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左傳正義

概述

《春秋左傳正義》又稱《春秋左傳注疏》，為唐代孔穎達奉詔主持、集眾儒而成之經學鉅著，屬於《春秋左氏傳》之官定注疏本。所謂「正義」，即以疏明經旨、折衷眾說、訂正訓詁，務求使經文義理歸於一統。此書並非獨立創作之史論，而是建立在《左傳》原文與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基礎之上的闡釋體系，兼具文字訓詁、制度考證、史事辨析與義理申發等多重功能。

就儒家經典傳承而言，《春秋左傳正義》是五經正義的重要組成之一，與《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並列，代表唐代官方經學的最高規範。此書雖屬儒書，然在《道藏》分類觀念中，通常不列入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諸部經籙，蓋其性質屬於先秦兩漢以降之經學與史學注疏系統，並非道教經典。然從中國傳統文化整體觀之，它與道家、道教的關係，主要體現在對「天道」「名教」「災異」「禮法」等觀念的比較理解上，亦常為研究中古思想史者參照。

學術上，《春秋左傳正義》之地位極高。其一，它保存大量漢魏六朝舊說，今多已亡佚，賴孔疏得以片羽流傳；其二，它反映唐代國家經學對「義理—名物—制度—史實」的綜合詮釋方式；其三，它在後世科舉、講學、考據學中長期作為權威文本，影響宋明理學與清代樸學對《春秋》與《左傳》的理解。故論《左傳》學，必不能繞過《春秋左傳正義》。

成書背景

《春秋左傳正義》之編纂，肇於唐初整飭經學之大計。隋末唐興之際，經傳版本紛歧、訓解各異，朝廷為統一學術與科舉標準，遂由唐太宗於貞觀年間下令撰修五經正義。此舉不僅是整理文本，更是建立帝國意識形態的學術工程。孔穎達、顏師古、司馬才章等人皆參與其事，其中《春秋左傳正義》主要由孔穎達主持，並吸收楊士勛等人的疏解成果，形成較為完備的官修本子。

據傳《五經正義》完成後，先經校定，至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天下，成為國家教育與科舉考試的重要依據。然其流傳並非一帆風順：唐末兵燹頻仍，原本多散佚；宋代以後，經學重心雖漸移於義理與考據，但《春秋左傳正義》仍透過官刻、家刻與學官傳抄延續不絕。最重要的後世版本，當推宋刻殘本、元明傳刻，以及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後者尤為今人研讀之標準底本。

從託名與作者問題看，書名雖歸於孔穎達，實則為集體編撰之作。孔穎達為總裁，負責義例、體例與裁斷；其餘同修者分工蒐羅舊注、整合異說、定稿成編。故學界一般不以單一作者論，而視為唐代國家經學的集體成果。其成書背景，亦可視為「經學官學化」達到高峰之標誌。

主要結構

《春秋左傳正義》之基本結構，依《春秋》經文與《左傳》敘事相互對讀而成。今本《左傳》全書共三十卷，按《春秋》魯隱公元年起，至魯哀公二十七年止，凡一百餘年春秋列國史事，兼含經、傳、注、疏四層關係。其編排方式大體為：先列《春秋》經文，再附杜預「集解」之注，繼之以孔穎達等所作疏文，逐段解釋字義、句法、典故、制度與史實。

若依《春秋》十二公次第觀之，結構可概括如下：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凡十二部分。每一部分之內，又依年序分篇，與《春秋》編年體裁相應。孔疏於各年各事，多先辨經文微言，再釋《左傳》所載事實，並參校諸家說法。其特點不是另立章節標題，而是以經文分年為綱，以疏文隨經而發為目。

從卷次上看，今傳《十三經注疏》本之《春秋左傳正義》，通常仍沿《左傳》三十卷舊制。學者閱讀時，須注意經、傳、注、疏層層相扣：經文簡略，傳文鋪敘，注文釋名，疏文申義。這種結構使全書既具史學敘事之詳明，又保有經學詮釋之嚴整，乃唐代官修注疏最成熟的表現。

核心思想

第一，闡明《春秋》之「微言大義」。孔穎達等並不將《左傳》僅視為史書，而視為發揮《春秋》義例的重要憑藉。《春秋》文約而義深，藉一字褒貶寓褒貶之法，《左傳》則以史事補其未盡。孔疏的任務，在於說明何者為「筆削」之旨，何者為「經義」之所寄，從而建立正統儒家史學與政治倫理。

第二，重視名物制度與禮法秩序。書中大量涉及會盟、朝聘、車服、喪祭、軍制、封建、宗法等內容，孔疏常就古制追溯其源流，辨析器物、職官、地名、國名之異同。此種考證並非純粹訓詁，而是以禮制為政治秩序之根本，意在說明春秋列國之治亂，皆與禮崩樂壞密切相關。

第三，兼容史實判斷與義理評價。《左傳》敘事繁富，常載人物言行、外交辭令、戰爭進退與災異徵兆。孔穎達等在疏中往往不僅解其文句，亦評其得失，指出忠逆、義利、名實、華夷之辨。此種做法顯示唐代經學雖重注釋，卻不廢倫理判裁，仍承接漢唐以來「以經制史」之傳統。

第四，體現折衷諸說的學術方法。孔疏之所以可貴，在於不拘一家，而能參酌杜預、服虔、賈逵、鄭玄等說，或取其長，或辨其短，乃至明言「待考」之處。這種態度對後世考據學影響甚大，使《春秋左傳正義》不僅是經學權威，也成為保存舊注舊說的資料庫。

重要段落

一、「春秋之義，書法嚴微」之旨

原文：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白話： 《春秋》的寫法含蓄而能顯明，記事有其用意卻不直說，婉轉而成其章法，詳盡卻不失其潔正，用來懲戒惡行、勸勉善事。

此語為《春秋》詮釋傳統中極關鍵的總綱，孔疏以之說明經典並非純敘事，而是寓褒貶於筆削之間。

二、關於魯隱公即位之經義

原文：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白話： 隱公元年春，周王曆正月。三月，魯公與邾國的儀父在蔑地會盟。

孔疏對此類開篇之文，多辨正年次、名號與盟誓之義，認為經文雖短，實含國家名分與外交秩序之判斷。其重點不在敘事，而在「公」「盟」之名分是否合禮。

三、關於「元年春王正月」的時曆意義

原文： 「春王正月，正月者，歲之始也。」

白話： 「春王正月」中的正月，是一年之始。

孔疏常由曆法說明王朝正朔之意，指出《春秋》書「王正月」，非徒記月令，更有尊周、正統之政治象徵。此處可見經學將曆法納入王道秩序之內。

四、關於會盟與信義

原文： 「凡盟者，國之大事也。」

白話： 凡是會盟，都是國家的重大事情。

孔疏據此申發，認為盟約非兒戲，須以誠信為本；若以詐立盟，則失其義。此亦反映春秋時代國際秩序中，禮與信的雙重要求。

五、關於晉楚爭霸與大義名分

原文： 「楚子入鄭。」

白話： 楚國國君進入鄭國。

孔疏對此等簡筆，往往會追述戰爭背景、盟約破壞與霸權擴張，指出經文僅以寥寥數字，已寓有褒貶。若入他國而不合義，則屬侵陵；若承天子命而行討伐，則又別論，皆須依名分判斷。

六、關於弑君之譴責

原文： 「弑其君者，君臣之大惡也。」

白話： 弒殺國君，是君臣關係中最大的罪惡。

此類段落在《春秋》與《左傳》之中極為常見，孔疏每每強調倫常之不可犯。其用意在於以經學維繫政治倫理，將臣子之忠與君位之正連結為不可分割的秩序。

七、關於「晉侯使荀息請期」之外交辭令

原文： 「晉侯使荀息請期。」

白話： 晉侯派荀息去請求約定日期。

孔疏常從此等外交辭令中考察春秋時列國往來之禮節，認為「請期」非僅日程安排，而是盟誓、婚聘、軍事協議等程序中的重要步驟。由此可見《左傳》對當時政治語言的保存極為細密。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雖《春秋左傳正義》非道教經典，然其所涉觀念常與天命、社稷、宗廟、禘祭、封禪、盟誓等禮制相聯。若從傳統信仰脈絡觀察，經中常見對周王室正統、社稷之神、山川之神之尊崇，亦多牽涉國君祭祀與卜筮決策。至於道教宗派方面，雖無直接屬派關係，但研究者有時會以正一、太平道等名目比擬其後世民間禮法化的演變，然此僅屬比較視角，非本書本義，須標明待考。

儀式層面，書中尤重朝聘、會盟、喪禮、軍禮、飲至、獻俘等禮節，皆為春秋政治秩序之具體表現。這些制度在孔疏中往往被提升為「禮」的實踐範式，與儒家名教相互表裏。

學術評價

從經學史看，《春秋左傳正義》最大貢獻，在於保存與整合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左傳》學成果。今人研究《左傳》義例、春秋史事、古音古訓、制度名物，仍須仰賴孔疏提供的材料。其價值不僅在「解經」，更在「存古」：許多漢唐舊說雖未必盡善，卻因孔穎達之採錄而得以傳世，成為後來考據學的基礎。

然而，後世學者亦對其有所批評。宋明理學家多嫌唐人注疏偏重訓詁名物而少發心性義理；清代考據學者雖重其保存文獻之功，亦會檢討其因襲舊說、未能盡合實證之處。此種批評並不削弱其地位，反而凸顯其作為「官學定本」的歷史性：它是唐代知識體系的結晶，並非以今人標準衡量之現代學術論文。

總體而言，《春秋左傳正義》既是《左傳》學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國經典詮釋史上的里程碑。它以注疏體裁把經文、史事、禮制、義理編織為一體，使《春秋》之「微言」得以被系統闡明。凡研治先秦史、經學史、儒家政治思想者，此書皆不可不讀。

版本與相關典籍

《春秋左傳正義》今傳主要見於《十三經注疏》系統，尤其以阮元校刻本流傳最廣。另有日本、朝鮮所傳刊本與抄本，亦為東亞經學互動的重要材料。研究時應注意不同版本間的異文、脫簡與校勘差異，某些字句或為後人誤補，若無確證，宜標為待考。

其相關典籍則包括《春秋左氏傳》相傳左丘明撰、《春秋左氏傳集解》杜預注，以及後世諸家《左傳》注本，如宋儒與清儒的解經著述。若由經學史觀之，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承前啟後，上接漢晉舊學，下啟宋清考據，實為理解《春秋》詮釋傳統之樞紐文獻。

校對記錄

• 2026-05-06 誤報排除：《春秋左傳正義》並非「唐代孔穎達奉詔主持、集眾儒而成」的單一成書；現行《左傳正義》主要是孔穎達等奉敕編纂《五經正義》中的《春秋正義》部分，後來與杜預《春秋左氏傳集解》合刊成《春秋左傳注疏》。把書名與成書形態直接說成孔穎達主持完成的「官定注疏本」容易混淆不同層次。
• 2026-05-06 確認錯誤：「永徽四年（653）頒行天下」有明顯年代錯置；《五經正義》完成並頒行通常在唐高宗永徽四年之前後的整理過程中，但作為制度化頒行的常見說法是貞觀/永徽間完成校定、永徽年中頒行，直接斷言為653年需更嚴謹，且文中未交代這是何種版本定本。 → 正確：《五經正義》在唐代經過校定並於永徽年間頒行的說法是通行表述；將永徽四年（653）作為頒行時間並非明顯錯置，但若不交代是校定本、頒行本或定本，表述可再精確。
• 2026-05-06 誤報排除：「今本《左傳》全書共三十卷」表述不準確；通常說法是《春秋左氏傳》三十卷，但《春秋左傳正義》是注疏體，卷數隨底本編排而異，不能直接把《左傳》本身與《正義》合稱成三十卷。
• 2026-05-06 確認錯誤：把「孔疏」說成「孔穎達等所作疏文」容易造成作者歸屬過度簡化；《春秋左傳正義》是集體疏解成果，並非孔穎達一人逐條撰成，且現行文本多有後出整理痕跡。 → 正確：《春秋左傳正義》確屬孔穎達等奉詔集體完成的疏解成果，傳統上可概稱為「孔穎達等所作疏文」；雖非孔穎達一人獨撰，但原句未必構成錯誤。
• 2026-05-06 誤報排除：《春秋左傳正義》不是《道藏》分類下可討論的道教經典，文中雖已說明非道經，但「通常不列入……諸部經籙」這種表述有概念錯置：道教經籍分類與儒家經注系統本來就不在同一分類體系，不能直接用《道藏》部類去判定這類儒書是否列入。
• 2026-05-06 誤報排除：文末「其相關典籍則包括《春秋左氏傳》相傳左丘明撰、」句子不完整，屬明顯未完稿，不是事實錯誤但屬內容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