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將

六將

概述

六將，亦稱六將尊神、六將軍，在臺灣與華南民間信仰中，係指一組具有陰司司法、緝捕亡魂與維持冥府秩序職能的神將系統。其核心形象多見於城隍廟、東嶽廟、地藏信仰及境主系統之中，作為主神駕前執役之神將，象徵道教與民間宗教對「賞善罰惡」與「陰陽秩序」的具體化想像。由於六將兼具威儀、儀仗與執法角色，故在宗教實踐上不僅是信仰對象，也是廟會儀典、陣頭表演與地方工藝的重要載體。

就神格定位而言，六將並非道教經典中單獨成系的高階尊神，而是隸屬於城隍、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酆都或境主等司法性神明的部屬神將。其地位類似「陰曹官兵」，既代表冥界行政系統的武裝力量，也承擔護持壇場、押解亡魂、稽查善惡等象徵功能。因而六將的宗教意義，不在於獨立神格的顯赫，而在於其作為「秩序執行者」的制度性角色。

在臺灣民間信仰發展中，六將尤以新竹地區最具代表性，與當地城隍信仰、福州移民文化及廟宇陣頭傳統互為表裡。新竹都城隍廟、東寧宮等廟宇所形成的六將形制，長期被視為地方標竿，並逐步發展出近乎規範化的造型、衣冠與職掌分配。此一現象顯示，六將不僅是一組神名的集合，更是地方宗教組織、族群記憶與儀式美學的綜合體現。

從宗教史角度觀之，六將信仰雖屬民間型態，卻與道教地府觀、城隍司法觀及宋元以降的冥界官僚想像密切相關。它反映了華人社會對死後世界之行政化理解：冥府並非純粹超自然空間，而是具等級、分工與程序的審判體系；六將則正是此一體系中最具可視性的執行群體。

歷史淵源

六將之源流，通常可上溯至福建福州一帶的城隍與陰司信仰。閩東、閩中地區自宋元以來即盛行對城隍、東嶽、冥府將吏的崇祀，地方廟宇常以神將、枷鎖、牛馬等形象呈現陰間執法者。至明清之際，福州移民大量渡海來臺，攜帶原鄉的神明系譜、祭祀程序與職役觀念，於是六將作為一種「移植型神將組合」逐漸在臺灣落地生根。

清代文獻與地方志雖未必直接以「六將」為獨立條目，但對城隍、東嶽及冥司從屬神將的描述，可作為其形成背景的重要旁證。以《臺灣府志》、各地《縣志》及後來的廟誌材料觀之，城隍廟往往已具備判官、爺將、兵將等配置，而「謝、范、枷、鎖、牛、馬」之類角色名稱，則在民間傳說與廟方敘事中逐步具象化。此種由官僚神系向具名神將演化的過程，是臺灣民間宗教的一項典型特徵。

就新竹地區而言，六將信仰的成熟與新竹都城隍廟、新竹東寧宮等廟宇的發展密切相關。地方傳說常將其視為六將形制的定本：前者偏重城隍司法系統，後者則兼攝東嶽與地藏冥司觀念。清末以降，隨著地方士紳參與廟務、香火制度穩定與迎神賽會頻繁，六將逐漸由抽象部將轉化為具有固定臉譜、服飾與職能的神將群像，並影響周邊地區之廟宇仿效。

日治時期以後，臺灣各地廟宇在地方化與現代化雙重作用下，對六將的造型與敘事進行再詮釋。一方面，廟方為了維繫傳統威儀，仍保留長舌、鎖鍊、枷具、牛馬標誌等陰司符號；另一方面，亦因應現代公共空間與兒少觀感，逐漸出現「去恐怖化」的改造，例如將牛馬將軍由獸首人身調整為武將形象，僅以冠飾標示其屬性。這種演變說明六將並非靜態遺存，而是隨社會感知不斷調整的活態信仰。

主要內容

六將的核心功能，在於作為冥府與人間之間的執法媒介。其職責一般包括緝拿亡魂、押解罪業者、巡察壇場、維持廟境秩序，以及在醮典、遶境與普度活動中擔任護法角色。就象徵層次而言，六將既是陰司司法的「執行者」，也是社會道德的「警示者」：信徒透過對神將威儀的觀視，內化善惡有報、因果分明的倫理觀。

若依新竹地區常見系統觀察，謝將軍與范將軍通常被合稱為「大二爺公」，屬於最廣為人知的陰司神將組合之一。謝將軍多著白衣、面色慘白、形貌高瘦，常見吐舌與手持羽扇、火籤等象徵；范將軍則多著黑衣、神情忿厲、身形矮胖，手持鎖鍊、虎牌等物，牌上常書「賞善罰惡」「除暴安良」等字樣。此二神在民間觀感中，一柔一剛、一白一黑，構成陰司秩序的雙重面向。

至於枷將軍、鎖將軍，則更直接代表拘束與刑罰之意涵。枷與鎖本為古代刑具，轉化為神將之名後，便成為冥府拘捕罪魂的具體象徵。其臉部化妝常採紅、藍等強烈色彩，配合獠牙、怒目與武裝姿態，以凸顯威懾效果。這類形象在儀式中具有高度可視性，使原本抽象的「冥罰」概念得以在廟埕與遶境中被看見、被感受。

牛將軍與馬將軍則常被理解為陰司交通與護送神將，亦有學者認為其與古代驛傳、行旅、牲畜崇拜及冥途引導觀念相互交織。早期民間信仰中，牛馬常帶有獸首特徵，或直接呈現牛頭、馬頭人身之相；然而在臺灣部分地區，尤其新竹及雲嘉南，已出現以武將盔甲替代獸首裸露形態的再造方式，使其更符合現代廟宇審美與公共展示需求。此一變化並未削弱其神格，反而使其更適合進入當代宗教空間。

六將的另一重要面向，在於其與不同主神系統的可替換性。雖然常見於城隍信仰，但在若干地方，六將也可歸屬於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靈安尊王、境主尊神或酆都體系之下。這反映出民間宗教的高度彈性：神將並非由單一定義所固定，而是依附於地方祭祀架構、香火脈絡與儀式需求而調整。換言之，六將的「六」不僅是數量概念，更是制度秩序、功能分工與地方版本差異的總稱。

相關典籍

六將本身未見獨立經典成書，其知識主要散見於城隍、東嶽、地藏與地方廟誌材料之中。可參照的典籍與文獻包括：

• 《城隍廟誌》、各地《城隍廟沿革誌》
• 《新竹都城隍廟誌》或廟方沿革小冊
• 《新竹東寧宮志》及相關建廟紀錄
• 《臺灣府志》《臺灣縣志》《淡水廳志》等地方志書
• 《福建通志》、福州地方廟祀資料
• 《道藏》中關於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陰司官將之相關科儀文本
• 民間醮典科儀本，如城隍醮、普度科、拔度科等相關手抄本

從研究角度看，六將的理解尤其依賴田野調查、廟宇訪談與圖像學分析。由於其敘事多半以口傳、匾額、神像題字與儀式規範呈現，因此其「經典性」不在單一文本，而在多重地方材料的交互印證。

文化影響

六將信仰對臺灣民間宗教文化的影響，首先表現在神將美術與工藝發展上。無論是紙糊神將、木雕神像，或是遶境陣頭中的真人扮演，六將都提供了極具辨識度的視覺語彙：白與黑的對照、枷鎖刑具、長舌與獠牙、牛馬標誌等，皆已成為地方宗教圖像的重要元素。這些元素不僅服務於祭祀，也進入廟宇裝飾、文創設計與地方觀光敘事之中。

其次，六將作為陰司司法神將，使臺灣社會對「賞善罰惡」的倫理想像得以具象化。城隍、東嶽與六將共同構成一套可被看見的道德秩序：善者受護，惡者受罰，死後仍有審判。這種觀念在民間教育、倫理勸善、普度法會與社區祭典中持續發揮作用，成為宗教實踐與社會規訓之間的重要媒介。

第三，六將亦深刻參與地方認同的建構，尤其在新竹地區已發展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六將不僅是廟宇供奉對象，更成為地方歷史、族群移民與宗教藝術的綜合記憶。近年來，隨著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創生興起，六將相關的神像修復、廟會展演與口述史整理，逐漸被納入無形文化資產的討論範圍，顯示其已超越單純宗教對象，而成為地方文化身份的重要組成。

若從比較宗教學視野觀之，六將可視為華人世界中「官僚化冥府觀」的地方化表現。它與城隍系統、東嶽信仰、地藏信仰相互交疊，形成一套兼具法律隱喻、倫理秩序與儀式實踐的複合體。六將之所以能在臺灣長期流傳，正因其不僅能解釋死亡與審判，也能回應地方社會對秩序、保護與正義的持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