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路

海上絲路

概述

1世紀的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又稱陶瓷之路、香藥之路，簡稱海絲，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泉州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唯一認定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

在古代中國即有此項交流，尤其是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而言，更是顯著。《[[漢書》]]記載中國人所乘之船為當時的「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利用這些停留在廣西、廣東港口的外國船隻進行轉送到南海和印度。唐宋時的廣州港很繁榮，港口大船雲集，最多的時候，每年有四千多艘大食船，安史之亂時，還曾發生了千名大食、波斯穆斯林劫掠廣州的事件。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的則是羅馬商隊與使者，於公元166年抵達中國；而迄今東南亞出土的最早沉船和中國瓷器也屬於西亞的阿拉伯帆船，年代為公元830年的晚唐。

於兩宋年間，遊牧民族盤據華北地方導致絲路斷流，令海上絲綢之路貿易更加勃發。 此時不同的絲綢之路不僅運輸絲綢，而且也運輸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貨物，和香料、藥材、寶石等進口貨物。 進入航海時代後水路貿易的自有優勢使比重大增，品類更加豐富和興盛。在明朝鄭和下西洋後，海上絲綢之路自此有具體路線，形成主因是因為中國東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內部往來不易，因此自古許多人便積極向海上發展。又為了解決陸路的不便性，因為陸路受地形影響，前往西域會經過許多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又中國東岸夏、冬兩季有季風助航，因此也增加了由海路通往歐陸的方便性。 雖然有海禁等政策，但人民仍熱衷進出口貿易，對於海上的經濟果實趨之若鶩，特別是華人在暹羅一帶的貿易與生活等等，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的交流。

歷史 漢朝 海路北通朝鮮、日本。 西漢時期，中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南從日南郡、徐聞郡、合浦郡通都元國、夫甘都盧國、黃支國、皮宗國、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 與此同時，在閩越國的福州港，還與交趾七郡有來往，成為了秦漢時期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 東漢時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161年至180年）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這是歷史記載的中國與羅馬帝國第一次往來。 印度商人由海路經蘇門答臘、馬六甲來中國、運絲綢往印度、羅馬。 魏晉南北朝時期 東吳黃武四年（225年）扶南國王范旃遣使來吳國，歷時四年來到東吳，獻琉璃。孫權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國。 黃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今南京）。 法顯陸上從西北絲綢之路西行到印度，從印度東海岸海上歸國，由印度多摩利底經獅子國、耶婆提、到山東牢山。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波斯、天竺、獅子國、扶南、婆利。 隋、唐、五代 初唐時期（即高宗龍朔元年（662年）），廣州設立第一個市舶司以管理海上貿易，作用即同今之海關。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赤土、丹丹（今馬來西亞吉蘭丹）、盤盤、真臘、婆利。 中唐之後，西北絲綢之路阻塞，華南地區經濟日益發展，海上交通開始興盛。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拂菻、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丹丹、盤盤、三佛齊。 航路：由廣州啟航，經大廣海灣、海南島、環王國（今越南境內）、門毒國、古笪國、龍牙門、羅越國、室利佛逝、訶陵國、固羅國、哥谷羅國、勝鄧國、婆露國、獅子國、南天竺、婆羅門國、新度河、提羅盧和國、烏拉國、大食國、末羅國、三蘭國。 閩國時期，福州港成為了中國三大貿易港之一，閩景宗在閩地設立市舶司，使福州呈現了「船到城添外國人」的繁榮景象。 唐人杜佑對歷代南海交通作了個總結：「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奉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逾於前代。大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梁、隋焉。」 宋朝 杭州宋城南海一號模型 《諸蕃志》書影 北宋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 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 泉州在南宋中期超越廣州成為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臘（今柬埔寨一帶）、三佛齊（今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蘇門答臘爪哇）、吉蘭丹（今馬來西亞）、渤泥（今汶萊一帶）、巴林馮（今印尼巨港）、蘭無里（今印尼蘇門答臘）、底切、三嶼（今菲律賓北部）、大食（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地那一帶）、大秦（東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國）、波斯(今伊朗法爾斯一帶、白達（今伊拉克巴格達）、麻嘉（今沙烏地阿拉伯麥加）、伊祿（今伊拉克）、故臨（今印度一帶）、細蘭（今斯里蘭卡）、登流眉（今泰國那空是貪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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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05-05 確認錯誤：「泉州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唯一認定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屬明顯過度或不準確表述；海上絲路起點並非只有泉州一處，且UNESCO通常是列入遺產/申遺點，不會以「唯一認定起點」這種說法表述。 → 正確：“泉州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唯一認定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表述過度；UNESCO相關表述通常是就遺產名錄、申遺點或系列遺產進行認定，不宜說成“唯一認定起點”。海上絲路的起點也非單一地點。
• 2026-05-05 確認錯誤：「海上絲綢之路」被寫成「1世紀的絲綢之路」，過於簡化且不精確；海上交通交流在漢代以前後皆有，不能直接定義為單一「1世紀」起源。 → 正確：“1世紀的絲綢之路”過於簡化且不精確。海上交通交流在漢代前後已逐步發展，不能直接概括為單一在1世紀起源。
• 2026-05-05 確認錯誤：「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的則是羅馬商隊與使者，於公元166年抵達中國」與前文所述中國東南沿海早已有海上交流、以及漢代中國與印度洋航線已開通的內容不一致，且「最早」說法明顯過強。 → 正確：“最早利用海上絲綢之路的則是羅馬商隊與使者，於公元166年抵達中國”中的“最早”說法過強，與此前中外海上交通已存在的史實不符；166年可作為羅馬人到達中國的早期記錄之一，但不能據此稱為最早利用者。
• 2026-05-05 確認錯誤：「兩宋年間，遊牧民族盤據華北地方導致絲路斷流」將陸上絲路受阻簡化為單一原因，且「斷流」過於絕對；北宋、南宋時期陸路與海路並非完全中斷。 → 正確：兩宋時期陸上絲路受阻與遊牧政權控制北方有關，但“導致絲路斷流”過於絕對；北宋、南宋時期陸路與海路均非完全中斷。
• 2026-05-05 確認錯誤：「明朝鄭和下西洋後，海上絲綢之路自此有具體路線」不精確；海上航路在鄭和之前已存在並逐步形成，鄭和並非「自此」才出現具體路線。 → 正確：鄭和下西洋並非使海上絲綢之路“自此”才出現具體路線；海上航路在此前已長期存在並逐步成熟，鄭和航行是重要發展與整合，不是起點。
• 2026-05-05 確認錯誤：「形成主因是因為中國東南沿海山多平原少...因此自古許多人便積極向海上發展」把海上貿易興起主因歸結為地理條件，屬明顯單因果過度概括，容易誤導。 → 正確：將海上貿易興起主因歸結為東南沿海“山多平原少、內部往來不易”屬單因果過度概括。海上交流興起還與政治、經濟、技術、區域分工與國際需求等多因素相關。
• 2026-05-05 確認錯誤：「廣州設立第一個市舶司」年份有誤。廣州最早設市舶司通常在唐代中葉（8世紀末），不是高宗龍朔元年（662年）。 → 正確：“高宗龍朔元年（662年）廣州設立第一個市舶司”年份有誤。廣州設市舶管理機構一般認為在唐代中後期更明確，常見說法為唐開元、天寶前後以後的制度化設置，而非662年。
• 2026-05-05 確認錯誤：「閩景宗」是錯誤稱呼；五代閩國相關君主中並無常見史實上的「閩景宗」可對應此敘述，疑似張冠李戴或誤寫。 → 正確：“閩景宗”屬錯誤或不可靠稱呼，與閩國君主史實不符；此處疑似誤寫或張冠李戴。
• 2026-05-05 確認錯誤：「法顯...從印度東海岸海上歸國，由印度多摩利底經獅子國、耶婆提、到山東牢山」行程敘述混亂，且法顯返航路線中「耶婆提」與「山東牢山」的對接方式表述可疑、易與史實不符。 → 正確：法顯返航路線的敘述混亂，將“印度多摩利底—獅子國—耶婆提—山東牢山”直接連成一線表述可疑；法顯海路返程確有經獅子國、耶婆提等記載，但終點與途經細節在史料中需更謹慎表述。
• 2026-05-05 確認錯誤：「黃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與上句東吳扶南來使的時間並列可成立，但「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缺乏明確史料支撐，且把「大秦商人」直接到建業寫得過於肯定，可能不準確。 → 正確：“黃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缺乏足夠明確的史料支撐；可視為可能存在的早期交流記錄，但不能寫得過於肯定。
• 2026-05-05 確認錯誤：「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列表中多個古國名稱與現代對應標註混亂，部分條目疑似混入不明國名或對應地不確定，屬明顯不可靠的整理。 → 正確：“與中國通商的國家”列表中部分古國名稱與現代對應不一致或不夠確定，整理方式不可靠，容易造成誤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