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家將（什家將）

八家將（什家將）

概述

八家將，亦常見寫作「什家將」，是臺灣民間信仰與廟會陣頭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一類神將團體，屬於以神明駕前護衛、巡察、捉拿邪祟為核心功能的武陣系統。其角色並非單純的表演性人物，而是依附於特定宮廟信仰、醮典科儀與遶境活動之中，承擔驅邪鎮煞、護壇護境、代天行罰等宗教職能。由於其服飾、臉譜、步罡、兵器與隊形極具視覺張力，八家將也成為臺灣民俗藝術中最具辨識度的表現形式之一。

從歷史地位觀之，八家將並非孤立的地方戲藝，而是與城隍信仰、五福大帝信仰、地方瘟疫觀念及陰司官僚想像密切相關的宗教現象。其「將」的概念，乃神明駕前部屬、刑名役使之意，反映出傳統中國對人間官府與陰間法司相互對應的觀念。故八家將不只是陣頭，更是民間社會將「神明司法化」「鬼神秩序化」的具體呈現。

在臺灣民俗的發展脈絡中，八家將常與官將首、神將、宋江陣等武陣並列，惟其宗教色彩更濃，儀式規範也更為嚴謹。傳統家將出陣前須經過請神、開臉、淨身、安符、祭刑具等程序，非僅為美學表演，而是以「角色即神格」的方式進入科儀場域。因此，八家將在道教與民間信仰體系中，可視為神明執法機構的具象化延伸。

就一般社會認知而言，「八家將」已成為家將文化的通稱，但在行內與學界仍需區分「八家將」與「什家將」兩種用法。前者多泛指地方廟會中的家將陣頭，後者則較偏向具特定編制與傳承系譜的神將系統。此種名稱混用，正反映臺灣民間信仰在地域傳播、儀式實踐與媒體再現之間的複雜變化。

歷史淵源

關於八家將的源流，學界多認為其文化根柢可追溯至福建福州一帶的五帝、城隍與遊神系統，尤以福州地方所見的將爺陣頭最具相關性。十九世紀以來，福州在瘟疫、治安與地方防衛的社會情境下，逐漸形成以神將護駕、巡境驅邪的習俗。美國傳教士盧公明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曾記錄福州民間迎神活動中有持刑具、具威儀的角色，顯示此類神將並非臺灣獨有，而是閩東、閩都地區既有的宗教文化形態。

傳入臺灣後，八家將的發展與臺南府城地區關係尤深，尤以白龍庵及其相關香火系統最具代表性。清代以來，臺南一帶的王爺信仰、城隍信仰與地方瘟疫防治觀念交互滲透，促成神將護駕制度的形成。至日治時期，部分廟宇遭受整頓、拆遷與制度改造，家將團體亦因香火轉移、地域遷徙而向嘉義、雲林、高雄、屏東等地擴展，並在各地逐步發展出不同譜系與風格。

若從史料角度觀察，與八家將相關的重要文獻，多見於地方志、民俗調查與民間信仰研究之中。除《福建通志》對五福大帝及地方疫神的記載外，臺灣方面亦可參酌日治時期的寺廟調查、戰後地方志，以及近代民俗學者對家將陣頭的田野紀錄。這些資料顯示，家將制度原本深嵌於廟宇祭祀與王醮醮典，而非單獨以「表演團體」姿態存在；其後才因社會環境變化，逐步走向觀光化、競技化與藝術化。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所見家將文化並非單一原型的線性演變，而是多源匯流的結果。福州將爺傳統、臺南廟宇系譜、城隍司法觀、五福大帝瘟神信仰，以及地方陣頭競演文化，共同塑造了八家將的形貌。也因此，研究八家將不能僅從戲劇或舞蹈角度切入，更須回到道教儀式、地方社會與香火系譜的整體脈絡中理解。

主要內容

八家將的核心功能，在於神明出巡時擔任前導、護衛、巡察與執法者。其行動邏輯並非一般武藝表演，而是依循嚴格的陣式、步法與口令，模擬陰司辦案與陽間巡邏的秩序。家將出陣之際，常見隊伍整齊、神情肅穆、步伐穩重，強調威儀與禁制感，目的在於震懾不祥、安定人心。此種「以威制邪」的儀式風格，是八家將最重要的宗教特徵。

就成員組織而言，各地編制雖有差異，但通常包含引導者、文武差役、判官、將軍與不同職能的四季大神等角色。什役或刑具爺常居前導位置，肩負探路、開道與統整陣式之責，手持刑具以示法威。其後則可見文差、武差、甘將軍、柳將軍、謝將軍、范將軍，以及文武判官等職司分工。這套組織不僅對應陰間官署，也折射出傳統社會對法治、賞罰與秩序的宗教化想像。

在臉譜與服飾方面，八家將最具識別性的即為「開臉」。臉譜並非單純裝飾，而是角色神格與職能的視覺化標記。常見如甘將軍的紅黑陰陽面，強調陰陽並存、賞罰分明；柳將軍的章魚足形面，凸顯其威猛怪異與靈動性；謝將軍的白底蝙蝠面與額上「中」字，寓意捕捉與制伏；范將軍的黑底潑猴面，則呈現粗獷、剛烈與衝鋒氣勢。這些臉譜既有象徵功能，也構成臺灣民俗美學的重要語彙。

法器配置同樣蘊含宗教意義。羽扇、令旗、虎牌、魚枷、竹板、火盆、水桶、銅鎚、蛇杖等器物，並非舞台道具，而是象徵捉拿、訊問、押解、威嚇、淨化與鎮煞的陰司權力。家將在出陣時通常伴隨鼓點與鑼聲，動作講究提腿、落步、轉身、頓身與目視方向，形成一套兼具武術、舞蹈與儀式規訓的身體技術。這種身體規訓，使參與者在科儀中暫時離開日常身分，進入神明代理人的角色位置。

從宗教運作來看，八家將與主神的關係極為密切。家將不是獨立神明，而是神明駕前執行任務的「使者」與「法役」。其存在使廟宇在遶境、安宅、祭解與醮典中，能透過具象的鬼神秩序展現神威，達到安民、鎮煞與宣示境域的效果。故八家將的價值，不僅在於外觀壯觀，更在於它把抽象的神權轉化為可見、可行、可參與的宗教實踐。

相關典籍

研究八家將與其宗教背景，須同時參照地方志、民俗學著作與道教科儀文獻。就神明體系而言，《福建通志》對五福大帝的記載，為理解福州瘟神信仰與將爺系統的重要基礎；而地方城隍廟相關志書，則有助於釐清家將與城隍信仰之間的司法想像。至於臺灣方面，可參考日治時期的寺廟調查資料，以及戰後各縣市的地方志與廟志。

民俗學與人類學研究方面，常被引用者包括關於臺灣陣頭、民間戲曲與宗教儀式的專書與論文，例如《臺灣民間陣頭研究》、《臺灣民俗藝陣》、《臺灣民間信仰與儀式》等類型著作。另有針對臺南家將系譜、白龍庵傳承、官將首與八家將差異的田野研究，可供辨析不同系統的源流與技藝規範。若就國際視角而言，盧公明《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對福州遊神現象的描述，尤具比較價值。

道教儀式文本方面，雖未必直接記述「八家將」之名，卻可從《道藏》收錄的城隍、瘟部、符籙、醮儀與驅邪科本中，理解其制度背景。尤其是涉及陰司官僚、勘驗善惡、攝召鬼魅、鎮煞禳災的科儀觀念，皆與家將的職能相互呼應。換言之，八家將的知識基礎，並不只在地方表演史，也在更廣義的道教法事與民間宗教秩序之中。

文化影響

八家將在臺灣文化中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其作為地方認同與廟會象徵的功能。許多宮廟透過家將團維繫香火網絡，凝聚地方青年參與祭典，並使傳統信仰得以在現代社會中延續。家將的臉譜、服飾與儀節，也成為臺灣民俗美術的重要資源，進入攝影、戲劇、展覽與學術研究之中，形成宗教、藝術與社會記憶交織的文化景觀。

其次，八家將在現代公共文化中具有高度可見性。由於造型鮮明、儀式強烈，常被媒體作為「臺灣民俗」的代表影像之一，並在觀光節慶、文化展演與地方創生活動中被重新包裝。然而，這種可見性也帶來誤解：部分社會輿論將家將與流氓、暴力、幫派等負面印象連結，忽略其原本的宗教倫理與禮儀秩序。如何在保存傳統與避免污名之間取得平衡，成為當代家將文化的重要課題。

再者，八家將的傳承方式亦反映臺灣民間信仰的代際變化。傳統上，家將多由廟方嚴格遴選與訓練，重視戒律、敬神與身體訓練；而現代則出現學校社團化、文化資產化與表演專業化等新模式。這使家將文化從單一的宗教儀式，逐漸延伸為可被研究、保存與再詮釋的非物質文化資產。對道教與民俗學而言，八家將正是理解臺灣地方宗教如何在現代化過程中轉型的關鍵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