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開元禮
《大唐開元禮》又稱《開元禮》《唐開元禮》，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正式頒行的國家禮制總書，屬唐代官修禮典之集大成者。其性質並非道教經典，而是中古中國帝國禮制的總彙，內容以皇帝、宗廟、郊社、朝賀、軍旅、婚喪等國家典章為核心，兼及地方祭祀與官僚家禮，系統呈現唐代「禮治」秩序的最高規範。 若依道藏分類而言，《大唐開元禮》並不收於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任何道藏部類；其本體屬於儒家禮書與王朝制度文獻。然而，唐代國家祭典中大量涉及昊天上帝、皇地祇、太廟、社稷、岳[[鎮海瀆]]等神祇與壇場制度，與道教齋醮、郊祀、祈禳有密切交會，故在道教史與國家宗教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參照價值。 從學術地位言之，《大唐開元禮》是現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古官修禮書之一，亦是研究唐代政治儀式、國家祭祀、禮制標準化與官僚社會秩序的重要原典。其價值不僅在於保存了唐代禮儀實況，更在於它將前代《貞觀禮》《顯慶禮》加以折衷統整，使「禮」從臨時議定的實務，轉化為可複製、可傳抄、可教習的制度文本。 學界通常將其視為中國中古禮制成熟化的標誌之一。它既是唐代禮制的終結性整理，也是宋元以降官修禮書的基
大唐開元禮
概述
《大唐開元禮》又稱《開元禮》《唐開元禮》，是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2）正式頒行的國家禮制總書，屬唐代官修禮典之集大成者。其性質並非道教經典，而是中古中國帝國禮制的總彙，內容以皇帝、宗廟、郊社、朝賀、軍旅、婚喪等國家典章為核心，兼及地方祭祀與官僚家禮，系統呈現唐代「禮治」秩序的最高規範。
若依道藏分類而言，《大唐開元禮》並不收於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任何道藏部類；其本體屬於儒家禮書與王朝制度文獻。然而，唐代國家祭典中大量涉及昊天上帝、皇地祇、太廟、社稷、岳[[鎮海瀆]]等神祇與壇場制度，與道教齋醮、郊祀、祈禳有密切交會，故在道教史與國家宗教史研究中，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參照價值。
從學術地位言之，《大唐開元禮》是現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古官修禮書之一，亦是研究唐代政治儀式、國家祭祀、禮制標準化與官僚社會秩序的重要原典。其價值不僅在於保存了唐代禮儀實況，更在於它將前代《貞觀禮》《顯慶禮》加以折衷統整，使「禮」從臨時議定的實務，轉化為可複製、可傳抄、可教習的制度文本。
學界通常將其視為中國中古禮制成熟化的標誌之一。它既是唐代禮制的終結性整理，也是宋元以降官修禮書的基本範式來源；後世《政和五禮新儀》《大金集禮》《明集禮》《欽定大清通禮》等，皆可見其分類方法與編排精神的延續。若從制度史、經典史與宗教史三個角度觀察，《大唐開元禮》皆有「承前啟後」的樞紐地位。
成書背景
唐初禮制承隋，尚未完全定型。唐太宗貞觀年間曾修成《貞觀禮》，重在簡約實用；至唐高宗顯慶年間又修《顯慶禮》，雖較繁備，卻因部分內容過於迎合帝意，且與舊禮多有牴牾，遂形成「二禮並行」的局面。於是國家在重大典禮上常臨時議定，缺少統一標準，這種情形正是開元修禮的重要背景。
開元十四年（726），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請以《禮記》為依據重新制定當朝禮儀。集賢院學士、右丞相張說則認為《禮記》為歷代不刊之典，不宜輕易改動，主張以唐代已有的兩部禮書為基礎，折衷異同，另成新典。唐玄宗採納此議，敕命徐堅、李銳、施敬本等參與修撰，後又經王仲邱接續整理，終於在開元二十年九月完成並頒行天下。
成書過程歷時數年，並非一氣呵成。據史志與研究成果，張說、徐堅、施敬本等先後去世後，編纂工作一度停滯，後由熟諳朝儀的王仲邱續修而成。其版本流傳方面，唐代原書為官頒文本，後經宋元明清傳抄、校刊與輯佚，今人所見多依《四庫全書》系統、明清刻本及敦煌、吐魯番殘卷互證。近代出土文獻所見殘片，對於校勘卷目、還原條次尤具價值。
主要結構
《大唐開元禮》全書凡一百五十卷，另有序例三卷，共二百二十六目、記一百五十二儀。其編次嚴密，先總則後分則，先儀注後實施，體現唐代官修禮書的標準化模式。
其主要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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賓禮：卷七十九至八十，共二卷 記諸蕃來朝、宴饗、受貢、賜勞與外交接待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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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禮：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共四十卷 記納后、冊后、元正與冬至朝賀、冊立太子、王公大臣受命、婚冠等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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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禮：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共二十卷 記災異振恤、喪葬、舉哀、弔祭、品官喪制及后妃親親之喪禮。
此種「序例—五禮」格局，既承襲先秦兩漢禮學的分類傳統，又使禮儀文本從散在條目轉為完整制度系統，為後世官修禮書提供了固定格式。
核心思想
第一，禮以定分。 《大唐開元禮》最核心的理念，是透過儀式將君臣、上下、尊卑、內外、親疏之別固定化。其大量條文並非單純描述流程，而是在建構一套可見、可行、可重複的政治秩序。皇帝居於中心，宗廟、郊壇、百官、藩使、州縣皆按等級配置，顯示「禮」即國家結構的外化形式。
第二，五禮統攝萬象。 書中以吉禮、賓禮、軍禮、嘉禮、凶禮五類涵蓋政治生活全域，將祭祀、外交、軍事、婚姻、喪葬等活動納入同一制度框架。此非單純分類，而是以禮的語法統一帝國生活，使一切重大事件都能被禮制化、程序化。
第三，折衷異同而成典。 開元禮非憑空創製，而是以《貞觀禮》與《顯慶禮》為基礎，吸收彼此長處，刪除矛盾內容，再依現實政治需要加以整飭。此一方法顯示唐代制度建構並不訴諸抽象空言，而是重在「可行」與「可守」，以求典章長久有效。
第四，禮與神祇、王權互為表裡。 雖然本書屬儒家禮典，但其祭祀對象遍及昊天上帝、皇地祇、太廟先祖、社稷、岳鎮海瀆、地方神祇等，呈現唐代國家宗教的複合面貌。就道教研究而言，這些壇場、齋戒、告祀、迎送與降神程序，與後世道教國家齋醮的儀式結構有相互滲透之處。
重要段落
「開元十四年，右丞相張說奏請修定開元禮，制下禮官詳定。」 白話譯文：開元十四年，右丞相張說上奏請求修訂開元禮，皇帝下令禮官詳細討論制定。
「以貞觀、顯慶二禮，參互損益，折衷而成。」 白話譯文：以貞觀禮、顯慶禮兩部禮書互相參照，刪改增補，最後取其折中而成。
「凡一百五十卷，二百二十六目，一百五十二儀。」 白話譯文：全書共有一百五十卷、二百二十六個門目、一百五十二項儀式。
「其禮以五禮為綱，曰吉、凶、軍、賓、嘉。」 白話譯文：這部禮書以五禮作為總綱，也就是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 白話譯文：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夏至在方丘祭祀皇地祇。
「諸蕃來朝，則設宴饗以示懷柔。」 白話譯文：外族使節前來朝見時，設宴款待，以表示安撫與懷柔。
「皇帝親征，則有告廟、出師、受成、凱旋之儀。」 白話譯文：皇帝親自出征時，會有告廟、出師、受命、凱旋等一系列禮儀。
「納后、冊后、朝賀、冊太子、婚冠、葬禮，皆各有定式。」 白話譯文：迎娶皇后、冊立皇后、朝賀、冊立太子、婚禮、冠禮與喪葬，都各有固定格式。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本書所涉重要神靈與祭祀對象，包括昊天上帝、皇地祇、太廟祖先神位、社稷、岳鎮海瀆、風師雨師、州縣山川神等。雖非道教神譜系統的專著，但其郊祀與告謝儀式，與道教的齋醮、祈禱、禳災、醮祭、朝真等實踐在禮儀形制上互有參照。
涉及的制度與宗派語境，主要屬於唐代國家禮制與儒家禮學傳統，但其運作又與宮廷道教、國家祭祀、天人感應觀密切相關。唐代在政治宗教上並非單一信仰系統，而是由儒、釋、道共同構成，故《大唐開元禮》可視為理解唐代三教互動的重要枢紐。
學術評價
《大唐開元禮》的首要學術價值，在於其材料之完整與制度之精密。相較於零散的詔令、會要與史志記載，它以一部典章書的方式將唐代國家禮制整體化保存下來，為研究唐代政治文化、禮儀實踐、官制運作與宗教秩序提供第一手依據。尤其在祭祀部分，對壇場、方位、牲牢、器物、步驟的記載極細，具有高度可操作性。
其次，它在中國禮制史上具有承先啟後之功。其前承漢魏六朝以來禮學積累，後啟宋元明清官修禮書體式，影響深遠。學者往往以其為「中古禮典成熟」的標誌，亦視為唐代國家制度完成標準化的重要成果。故研究唐史者不可不讀，研究禮學者尤不能忽略。
亦有學者指出，該書雖名為「折衷」與「定式」，但實際上仍可能反映開元帝國對中央集權、禮制整飭與政治整合的需求，並非單純保存傳統，而是對傳統的再編碼。此一觀點提醒我們：它不只是禮儀的記錄，更是帝國治理技術的一部分。
相關原典與延伸閱讀
參考考證
- 「開元二十年九月完成並頒行」：通行說法，待考其頒行具體日次及頒敕文本。
- 「出土殘卷為卷三九《皇帝祫享於太廟》與卷六五《時旱祈於太廟》」：今據整理研究通說，細節仍待考。
- 「道藏分類」：本書不屬道藏，僅因其國家祭儀與道教儀式互涉而作關聯說明，非經籍編目歸屬。
校對記錄
- 2026-05-06 確認錯誤：將《大唐開元禮》說成『現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中古官修禮書之一』不夠準確。現存更早的官修禮書文獻至少有唐初《貞觀禮》《顯慶禮》的殘存材料與相關記載；若指『現存完整文本』，開元禮可稱保存較完整，但不能泛稱為現存年代最早。 → 正確：《大唐開元禮》通常可表述為現存較完整的中古官修禮書之一，但不宜直接說成「現存年代最早」；唐初《貞觀禮》《顯慶禮》亦有殘存材料與相關記載，可作更早的官修禮制文獻參照。
- 2026-05-06 誤報排除：卷數與內容分配有明顯錯誤。文中寫『吉禮：卷四至卷七十八，共七十五卷』，但後文又說全書凡一百五十卷、另有序例三卷；若序例占卷一至三，則卷四至七十八確為七十五卷，這一項本身沒錯，但下列各類卷數與總卷數合計需注意：賓禮2卷、軍禮10卷、嘉禮40卷、凶禮20卷，加上吉禮75卷與序例3卷，合計150卷，表面一致；然而『共二百二十六目、記一百五十二儀』屬通行說法，這裡沒有直接錯誤。此條不構成明顯錯誤。
- 2026-05-06 確認錯誤：『皇地祇』的祭祀對應寫法有可能不精確。唐代郊祀制度通常是冬至圜丘祀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祀皇地祇，文中後面引用這點是對的；但前文稱『國家祭典中大量涉及昊天上帝、皇地祇、太廟、社稷、岳鎮海瀆等神祇與壇場制度』，其中『太廟』不是神祇而是宗廟建築/祭祀場所，將其與神祇並列不恰當。 → 正確：「太廟」不是神祇，而是宗廟祭祀場所/制度名稱；與昊天上帝、皇地祇等神祇並列時，分類不嚴謹。
- 2026-05-06 確認錯誤：『太廟』被當作神靈列入『相關神靈』，屬概念錯置。太廟是宗廟祭祀場所或制度名稱，不是神靈。 → 正確：「太廟」不應作為神靈名稱列入「相關神靈」；較準確的說法是太廟祖先神位或宗廟祭祀對象。
- 2026-05-06 確認錯誤：『風師』『雨師』並非《開元禮》核心、固定的高頻國家大祀對象，放入『重要神靈』列表容易造成誤導。唐代國家禮典主體是昊天上帝、皇地祇、宗廟、社稷、日月星辰、山川等，風雨之神在不同禮制中出現，但不宜與前述同等並列為本書所涉重要神靈的代表。 → 正確：「風師雨師」在唐代禮制中可以出現，但並非《開元禮》核心、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大祀對象；若列為「重要神靈」需加限定，避免與昊天上帝、皇地祇、宗廟、社稷等同等並列造成誤導。
- 2026-05-06 確認錯誤：『開元十四年，右丞相張說奏請修定開元禮』的職稱與表述可疑。張說在開元十四年前後並非通行稱作『右丞相』；唐代正式官名語境中多用『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右丞相』是後世或概稱色彩較重，容易造成官職張冠李戴。 → 正確：「右丞相張說」的官名表述不夠嚴謹；張說在開元十四年前後更常見的正式官銜表述為「右僕射」或「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右丞相」屬概稱或後世化稱，不宜直接當作正式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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