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商英

張商英

概述

張商英（1043年—1122年），字天覺，號無盡居士，成都府路晉原（今四川新津）人。北宋政治家、佛教護法居士，官至尚書右僕射（宰相）。其一生經歷熙寧變法、元祐党爭、蔡京擅權等北宋中期重大政治事件，以力挺佛教、反對辟佛著稱。晚年於政和年間遭貶謫，復於靖康、紹興年間身後追贈殊榮，謚號「文忠」。

早年仕途

張商英自幼聰穎過人，日誦萬言。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進士及第，初任通川縣主簿。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熙寧五年（1072年），遷為監察御史，追隨王安石推行新法。

學佛因緣

張商英早年並不信奉佛法，曾見《大藏經》卷帙浩繁、莊嚴殊勝，心生不服，怒曰：「吾孔聖之書，乃不及此！」然而讀過《維摩經》之後，態度驟然轉變，始堅定信佛。此後護持佛教不遺餘力，曾退還僧寺田三百頃，並著《護法論》駁斥韓愈、歐陽修等人對佛教的批評。

政治沉浮

• 元祐元年（1086年）：任開封府推官。
• 元祐二年（1087年）：出為提點河東刑獄。
• 元祐三年（1088年）：六月二十七日遊清涼山（今山西五台山），二十八日親見「三昧火」異象，記述「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騰空而上，放大光明，漸至閣前，其光收斂，如大青喙銜圓火珠」。
• 紹聖年間：召為右正言。
• 宋徽宗時：上疏論治黃河之道，彈劾蔡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出為河北路都轉運使。
• 崇寧二年（1103年）：提舉靈仙觀。復因蔡京讒言，被列入元祐黨人碑。
• 大觀四年（1110年）：繼蔡京之後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成為宰相。
• 政和元年（1111年）：被貶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同年十月再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曾建議設置荊南買金司。
• 政和六年（1116年）：復為觀文殿學士、中大夫。

晚年與身後

宣和三年（1121年）十一月逝世，贈少保。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特贈太保。紹興十四年（1144年）五月，謚號「文忠」。

《護法論》

《護法論》一卷為張商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本書系統駁斥唐代韓愈《論佛骨表》、北宋歐陽修《本論》等辟佛言論，以儒佛會通之立場，闡揚佛教護國佑民之功能，為宋代佛教護法思想的重要文獻。

《續清涼傳》

記錄其遊歷清涼山（今五台山）所見瑞相，其中「三昧火」的描述尤為詳盡，為研究宋代佛教聖地信仰的重要參考文獻。

文化影響

張商英作為北宋後期重要的政治人物與佛教居士，其影響表現在以下數端：

佛教護法運動：透過政治影響力保護佛教寺院經濟，並以著作論證佛教與儒家倫理之互補性。 2. 名山信仰傳播：《續清涼傳》強化了五台山作為文殊菩薩道場的神聖性與靈驗叙事。 3. 政治史意義：其與蔡京的政爭、起伏的仕途經歷，為研究北宋晚期党爭提供重要個案。

資料來源

• 《宋史》卷三五一
• 《東都事略》卷一○二
• 《名臣碑傳琬琰集》下卷一六《張少保商英傳》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八、二三一
• 《續清涼傳》
• 《佛祖歷代通載》
• 《宋會要輯稿》儀制十二
•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五十一
• 羅凌介：《無盡居士張商英研究》
• 黃啟江：〈張商英護法的歷史意義〉

歷史淵源

張商英生於北宋士大夫階層，循科舉入仕，仕途歷經黨爭與貶黜，故其思想形成於高度動盪的政治文化環境之中。北宋學術講求經世與融通，經學、佛學與道學彼此滲透，士大夫研讀《老子》《莊子》已相當普遍；張商英即在此風氣下，逐步建立對道家清靜、虛無與自然之旨的理解。又因真宗以降北宋朝廷崇道，宮廷齋醮、符籙與尊奉道教神真之制屢見不鮮，道教遂不僅是民間信仰，亦成為政治文化的重要資源。張商英雖以儒臣自居，然其著述與言論屢及道釋義理，反映宋代知識階層對道教既有吸收亦有評議的態度，也說明其與道教思想之關係，實為北宋士人宗教視野與學術互動的產物。

主要內容

張商英為北宋重臣，字天覺，歷事神宗、哲宗、徽宗諸朝，思想兼涉儒、佛、道，其在道教史上的意義，主要不在創立教義，而在於以士大夫身分參與道家、道教典籍的閱讀、詮釋與整理。後世所見與其相關之《老子》注解、三教會通論述及若干道教文獻，反映出宋代文人將道教經典納入自身知識體系的風氣。就文化位置而言，張商英代表的是宋代「以儒釋道」的知識型態：其對道家思想的援引，多著眼於義理融通與修身治世，而非宗派性的宗教實踐。至於舊題與其相關的《三才定位圖》《金籙齋三洞讚頌儀》等，學界多持審慎態度，認為未必確出其手，而可能屬後世附會、傳承歸名，或宋代士大夫參與道教文本編修之歷史痕跡。

相關典籍

關於張商英的生平與思想，主要可參考《宋史》本傳及宋人筆記、文集與題跋資料，尤以涉及其議論《老子》、評騭三教關係者最具價值。由於張商英並非道教教士，其相關文字多見於士大夫注經、講學與書信往還之中，故研讀時宜與北宋中後期經學、佛學及道家詮釋風氣並觀。現存材料常顯示，他對《老子》及道家思想的理解，帶有明顯的義理化與會通化傾向，反映宋代知識界將道教、道家視為可供哲學化整理的文化資源。若從道教研究角度言之，張商英著述雖非經典創製，卻足以作為宋代道教接受史與士大夫道觀研究的重要旁證；其文字所見之道家觀、神仙觀與三教互涉之議，亦有助於理解道教文本如何經由文人注解、轉述與再詮釋而進入士人知識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