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正義

禮記正義

概述

《禮記正義》又稱《禮記注疏》，為唐代官修經學巨著之一，屬「五經正義」系統中專治《禮記》者。其性質並非獨立創作之經書，而是以東漢鄭玄《禮記注》為核心，經由唐代孔穎達等奉詔疏解、集諸儒義而成的注疏合編本。所謂「正義」，即在傳統注解之上，進一步「疏通證義」，使經義、制度、名物、禮例皆可互相貫通，從而形成一套足以供國家教育與科舉採用的標準文本。

若依道藏分類而言，《禮記正義》本身並不屬於道藏之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諸部，因其性質為儒家禮學正典，非道教經法或靈寶、上清諸系文本。然從中國傳統思想史觀之，禮制與祭祀、喪葬、齋戒、郊廟之學，與道教儀式文化在形式層面多有交涉；道教科儀對「禮」之吸納，往往亦需參酌漢唐經學背景，故《禮記正義》雖非道教典籍，仍可視為理解中國儀式文明的重要根柢文獻。

此書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極高。其一，它代表唐初官學對兩漢以來經學傳統的總結與定本；其二，它保存了大量已佚南北朝禮學義疏材料，對後世考證《禮記》文本、制度沿革與訓詁義例極具價值；其三，它在宋明以降仍持續影響科舉、家禮、喪祭制度與經學研究，成為理解儒家禮治思想不可迴避之核心注疏。

成書背景

《禮記》原本為先秦至秦漢間禮制論述與儒家論文之匯編，漢代流傳甚廣，後經西漢戴聖輯為《小戴禮記》，遂成今本七十篇。東漢經學大師鄭玄遍注群經，對《禮記》作注尤為精審，其注本兼採今古文與諸家說法，為後世研究《禮記》之主幹。魏晉南北朝之際，禮學分為南北兩大系統：南學重義理辨析，北學重制度考據，至唐初仍爭鳴未定，於是朝廷有統一經義之需要。

唐太宗貞觀年間，詔集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王德韶等學者，整編《五經》義疏，以樹立官方經學標準。《禮記正義》即在此政治與學術雙重背景下編成。其實際完成與頒行，主要在貞觀至永徽之際，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定為頒行本，與《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春秋正義》並列，成為「五經正義」的定本。由於唐代國家以經術取士，故此書不僅是學術文本，更是國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

關於作者與託名，今通行認為《禮記正義》非孔穎達一人獨撰，而是由國子學術官僚群體共同編纂，孔穎達則居於總裁與統攝之位。其注疏體例強烈呈現官修特徵：既尊鄭玄，又不拘泥鄭說；既廣采皇侃、熊安生等舊疏，又常以「案」「按」「疏」等語作辨正。其版本流傳方面，唐宋以降多有傳鈔刻本，今本主要通行於《十三經注疏》系統，經清代阮元校刻後尤為定本。部分卷次異文、標點與分段，今人仍需參校唐寫本、宋刻本及明清諸本，始得較為可靠之文本面貌。

主要結構

《禮記正義》凡七十卷，依《禮記》七十篇逐篇疏解，體例大體為「經文—鄭注—孔疏」三層。其編次即承《禮記》今本篇章，不另改經次。七十卷對應七十篇，通常依次為：

1. 曲禮上、曲禮下
2. 檀弓上、檀弓下
3. 王制
4. 月令
5. 曾子問
6. 文王世子
7. 禮運
8. 禮器
9. 郊特牲
10. 内則
11. 玉藻
12. 明堂位
13. 喪服小記
14. 大傳
15. 少儀
16. 學記
17. 樂記
18. 雜記上、雜記下
19. 喪大記
20. 祭法
21. 祭義
22. 祭統
23. 經解
24. 哀公問
25. 仲尼燕居
26. 孔子閒居
27. 坊記
28. 中庸
29. 表記
30. 緇衣
31. 奔喪
32. 問喪
33. 服問
34. 間傳
35. 三年問
36. 深衣
37. 投壺
38. 儒行
39. 大學
40. 冠義
41. 昏義
42. 鄉飲酒義
43. 鄉射義
44. 燕義
45. 聘義
46. 喪服四制
47. 祭義、祭統等相關篇目疏解

以上篇次中，今本《禮記》通行七十篇，實際每卷所對應經篇之疏解，於不同傳本間偶有卷次細微出入，宜據《十三經注疏》本核對。其特點在於：每篇先立經旨，再對名物制度加以分疏，遇與鄭注異義者，孔疏常引諸家以折衷；遇制度沿革者，則援據《周禮》《儀禮》與漢制加以貫通。故《禮記正義》不僅是經文解釋，更是制度史、思想史與禮儀史的資料庫。

核心思想

《禮記正義》的核心，首先在於以「禮」統攝政治、倫理與宇宙秩序。其所釋《禮記》諸篇，處處強調禮非繁文，而是「別上下、定名分、正人倫」的根本機制。從《曲禮》《坊記》到《中庸》《大學》，皆可見其將禮理解為一種內外一致的秩序：外在表現為制度、儀節、冠婚喪祭；內在則指向敬、誠、恕、孝、忠等德目。此種思想，與漢儒以禮安天下的政治哲學一脈相承。

其次，《禮記正義》極重「名實相副」與「因時制宜」。孔疏在解釋禮文時，並不一味拘守字面，而是屢從制度沿革、古今異制、禮之通變三個層面去說明。換言之，禮雖有一定之常，但不可離開時代實情；經文之所以屢言「變」與「權」，正是說禮制在原則不變之下，可以隨世而裁成。此種觀點，既守經學之正統，又使《禮記》具備歷史彈性。

第三，該書尤重「祭祀—喪葬—家國」三大秩序的連結。從《祭義》《祭統》《喪大記》《喪服四制》諸篇可見，孔疏認為祭非徒事鬼神，而是以敬祖宗、明孝思、正人倫；喪非徒哀毀，而是節制情感、安定社會與保存名分。由此，宗廟、郊祀、鄉飲、鄉射等禮皆成為政治與教化的載體。若以道教眼光旁觀，則可見其與後來齋醮科儀在「禮敬神明、整飭身心、秩序群倫」上有相通之處，惟二者宗教性與經典系統不同，不可混同。

第四，《禮記正義》在學術方法上，體現唐代官學「兼容並包、折衷諸說」的經學精神。孔穎達等既承鄭玄之學，又廣徵皇侃、熊安生、劉炫諸家意見，於可從者從之，可疑者辨之，不以一家之言蔽全經。這種做法使《禮記》文本的闡釋不再是零散的私人注釋，而是經由國家學術機器整合成標準解釋系統，對後來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皆形成深遠影響。

重要段落

「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白話譯文：禮的作用，是用來確定親疏關係、判斷可疑之處、區別相同與不同、明辨對與錯。 此句為《禮記》論禮之總綱，《禮記正義》於此強調禮的社會功能：禮不是空泛形式，而是秩序判準。孔疏據此說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皆須藉禮以定分。

「夫禮者，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 白話譯文：禮這件事，是用來治理國家、安定社稷、排列人民秩序、使子孫後代得其利益的。 《禮記正義》於此多申明「禮—政」不分之理，認為禮為治國根本，並非僅限於私人修養。其所謂「序民人」，即使社會各階層各安其位。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白話譯文：不要有不恭敬的態度，要端嚴如同有所思慮，言辭要安詳穩定。 此段所示為禮儀實踐中的身心狀態。孔疏對「敬」尤其重視，認為禮之所以成禮，不只在動作合式，更在心存恭敬。故禮是內在心德與外在容儀的統一。

「禮之用，和為貴。」 白話譯文：禮的運用，以達成和諧最為可貴。 《禮記正義》往往將「和」解為有節度的協調，而非無原則的妥協。孔疏指出，若失其分際而徒求表面和諧，反而違禮；真正的和，是建立在名分與秩序之上的和。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白話譯文：君子有三種戒慎：年少時血氣未定，要戒色慾；壯年時血氣正旺，要戒爭鬥；老年時血氣衰弱，要戒貪得。 此段為《禮記正義》常用以闡發修身節制之例。孔疏從人之生理與情志變化，說明德行修養須隨年齡而異，並非一概而論。其重點在於「節欲」與「持中」。

「喪禮者，哀戚之至也。」 白話譯文：喪禮，是哀傷悲戚達到極點的表現。 孔疏於喪禮諸篇屢申，喪禮並非單純禮節形式，而是以制度承載情感，使哀而不亂、悲而有節。故喪服、居喪、哭踴等規範，皆是以禮節制人情，使之不至於傷生敗性。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白話譯文：祭祀祖先時，要像祖先真的在場一樣；祭神明時，也要像神明真的在場一樣。 《禮記正義》以此說明祭祀之敬誠原理。所謂「如在」，不是要求形而下的實體顯現，而是要求主祭者心意專一、敬慎無怠。此段亦與儒家「誠」的思想相通。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白話譯文：《大學》所講的根本道理，在於彰明人內在光明的德性，在於使民眾歸於新善，在於達到最高的善境。 《禮記正義》雖以禮學為主，然《大學》一篇的疏解對後世影響極大。孔疏對「明明德」「親民」「至善」等語，多作經義貫通，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串連成完整的政治倫理架構。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本書雖非道教典籍，然所涉禮制與祭祀範圍，與中國宗教實踐密切相關。其常見相關對象包括：宗廟、郊祀、社稷、先王、祖先神靈、土地神、山川之神。在宗派層面，與儒家禮學關係最密者為經學、漢唐禮學、唐代官學；若從儀式史觀察，則可與冠禮、昏禮、喪禮、祭禮、鄉飲酒禮、鄉射禮、聘禮等互證。後世道教齋醮雖另成系統，但其對祭告、齋戒、行步、威儀的重視，亦可見與儒家禮制文明的深層會通。

學術評價

《禮記正義》的首要價值，在於它不是單純的訓詁彙編，而是唐代國家經學制度的集大成成果。就保存文獻而言，許多南北朝禮學說法因原書佚失，今賴孔疏轉錄或轉述而得以存見；就理解《禮記》而言，其以鄭注為本、以群儒為輔的方式，為今人重建兩漢經學與魏晉南北朝禮學提供了關鍵橋樑。故近代學者多認為，此書不僅是經學文獻，也是制度史文獻、思想史文獻與文本校勘的重要材料。

然而，《禮記正義》亦有其時代局限。其一，作為官修定本，解釋往往以「定於一尊」為傾向，對異說的開展空間有限；其二，孔疏多以唐代所見制度理解先秦文本，難免帶有後設詮釋；其三，部分疏文在版本傳抄過程中存在訛脫、衍文與重出現象，今人研讀須與諸本互校。正因如此，現代《禮記》研究雖仍高度倚重《禮記正義》，但亦常與出土文獻、唐宋類書、清代考據成果交互參證。

總體而言，《禮記正義》是中國經學史上繞不開的巨構。它將禮的精神、制度的形制、名物的考辨與政治秩序結為一體，既呈現唐代國家治理對經典的需求，也反映儒家如何透過注疏工程重塑先秦典籍的權威。對研究禮學、經學史、唐代學術與中國儀式文明者而言，此書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礎地位。

校對記錄

• 2026-05-06 確認錯誤：《禮記正義》被寫成「唐代官修經學巨著之一，屬『五經正義』系統中專治《禮記》者」基本正確，但後文「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定為頒行本」有年代問題；《五經正義》定本與頒行一般是永徽四年，而《禮記正義》成書與頒行的細節在表述上不宜直接說成唯一精確定本，且作者群體與完成時間更複雜。 → 正確：《禮記正義》屬《五經正義》之一，唐代完成並作為官修經學定本頒行；但其編成與頒行涉及多位學者參與，傳世定本與成書過程較複雜，宜避免將「永徽四年（653）」直接表述為《禮記正義》單一、精確且唯一的完成／頒
• 2026-05-06 確認錯誤：《禮記》篇目數量與此處卷次對應有明顯錯誤：文中列出「47. 祭義、祭統等相關篇目疏解」作為最後一卷內容，這不符合《禮記正義》凡七十卷逐篇對應七十篇的結構；而且前面已列到第46項「喪服四制」，此處再以「等相關篇目」收尾，與七十篇篇次不一致。 → 正確：《禮記正義》為七十卷，體例上是依《禮記》七十篇逐篇疏解。若條目寫成第47項即「祭義、祭統等相關篇目疏解」，而前文又已列到第46項「喪服四制」，則與七十卷、七十篇的對應關係不符，屬篇目編排描述不準確。
• 2026-05-06 誤報排除：《大學》白話譯文有明顯錯誤：「親民」被譯成「使民眾歸於新善」有爭議，但不算硬錯；真正明顯的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禮記正義》中的傳統解釋並非如此直白等同現代政治口號，且此句通常出自《大學》章首，不宜說成《禮記正義》『常用以闡發』的例句而不加區分。
• 2026-05-06 確認錯誤：文末內容被截斷，屬內容不完整，不是事實錯誤但會影響條目完整性。 → 正確：條目末尾內容被截斷，屬文本不完整，會影響條目可讀性與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