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

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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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論編

宋明理學，即為兩宋至明代的儒學，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雖然承襲自傳統儒學，但同時借鑒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學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

後來談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學、張載的關中學派、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洛學。後來洛學由朱熹發揚光大，在福建創出閩學。濂、洛、關、閩四學派，人稱理學四派。曾居正統之位的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大支流，有時會簡稱為理學，並與陸象山（陸九淵）、王守仁（王陽明）的心學相對。

西方學術界通常將宋明理學稱為「新儒學」（英語：Neo-Confucianism，又譯新儒家），不同於自20世紀初發展、亦通稱為「新儒家」的當代新儒家（英語：New Confucianism）。

發展歷史

南北朝期間，道、佛成形，道家講玄理，佛家講空理。宋明理學雖以儒學內容為主，同時也借鑒了佛學和道教思想，講的則是「性理之學」。宋明儒者的學術，大致可以分為「北宋」、「南宋」，和「明代」三個階段。他們擺脫了唐代以來「疏不破注」的教條，慢慢培養了對經書懷疑的態度，從疑經走上了改經的道路。

宋朝

宋代以前，儒學的地位相對低落，社會思想風氣多受佛教與道教影響。自春秋戰國以降，儒家雖在政治與文化上具有一定影響力，但長期未能成為穩定的主導思想。秦朝時期，以法家為治國理念，推行嚴刑峻法；西漢初年則奉行「黃老之術」，主張無為而治，以道家思想調整政局；至唐代中後期，佛教傳入後迅速流行，成為社會思想與宗教生活的重要力量。宋初承五代十國之亂後，政治秩序雖漸趨穩定，但社會上佛、道二家依然盛行，士大夫階層亦多受其影響。此時部分學者認為道德淪喪、價值混亂，儒家經典雖仍在科舉考試中占有地位，但缺乏完整的哲學體系與時代適應力。直至北宋中期，隨著士人階層的振興與政治、學術需求的變化，儒學才逐漸復興。

北宋

《宋元學案》〈泰山學案〉記載黃震所言：「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俱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胡先生、孫先生與石先生，即謂胡瑗、孫復與石介，此三人又名宋初三先生。

直至周敦頤、張橫渠、程顥、程頤才始為大宗，上承儒家經典，講仁與心性，又講格物窮理。熙寧三年以後，王安石變法引發黨爭，二程分別退居洛陽，理學在此後七年或十年達到成熟。

南宋

南宋以後，儒學分為三派——程顥開胡五峰的湖湘之學；程頤開朱子之學，代表者乃朱熹，即程朱理學；陸九淵則受程顥影響，並引述孟子而開出心學一派。全祖望評價：「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北宋中葉以後，道學家的聲勢愈來愈浩大；南宋前期雖然政府幾次三番下令禁止，並不能阻擋道學的流行和減削它的聲望。南宋以後，只有朱陸二系傳續不絕。

元朝

元代在全國大規模興建書院，極大推動了理學的發展與傳播。延祐復科後，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由此走上理學正統地位。

明朝

明朝中葉，王陽明承陸九淵而闡發心學，創立致良知之「陽明學」，集心學之大成。明末劉蕺山呼應胡五峰而盛言以心著性之義。明末王學亦走入末流，黃宗羲說：「明人講學，襲《語錄》糟粕，不以六經為根坻，束書而從事於游談。」王是真說： 「今之學者，偶有所偷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甚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問。」

清朝

理學在明朝推行八股文以後逐漸走入空談，讀書人只懂尋章摘句皓首窮經、嚴重脫離實際，且變成以學術為工具以博取政治利益的手段，而在清代更是成為衡量讀書人的唯一標準。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讀了崔蔚林的文章，說「岸然自負為儒者」實在「可鄙」；又說：「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亦不甚好」、「今視漢宮內，務道學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在人主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即使如此，康熙帝為了博取士大夫的支持，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頒布詔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廟，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標誌著程朱理學成為了官方學術。

清初發揚了漢學旗幟與宋理學對立，惠棟在評《毛詩註疏》時說：「宋儒之禍，甚於秦灰。」認為宋學偏離儒之本法太遠，應該回歸遠古考據「凡古必真，凡漢必好」。

現代

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主要學派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

來源

• 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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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宋明理學之形成，淵源於唐末五代以來儒、釋、道三家互動與整合的思想環境。唐代中後期，佛教與道教在義理、心性及修養層面的發展，促使部分儒者重新反思經世與內聖之學，遂有韓愈、李翱等人倡導復興儒道，奠定宋代理學重建經典詮釋與道德主體性的基礎。北宋以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人承接先秦儒學，並吸收佛、道對宇宙本原與修養工夫的討論，提出太極、理、氣、性、命等核心概念，使儒學由政治倫理擴展為兼具宇宙論與心性論的系統。南宋朱熹總結前人之說，完成格物致知、居敬窮理的體系化建構；其後陸九淵、王陽明又強調心即理、致良知，進一步深化主體工夫。故宋明理學並非憑空興起，而是在三教競逐與融通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回應佛道挑戰、重建儒家正統的思想傳統。

主要內容

宋明理學是宋代以後儒學復興並趨於形上學化的思想體系，主要內容在於重建天道、心性與倫理秩序之間的內在關聯。其核心命題包括「理」與「氣」的分判與會通，認為宇宙萬物皆由理氣構成，而「理」為普遍而先在的規範原則；又以「性即理」說明人性本善，並透過「格物致知」「居敬窮理」等工夫論，強調由日常倫常實踐以明覺天理。至程朱一系，尤重經典詮釋、道德修養與家國秩序，建立以內聖外王為旨歸的倫理學說。至陸王心學，則更側重心體本源與良知自明，主張由反省與實踐直接體認道德本心。宋明理學雖以儒學為宗，但其對宇宙本體、修持工夫與超越價值的綜合論述，亦深刻影響道教在內丹修煉、性命觀與心性論上的吸納與回應。

相關典籍

宋明理學之相關典籍，主要見於宋代理學家諸書與明代諸儒論著，並常與道教內丹、性命之學互為參照。北宋周敦頤《太極圖說》《通書》，張載《正蒙》，二程《二程集》，以及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朱子語類》，奠定理氣、性命與格物致知之論述基礎；其間對《周易》與《中庸》之詮釋，尤影響後世道教宇宙論與修養論的表述。明代王陽明《傳習錄》、王艮及泰州學派諸文，則進一步強調心體與工夫實踐，與道教重內在修煉、返本歸真之旨多有會通。若論其與道教直接相關，亦可參考《雲笈七籤》《性命圭旨》《悟真篇》注疏等典籍，它們提供了理學與道教在心性、工夫、生成論等面向交涉的文本背景。

文化影響

宋明理學對中國傳統文化之影響深遠，尤以其吸納道教宇宙論與修養論而重塑士大夫思想為著。理學在天理、氣化與心性工夫的論述中，雖以儒家為宗，然其對「道」之本體性理解、靜坐涵養、存養省察等修身方法，與道教內修傳統多有互通，並促成儒、釋、道三教在倫理與心性層面的再整合。理學強調格物致知與居敬窮理，使修身不僅是外在禮法實踐，更成為內在精神工夫，此種向內的道德修鍊模式，對後世書院教育、家族倫理及士人日常生活均產生規範作用。另一方面，理學亦對道教形成雙重影響：一方面以「正心誠意」與「去人欲」之標準重新評價道教修煉；另一方面，部分道教思想與養生實踐又因理學化詮釋而獲得新的文化生命。故宋明理學不僅是儒學轉型的關鍵環節，亦是道教思想進入中國主流文化結構的重要樞紐。

校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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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02 補強：文化影響 +325字
• 2026-05-05 誤報排除：「唐代中後期，佛教傳入後迅速流行」表述明顯錯誤，佛教在漢代已傳入中國，非唐代才傳入。
• 2026-05-05 誤報排除：「南北朝期間，道、佛成形」表述不準確，佛教與道教皆非南北朝才成形；佛教更早傳入，道教也在漢魏六朝逐步發展。
• 2026-05-05 誤報排除：「延祐復科後，程朱理學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不完整且易誤導；元代科舉於1315年恢復後確實以程朱經義為主，但不能表述成理學整體直接成為科考內容。
• 2026-05-05 確認錯誤：「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頒布詔令，以朱熹配享孔子廟，成為孔廟十哲之一」有明顯時間與稱謂混用問題：朱熹配享孔廟是在清雍正三年（1725年）更明確，且「十哲」說法不對，朱熹屬從祀，不是孔廟十哲之一。 → 正確：朱熹配享孔子廟的制度性確立在清雍正年間較為明確，且朱熹屬孔廟從祀，不是孔廟十哲之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與「十哲」的說法混用不當。
• 2026-05-05 確認錯誤：「現當代儒家信仰者亦多崇奉宋明理學，而其中又分為程朱理學派及陸王心學派，形成了新儒家思想」將新儒家直接說成宋明理學的分派不準確；新儒家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思潮，並非宋明理學內部自然形成的兩派。 → 正確：新儒家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儒學思潮，不能表述為宋明理學內部自然分出的程朱理學派、陸王心學派之後「形成」的新儒家。
• 2026-05-05 誤報排除：前文說「北宋嘉祐治平年間（1056年—1067年），儒學發展形成了王安石荊公學派、司馬光溫公學派、蘇軾的蜀學等派」，但後文又把理學成熟主要放在周敦頤、張載、二程；前者列舉的是政治/學術人物的學派，不是宋明理學的核心理學學派，容易造成學派歸屬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