碑文楷書三十二行，行七十四字。李鼎撰文，朱象先書，劉道常刊。 碑文詳細記載了元太宗八年（1236）開始，全真道士李志柔奉全真教掌教尹志平之命大修樓觀，並出任宗聖宮主的全過程。據碑文記載，金末天興年間（1232—1234），樓觀台在蒙金戰火中焚毀殆盡，「歷世曠遠，屢經變故，以教本所在，隨廢隨應，近又燼於金季，靈宮華構，蕩然一空」。戰後

元代（1271–1368）是中國宗教壁畫藝術的巔峰時期，晉南與陝東地區因全真教的興盛與地方經濟的繁榮，留下了規模空前的寺觀壁畫遺存。山西芮城永樂宮三清殿《朝元圖》以近四百平方米的恢宏篇幅、二百九十餘位神祇的嚴整配置，被視為世界現存規模最大的古代道教壁畫群；山西稷山青龍寺腰殿與後殿壁畫則以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水陸畫形式，展現了元代社會宗教融合的特殊面貌。兩者雖宗教屬性不同，卻在粉本傳承、線描技法、色彩系統上呈現出驚人的一致性，指向同一批活躍於晉南地區的職業畫工班子。 本報告以晉陝風格圈的整體視野為框架，聚焦「朝元圖」這一核心圖像類型，系統梳理其神學意涵、圖像譜系、風格特徵與畫工傳承。報告首先考

道教身體修煉研究長期偏重前現代，缺民國個案。本文以陳攖寧主導的仙學運動及《揚善半月刊》《仙道月報》為材料，以期刊史、概念史、社群史三軸，考都會道教如何以「科學／養生」話語重構內丹、動員居士社群並與現代性協商，論證其「科學化」是合法性策略而非生理化學還原。

本報告以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與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為核心田野範圍，聚焦彝族儀式專家「畢摩」（bimo）在歷史過程中與漢傳道教「道士」身份相互滲透、重疊乃至互換的現象，試圖從物質文化、經籍文本、儀式實踐與制度變遷四個維度，建構一幅西南邊陲「道教化」與「地方化」雙向互動的宗教圖景。研究問題意識源於一組長期被學界注意的現象：在楚雄哨區、南华五街一帶，畢摩被當地漢人與部分彝族統稱為「道士」或「道師」；畢摩所誦《指路經》中出現「太上老君傳法」的敘事；喪葬、祭土主、奠土等儀式同時使用八卦圖、「道經師寶」印與彝文經咒；紅河尼蘇人社區則在婚喪儀式中並存「畢摩／摩公」與「漢族陰陽先生／道士」兩種專家體系。這些現

雲南自唐宋以來即為漢藏、漢彝、漢白、漢納西等多重族群與宗教傳統交匯之邊地。漢族正一、全真二派道教自元明之際以軍屯、商旅、流寓三途進入雲南，先以昆明為樞紐，建立圓通山、太和宮、龍泉觀、真慶觀、金殿等宮觀體系；再向滇西、滇西北擴散，與大理白族本主信仰、麗江納西族東巴教、楚雄彝族畢摩傳統、迪慶藏族苯教與藏傳佛教構成多層次的互動關係。本研究以「廟宇—儀式—神譜—文本—在地祭司」五個分析層面，重新檢視雲南漢族道教廟宇與少數民族宗教之間的互動模式，並嘗試提出三條互動軸線：第一是「神譜層次的疊加」，即三清、玉皇、真武、文昌、關帝、東嶽、城隍等漢系神祇進入本主廟、東巴經、畢摩經、苯教儀軌的譜系；第二是「儀式技

《雲笈七籤》為北宋張君房編纂之大型道教類書，凡一百二十二卷，約一百萬字，輯錄道經七百餘種，事約萬餘條，素有「小道藏」之稱。此書編纂於宋真宗大中祥符至仁宗天聖年間（約1019—1029），正值北宋第一次崇道高潮與官方大規模道藏整理之際。其底本《大宋天宮寶藏》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早已亡佚，幸賴《雲笈七籤》掇其精要，後世方得窺見北宋初期道藏之概貌。本文從文獻學與宗教史雙重視角，系統考察《雲笈七籤》的編纂背景、體例結構、佚書保存價值，以及其在北宋道教類書編纂傳統中的歷史定位。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綜合運用目錄學、版本學、輯佚學與宗教社會史之分析框架，將《雲笈七籤》置於北宋「文德致治」的國家文化政策與類書編纂風氣中加以理解。全文分為八章：首章闡明問題意識與學術脈絡；第二章考辨張君房生平及從《寶文統錄》到《大宋天宮寶藏》再到《雲笈七籤》的編纂歷程；第三章詳析全書體例結構與「三洞四輔」分類法之實際運用；第四章總論其保存六朝隋唐佚書的文獻價值；第五、六章分別就上清、靈寶、三皇三洞經系，以及傳記、丹法、齋醮、存思等專門類別，進行具體的文獻學考察；第七章將《雲笈七籤》與北宋「四大書」、《太平御覽》道部、徽宗

道教雷法作為中國宗教史上最具儀式創造力與神學整合力的道法體系，其形成與發展並非單純的道教內部演變結果，而是在唐宋時期佛道深度交融的歷史語境中，廣泛吸納、改造佛教密教（真言宗／唐密）儀軌、咒術、神格與宇宙論的複合性產物。本文以「互證」為方法論核心，通過對《道法會元》《先天雷晶隱書》《玉音乾元丹天雷法》《上清天心正法》等核心雷法文獻，與唐代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所譯密教經軌——如《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佛說摩利支天經》《穢跡金剛禁百變法經》等——進行文本對讀與儀式結構比較，系統論證密教元素滲入雷法的歷史脈絡、技術機制與神學邏輯。 本文發現，雷法與密教的交融並

宋代是中國道教發展史上極具轉折意義的時期。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數十年間，以「神霄雷法」為代表的新型道法異軍突起，迅速席捲宮廷與民間，成為繼唐代上清派、正一派之後最具影響力的道教法術傳統。神霄雷法的核心特徵在於將內丹修煉與傳統符籙咒術融為一體，主張「以道為體，以法為用」，強調「以我元命之神，召彼虛無之神；以我本身之炁，合彼虛無之炁」，從而建構了一套既有深刻宇宙論基礎、又具備精密儀式技術的宗教實踐體系。本文以「雷法行儀」為核心視角，聚焦宋代神霄雷法的歷史源流、雷霆雲篆的經文依據與符篆體系、五雷召將的儀式結構與雷部將帥譜系，以及雷法行儀的具體程序與技術細節，並對宋代雷法道經文獻進行系統考述，最後探

雷法是兩宋之際興起、並深刻重塑此後千年道教儀式面貌的一套「新法術」。它以雷霆為神威之象徵、以五雷為驅邪行法之核心，把上古以來的符籙咒術傳統，與新興的內丹修煉之學熔鑄為一，形成「內煉成丹、外用成法」的獨特技術體系。本報告以「儀式技術史」為方法視角，環繞宋代神霄雷法的形成、雷霆雲篆的神聖文字構造、五雷召將與考召的操作框架，以及保存這一切的最大文本匯編——《道法會元》雷部文本群——展開系統考察。 全文循「源—理—文—神—術—典—衍」七個層次推進。首論北宋徽宗朝的神霄運動如何把「神霄」一名經典化、制度化，並追溯火師汪真君與王侍宸（王文卿）的祖師譜系；次論雷法「以道為體、以法為用」的身體宇宙論，闡明「

《靈寶五符序》是東晉末年至劉宋初年問世的古靈寶經群中年代最早、結構最為獨特的經典之一，其內容涵蓋思神服氣、服食草木、符咒辟邪與醮祭儀軌等多個層面，既是漢魏方士傳統的集大成者，亦為後世靈寶經教體系奠定了五方真文的神學基礎。本文以《靈寶五符序》為核心文本，結合敦煌寫本、《正統道藏》版本及現代學術研究成果，系統考察該經的經文結構、版本源流、五符信仰的思想淵源，以及其在東晉江南道教歷史語境中的經學定位與社會功能。 東晉時期（317–420），北方士族大規模南遷，將中原的玄學、道教與佛教傳統帶入江南，與當地的方士文化、巫覡傳統相互激盪，形成了天師道、上清經派與靈寶經派三足鼎立的宗教格局。在此背景下，《

本報告以「互構」（mutual shaping）為方法論框架，重新檢視靈寶經系（東晉末至南朝中葉成立、唐宋制度化）與佛教救度論、地獄論、劫運論三者之間的關係。傳統研究多以「佛教影響道教」的單向襲取敘事處理此一議題，本報告承繼 Erik Zürcher 1980 年〈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所建立的「formal borrowing／conceptual borrowing／borrowed complexes」三層架構，並接軌 Stephen Bokenkamp《Ancestors and Anxiety》（2007）所提出的雙向催生論題：靈寶經系

西元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一批託名元始天尊與葛仙公的經典在江東句容一帶問世，後世統稱之為「靈寶經」。這批經典在極短的時間內重塑了中古道教的面貌：它把個人成仙的舊理想擴展為「普度一切」的救世關懷，把鬆散的死後魂歸觀整編為層級分明的地獄與救拔體系，把線性的歷史時間嵌入「劫運循環、開劫度人」的宏大宇宙論，並以齋醮科儀為樞紐，建立起一整套兼及生者與亡者、今世與祖先的救度神學。學界早已指出，這一切都與佛教東傳後帶來的觀念資源密不可分。 本報告以「互構」（mutual construction）為核心方法論，對六朝靈寶經系與佛教救度論之間的關係進行一次文獻學的重建。所謂「互構」，是相對於早期研究慣用的「單

青城山為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五洞天，號「寶仙九室之天」，自東漢張道陵創立天師道以來，即為道教聖地之核心。天師洞（常道觀）作為青城山道教祖庭，不僅承載了天師道的法脈傳承，更保存了豐富的唐代石刻文物，其中三皇殿內的唐代三皇石刻造像與《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敕書碑》，構成研究中古道教山嶽空間建構的關鍵物質文本。本報告以「碑文—道經—地理志」三重互證為方法論核心，探討青城山天師洞所存碑刻與《三皇經》信仰體系之關聯，並考察唐代「洞天」觀念如何從道教內部經典擴展為國家地理知識體系的一部分。 《三皇經》（又名《三皇文》《三皇內文》）為魏晉南北朝道教洞神部核心經典，內容以劾召鬼神、符圖存思為主，其文本在唐貞觀二十年（

本報告以青海省東部河湟谷地為核心場域，聚焦西寧北山土樓觀（北禪寺）與樂都瞿曇寺兩座標誌性宗教建築，考察漢傳道教、藏傳佛教與伊斯蘭教在明清以降的共存、競爭與交融。土樓觀始於東漢鄧訓神祠，歷經北魏佛窟、明代永興寺、清代道教轉化，至1983年正式劃歸道教界使用，呈現「一山多教、層累疊壓」的空間史；瞿曇寺則為明洪武、永樂年間中央政府敕建的藏傳佛教寺院，以漢式宮殿格局承載安多藏傳佛教，形成「漢藏合璧」的建築與儀式傳統。兩地周邊的花兒會、城隍信仰、關帝廟與清真寺，共同構成河湟多元宗教網絡。 本研究採用文獻考證、碑刻與建築材料分析，並輔以田野調查與政府公開資訊，試圖回答：在邊陲高原的政治、軍事與商貿脈絡下

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其文獻傳統長期以漢文道藏為核心敘事框架。然而，自魏晉以降，道教經義即隨著移民、征戰、商貿與宗教傳播等多元路徑，向周邊民族地區擴散，並在與西南、西北、東北各民族文化相遇的過程中，產生了一批以非漢文字書寫、記錄或轉譯的道教相關文獻。這批文獻涵蓋東巴文、彝文、水文、方塊壯字、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滿文等多種文字系統，其性質既有對漢文道經的直接翻譯，亦有結合本土信仰與文化脈絡的改寫與再創作，更有大量依賴口傳傳統、以儀式實踐為載體的「活態文獻」。本文旨在系統梳理非漢文道教文獻的類型分布、歷史源流、文獻特徵與當代研究現狀，並深入探討口傳傳統向文字文本轉寫的方法論問題，以及數位人文時代下這批文獻的保存、編目與開放利用策略。 全文分九章。第一章從學術史角度提出問題意識，指出非漢文道教文獻研究在道教學、民族學與數位人文三個領域之間的交界位置，以及既有研究的結構性空白。第二章建立非漢文道教文獻的總體分類框架，按西南、北方、青藏三大文化板塊梳理各類文獻的歷史背景、產生時代與地理分布。第三章以東巴文、彝文、水文、方塊壯字、瑤族經書為核心，深入分析西南民族文字道教文獻的具體案例，

風水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系統性與實踐性的術數體系之一，自先秦萌芽、漢魏奠基、唐宋分化，至明清臻於成熟，形成了兩大主流學派——以觀察自然山川形勢為核心的「巒頭派」（又稱形勢派、江西派），以及以方位理氣、星卦推算為主軸的「理氣派」（又稱方位派、閩派）。兩派的分野並非一夜之間的門戶對立，而是在長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因應不同地理環境、社會需求與知識傳統，逐漸從同一術數母體中分化、對話、融合而成的複雜學術景觀。本文旨在系統梳理巒頭派與理氣派的源流演變，從先秦「卜宅」「相地」的原始實踐出發，考察漢代形法與堪輿兩大傳統的並行發展，進而探討唐代楊筠松開創江西形勢法脈、宋代理學興起推動方位理氣理論化的歷史脈絡，並詳細分析明清時期兩派在經典編纂、皇家實踐與民間傳承中的互動與整合。全文徵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漢書·藝文志》《舊唐書》《宋史》《元史》《明史》等正史文獻，結合馬王堆帛書、北大漢簡等出土材料，以及王其亨、王振復、李豐楙、卿希泰、蔡達峰、段志強、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李零、張齊明等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力圖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呈現兩派源流的全貌。本文特別指出，「形勢為體

2020年6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香港國安法》或《國安法》）正式公布實施，標誌著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政治環境最劇烈的制度性轉折。該法以「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四類罪行為規制核心，並在2024年3月23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生效後，進一步將國家安全網絡擴展至叛國、煽動、竊取國家機密、境外干預等範疇。對於長期以「濟世度人」「清靜無為」自我定位的香港道教社團而言，這場法律與政治環境的巨變並非僅是外在約束的加強，更是一套關於「愛國愛港」「宗教中國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香港道教聯合會自一九六一年正式成立以來，歷經逾六十年的發展，已成為香港六大宗教團體之一，其團體會員涵蓋超過一百間道觀與道堂，並直接管理十六間會屬學校、服務約一萬四千名學生，同時統籌大型宗教法會、跨境文化交流及社會慈善事業。然而，相較於嗇色園、蓬瀛仙館、圓玄學院等個別宮觀已累積相當的學術研究成果，學界對於香港道教聯合會作為統合性組織的歷史沿革、治理結構、會務轉型及其在都市宗教生態中的定位，仍缺乏系統性的專題研究。本報告以此為核心問題，嘗試填補這一學術空缺。 本研究採用歷史文獻分析與宗教社會學理論相結合的方法，一方面梳理香港道教聯合會自籌組至當代的會務發展脈絡，包括其從一九五七年的「港九道教總會

香火作為道教與民間信仰中核心的儀式媒介與社會連結，不僅承載信徒對神明的虔敬，更在歷史進程中編織出跨地域、跨階層的複雜網絡。本文旨在建立一套以香火、分靈、進香與捐獻簿資料為核心的網絡分析方法，透過資料視覺化技術，呈現廟宇社群之間的互動結構與權力關係。研究範圍涵蓋明清至近代的閩臺地區，並以福建閩西北三一教祠堂、媽祖分靈系統與臺灣進香團資料作為主要案例。文章首先回顧Kenneth Dean與Vincent Goossaert對宗教網絡的理論貢

吉隆坡是一座由華人錫礦工在十九世紀中葉「踩著泥濘」開闢出來的城市，而最早替這座城市奠定精神秩序的，不是衙署、不是學堂，而是廟宇。本報告以吉隆坡三座具代表性的華人廟宇——仙四師爺廟（Sin Sze Si Ya Temple）、吉隆坡關帝廟（雪隆廣肇會館關帝廟）、樂聖嶺天后宮（Thean Hou Temple）——為核心個案，輔以大伯公、九皇爺及各方言群守護神的信仰版圖，系統地梳理吉隆坡道教廟宇的「譜系」：它們由誰所建、奉何神、屬何幫、行何儀，又如何透過「會館宗教」（華人地緣與血緣社團的宗教實踐）把分散的移民焊接成一個有秩序的社群。 本報告提出一個核心論點：吉隆坡的華人廟宇譜系，是由三重邏輯交織而成的——其一是移民與拓殖的歷史邏輯（甲必丹制度、錫礦經濟、私會黨械鬥）；其二是方言群認同的社會邏輯（廣府奉關帝、海南奉水尾聖娘與媽祖、客家奉仙師爺，「神緣」成為「地緣」與「血緣」的延伸）；其三是神格在地化的宗教邏輯（人而神、義士升格、土地神被放大為「繁榮之神」大伯公，乃至本土自生、原鄉並無祖廟的「仙師爺」神格）。三座主廟恰好是這三重邏輯的最佳標本：仙四師爺廟代表「甲必丹崇拜」與本土神格的誕生，關帝

「九皇爺」（閩南語 Kew Ong Yah／Kew Ong Yeah，又作九皇大帝、Nine Emperor Gods）信仰，是東南亞華人世界最盛大、最具身體展演張力，也最富神學謎題的民間信仰之一。每年農曆九月初一至初九，自泰國南部的普吉、董里，到馬來西亞檳城、安邦、太平、北海，再至新加坡後港，數以十萬計的信眾披白衣、繫黃帶、九日茹素，迎接九位「自星界循水路下降」的皇帝神；過火、上刀梯、滾油、長矛穿頰的乩童苦行與焚送龍舟的送神高潮，使這一信仰在當代成為跨族群的觀光盛事與華人族群認同的展演場域。 本報告以檳城為核心個案，循「源流—原鄉—在地—神格—儀式—素食—認同」七個層次，考察這一信仰作為「

檳榔嶼（Penang，今檳城）自一七八六年由英國東印度公司萊特（Francis Light）開埠以來，旋即成為馬六甲海峽北端最重要的華人移民港埠。來自閩、粵、潮、客、瓊五大方言群的移民，以「幫」（bang，方言群）為基本社會單位，各自結社立廟、奉祀守護神，於喬治市（George Town）方圓數里之內，築起一座座既是宗教場所、又是社群政府的華人廟宇。這些廟宇不只是燒香祈福之地，更是移民社會中界定社群邊界、組織互助福利、行使公共權威、乃至調停與動員武力的制度載體。本文以「廟宇即幫權」為核心論點，選取三座具有代表性的廟宇——廣福宮（觀音亭）、寶福社（福德正神／大伯公）、清雲巖（清水祖師）——作為譜

婆羅洲西北隅的砂拉越古晉（Kuching），是十九世紀以降閩、客、潮、瓊、廣諸方言群渡海拓殖的重要落腳處。在這座由布魯克（Brooke）「白人拉惹」王朝（1841–1946）所統治的河港城市裡，華人移民最先樹立起來的公共建築，往往不是會館，也不是學校，而是廟宇。本文以古晉及砂拉越各埠的華人宮廟為田野座標，沿著三條相互交織的線索，重建婆羅洲華人開拓史的宗教面向：其一，是隨泉州南安移民跨海而來的「鄉土守護神」廣澤尊王（郭聖王）——它代表原鄉神祇向僑居地的移植與再生產；其二，是在南洋移民社會中「就地新創」、身世眾說紛紜的大伯公（Tua Pek Kong）——它代表移民如何在新土地上發明屬於自己的神；

馬來西亞華人道教，是漢語世界海外宗教史中極為獨特而又長期被學界主流低估的一支。從十七世紀馬六甲青雲亭碑刻所留下的「甲必丹」題名，到十九世紀檳城龍山堂邱公司在喬治市核心地段豎立的閩南宗祠群，再到二十世紀末吉隆坡樂聖嶺天后宮在現代都市中重塑出南洋媽祖信仰新樣態，這條跨越三百餘年的祭祀脈絡，既不是中國閩粵原鄉法派的簡單複製，也不是徹底被馬來西亞國族敘事吸納的「本土化」遺產。它是在殖民、移民、會館、義塚、私會黨、抗日、獨立建國、伊斯蘭化、城市化以及全球華人網絡這一連串重大歷史條件擠壓之下，由閩南正一、廣府道法、客家三奶派、潮州法教、海南儋州派與本地化的「拿督公」信仰共同編織出來的一張跨族群、跨方言、跨

本報告以馬王堆漢墓出土房中文獻與六朝上清經「合氣」術為核心，系統梳理從西漢方技傳統到六朝道教儀式的醫學史銜接脈絡，並嘗試對《素女經》《玄女經》現存佚文進行輯錄與復原比較。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之《十問》《合陰陽》《天下至道談》等房中文獻，抄寫年代不晚於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是迄今發現最早、最完整的房中術原始文獻。這批文獻以「精氣」理論為核心，提出「七損八益」「三至九氣」「積精閉瀉」等身體技術框架，將房中術定位為與醫經、經方、神仙並列的方技之學。至漢魏六朝時期，房中術經歷了從醫學養生技術向道教宗教儀式的深刻轉型：東漢天師道以《黃書》為基礎發展出「合氣」過度儀，將男女交合儀式化為入道門檻；東

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演變，是東亞宗教文化史中一個長期被忽視卻極具深意的課題。與日本、越南等地相比，朝鮮半島從未形成獨立而完整的道教教團組織，道教始終以「國家祭祀」「齋醮科儀」「文人修煉」與「民間信仰」等多重形態存在，呈現出鮮明的「非教團化」特徵。本文以高麗王朝（918—1392）至朝鮮時代（1392—1910）為時間縱軸，以「齋醮」「圖像」「國家祭祀」與「文人神仙觀」為四大核心議題，系統梳理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入、制度化、邊緣化與民間化歷程，並探討其與儒教、佛教、薩滿教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本文首先追溯道教傳入朝鮮半島的歷史源流，從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遣道士赴高句麗講授《道德經》，到宋徽宗大觀年間（1107—1110）遣道士赴高麗建立福源宮，揭示中國道教東傳的階段性特徵。其次，本文聚焦高麗王室與朝鮮王朝的國家道教機構——從高麗的福源宮、昭格殿到朝鮮的昭格署——考察國家祭祀體系中道教的制度化過程，以及儒教國家化背景下道教的邊緣化命運。第三，本文詳細分析高麗與朝鮮的國家齋醮科儀，包括太一醮、北斗醮、本命醮、摩利山塹城醮等儀式的類型、功能與文本遺存。第四，本文探討道教圖像與視覺文化在朝鮮

高麗時代（918–1392）的圓丘壇祭天儀式，是朝鮮半島歷史上首次系統引入中國儒家郊祀制度的重大禮制建設。成宗二年（983）正月，高麗首次於開京南郊舉行圜丘祭天禮，標誌著「成宗制禮」的開端，也意味著朝鮮半島政治思想開始向儒家禮治觀念轉型。然而，高麗的祭天制度並非單純的儒家禮制移植，而是在唐宋郊祀制度的框架下，融入了濃厚的道教元素與本土信仰傳統，形成「儒道雙軌」的獨特祭天格局。 本研究以《高麗史》禮志為核心文獻，輔以《高麗史節要》《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等朝鮮文獻，以及《大唐開元禮》《宋史·禮志》《政和五禮新儀》《文獻通考》等中國禮典，並參照《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上清靈寶大法》等道教典籍，從神

本報告以「黃籙齋、煉度與中古以來度亡救度論」為主題，系統梳理自六朝靈寶經系下度科目之確立，至明清地方建醮與當代靈寶道壇黃籙煉度實踐之間一千五百年的縱貫脈絡。報告以陸修靜《洞玄靈寶五感文》所定「九齋十二法」與「三籙齋」分類為起點：金籙為國家祈福、玉籙為皇室禳災、黃籙為超度亡魂，奠定黃籙齋之「下度」定位；並以《度人經》「仙道貴生、無量度人」與《滅度五練生屍經》「五方煉形」為靈寶救度論之雙重義理母體，指出煉度觀念於六朝即已具備宇宙論前身，並非中古晚期儀式創造。 唐代以張萬福、杜光庭為兩個關鍵節點：杜光庭《道門科範大全集》八十七卷與《太上黃籙齋儀》五十八卷之整合工作，使黃籙齋從「靈寶大法」中獨立而出，成為亡魂超度之專屬齋儀，並透過前蜀王建之政治支持完成「科本傳統」之確立，使後世齋醮編纂皆在杜光庭奠定的文本化框架之內進行。 宋代神霄派以王文卿、林靈素為雙樞紐，將雷部與道士炁脈相應，為煉度提供新的身體論基礎；南宋靈寶煉度在留用光—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王契真與金允中兩種《上清靈寶大法》、林靈真《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四階段中走向體系化，白玉蟾則熔鑄內丹「水火既濟」、神霄雷法與靈寶煉度為一爐，奠

死亡是一切宗教都必須回應的終極課題，而「如何救度亡魂」更是中古中國宗教史上最受關注、競爭最激烈的領域之一。本文以「度亡救度」為主軸，系統重建從六朝靈寶經奠基、經唐代黃籙齋制度化、至宋元水陸法會成熟之前的道教度亡體系，論證其內在的思想邏輯、儀式結構與神學特質。 道教的度亡論並非外來概念的簡單移植，而是以本土「真文真炁」宇宙論為骨幹、吸收並改造佛教「業報輪迴—功德回向」結構後的綜合產物。其奠基文本是約成於東晉末（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的古靈寶經，尤以《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度人經》，《正統道藏》DZ 1）標舉的「仙道貴生，無量度人」為綱領，把道教由個人成仙的內向追求，轉向普度幽魂、齊同

齋堂作為道教宮觀與民間信仰場所的核心空間，承載著超越單純進食功能的社會文化意義。從儀式性的齋供到日常性的膳養，從出家道眾的共食到周邊社區的照護網絡，齋堂膳食體系同時涉及經典義理、物料倫理、社群組織與食品安全治理。本論試圖將齋堂供餐視為一套整合性的治理機制，並從四個相互交織的層面展開討論：第一，齋供的經典基礎與儀式邏輯，說明「齋」作為身心清整的起點如何與膳食發生結構性關聯；第二，宮觀齋堂的物資獲取與監理原則，包括食材選擇、儲藏、分食與剩餘

道教齋醮儀式並非僅是經典文本的展演，更是一個由多重感官經驗交織構成的特殊場域。本文立基於感官民族誌（sensory ethnography）的研究取徑，以Catherine Bell的儀化（ritualization）理論為分析框架，探討氣味、聲音、光線與身體節奏如何在齋醮進行中共同作用，將物理空間轉化為神聖壇場。本文將香品的焚燒、燈儀的光影配置、音樂的節奏結構、道士的步伐與誦念聲腔，視為一套「感官協作裝置」，並透過田野觀察、科儀文本與

齋醮影像資料的拍攝授權與公開邊界 摘要 齋醮影像資料的拍攝授權與公開邊界旨在把道教公共知識整理成可查、可引、可撤回、可長期維護的資料制度。齋醮影像既是珍貴文化紀錄，也是可能涉及內外分際、個資與宗教尊重的敏感材料，必須分級授權。若缺乏制度支撐，短期會造成搜尋與服務不穩，長期則會讓錯誤資料、授權不明與宗教邊界問題持續累積。 本專題以攝影志工、宮觀行政、紀錄片工作者、數位典藏人員與展覽策劃者為主要讀者，採取材料分層、欄位透明、公開節制、版本可追四項原則。材料分層要求每一項判斷都能回

道教音樂是中國傳統宗教文化中最具連續性與系統性的聲音傳統之一。自先秦巫覡「以歌舞降神」的遠古淵源，歷經東漢天師道的儀式雛形、北魏寇謙之的音誦改革、南朝陸修靜的齋醮定型、唐宋宮廷的雅樂融合，直至明清以降的民間化與地方化演變，道教音樂始終與中國政治、社會、藝術的發展緊密交織。本文以「齋醮樂」為核心切入點，系統梳理道教音樂史的歷史脈絡、制度變遷、儀式功能、樂器編制、地域流派及其與宮廷雅樂、民間戲曲的雙向互動，並關注當代數位保存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挑戰與機遇。 本文主張：道教齋醮音樂並非獨立於儀式之外的藝術表演，而是嵌套於科儀程序的有機組成，其功能涵蓋召神通靈、淨化超度、敬神娛人等多重宗教目的。從歷史縱深觀之，道教音樂呈現「宮廷化—制度化—民間化」的三段式演變軌跡：唐代為宮廷化高峰，道調入律、法曲興盛；宋代為譜錄化與標準化關鍵期，《玉音法事》的編成標誌道教音樂首次以詞譜兼備的形式被系統記錄；明代達到制度化頂峰，神樂觀與樂舞生制度使道士主導國家祭祀禮樂；清代因統治者的宗教抑制政策而轉向民間，與地方曲調廣泛融合。當代道教音樂面臨傳承人老齡化、口傳心授傳統斷裂、舞臺化與原生態張力等困境，數位典藏與

道教齋醮作為中國宗教傳統中最具系統性的儀式實踐，長期以來被置於宗教學、歷史學與人類學的交叉視域中加以研究。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於科儀文本的結構分析、儀式象徵的意義詮釋，以及道士團體的社會功能，對於齋醮活動賴以運作的經濟基礎與市場機制，則相對缺乏系統性探討。本報告提出「齋醮經濟」作為道教研究的新視角，旨在揭示從六朝道藏經文到當代台灣民間建醮的廣闊光譜中，道教儀式如何嵌入具體的經濟交換網絡，並形成一套兼具神聖性與世俗性的運作邏輯。 本報告以功德主、醮金、紙馬、法器與儀式市場為五大分析主軸。在功德主研究方面，追溯「檀越」概念從佛教轉入道教的歷史過程，考察《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靈寶領教濟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與行動應用程式的普及，傳統命理術數——尤其是四柱八字、紫微斗數與奇門遁甲——正經歷一場由「紙本／口傳」向「算法／平台」的劇烈轉型。本報告以「AI 命理諮詢平台」為核心研究對象，分別檢視「八字 AI」「紫微 AI」「奇門 AI」三類 App 的算法設計、知識庫結構、商業模式，以及其如何重構傳統命理師所具有的宗教與文化權威。研究方法結合文獻考據、開源程式碼分析、平台民族誌與跨領域理論對話，試圖回答：當命理術數被轉譯為可重複執行的計算程序時，哪些古典知識被保留、哪些被簡化或捨棄？算法權威（algorithmic authority）如何取代或補充傳統師

當前以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介入宗教經典的詮釋、傳播與知識再生產。在基督教、伊斯蘭教與佛教領域，AI 解經、宗教問答機器人與數位化經典藏已引發廣泛的學術討論與制度回應；相較之下，道教作為中國本土宗教，其經典體系——以《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為核心，涵蓋三洞四輔十二類、五千餘卷文獻——在 AI 時代的知識權威問題，至今尚未獲得學界的系統性關注。這一研究空缺構成了本報告的問題起點。 本報告以「AI 時代道教知識權威的重構」為核心議題，採用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與案例分析法，從三個層次展開論證。第一，自動解

本報告以道教為核心案例，系統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