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令

詔令

概述

《賜岳飛手敕》係宋高宗親手寫於紹興七年（1137年）秋天，特賜岳飛之詔書，以嘉獎其對國家之忠誠。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詔令，民間俗稱為「聖旨」，是皇帝對臣民下達命令或公告事項的正式公文。由於擬旨承宣的機構與功能各有不同，功用、名稱便不同，如詔書、誥命、敕命、敕諭、敕令、諭令、諭旨、聖旨、皇旨、御旨、詔旨、聖批、聖令、皇令、皇榜、金榜、公榜、冊、書、符、檄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詔令則稱懿ㄧˋ旨。此外，皇帝責怪自己的詔令則稱為罪己詔，沒有下達政令的功能，也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多為君主檢討自身過失，並爭取臣民同情之用。此外，有一種很特別的詔令，等同於皇帝的遺囑，稱為遺詔，有時在皇帝在世時便會預先擬定，於皇帝駕崩後遺命由大臣宣讀，內容多是指定皇位繼承人以及交代國家未來發展等。

在歐洲，詔書（edict）一詞源於拉丁語「edictum」。歷史上通常與君主制有關，但也可以由任何官方機構頒布。其同義詞包括「dictum」（意為「判決」）和「pronouncement」（「宣告」意）。

中國歷代詔書 廣西貢院聖旨頒詔的模擬表演

根據中國古代的《尚書》記載，根據不同的功用，當時的文書的形式有誓、誥、祝、命等，詔令文書的起源很早。《[[說文解字》]]解釋「詔」：「告也，從言從召。」鄭玄為「詔」作注，謂「詔，告也」。詔書有一定的格式，比如清朝時的詔書起首句一定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結尾語為「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或「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中間則敘述詔告天下事件的內容。清朝時，詔書由內閣擬稿，經大學士定稿進呈，皇帝批閱後，以墨筆楷書，由右至左直寫，寫在大幅黃紙上，中間及紙張接縫處鈐「皇帝之寶」璽。製作完成後的詔書稱為「詔黃」，以極其隆重而繁複的禮儀，送至天安門城樓上宣讀，象徵著布告天下。宣詔禮成，由禮部接詔，立即謄寫或雕板印刷多份，由驛道分送各地，再由地方官員接詔、宣詔。謄寫的詔書，稱為「謄黃」，雕板印刷的詔書，稱為「搨黃」。

西周

詔書在西周時分為「誥命」和「敕命」兩種，原是一種訓誡勉勵的文告。

秦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天下後，自以為功績勝過三皇五帝，將秦朝君主名號定為皇帝並自稱「朕」，規定皇帝的命為「制」、令為「詔」。秦亡後，繼起的漢朝基本上承襲了秦制。而其中詔旨的寫作格式，漢代的開頭大多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

《後漢書》卷三《章帝紀》載：「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東漢蔡邕在《獨斷》中有這麼一段論述：「秦承周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並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的詔令與漢代相仿，但皇帝即位詔書中多有「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一語。重要原因大概是當時朝代更替頻繁，每幾十年便更替一次，使皇帝都強調其統治乃天意，他人不得違天。

隋唐

唐代詔令分為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七種形式，一般由中書省起草，門下省審核頒行，其中有嚴格規定：「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復奏而施行之。小事則署而頒之。」（見《唐六典》卷八 門下省·給事中條）。所以在頒行的制書之首往往是「門下」兩字，如《肅宗命皇太子監國制》開頭就是「門下，天下之本……」。而天命所歸的話往往見於皇帝的即位詔令中，與魏晉南北朝時略同。而西周時的「誥命」與「敕命」在此時專指帝王授官、封贈的命令。

宋

宋代的詔令雖繼承唐制，但有所變化。宋朝皇帝的詔令，不論事情大小，「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但此處二府係指中書門下和樞密院。詔令起草工作都是由中書門下議，學士為之，故許多重要詔令開頭與唐代一樣，都是「門下」二字。如《宋大詔令集》所載從宋太祖到宋徽宗八位皇帝的即位赦文均以門下置於篇首，同時，《宋大詔令集》中所存的詔令中，以「朕紹膺駿命」或「朕膺昊天之眷命」開頭的亦佔有相當比例。

元 也孫鐵木爾皇帝龍年（1328年）聖旨

元代以「國語訓敕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因為元朝的官方語言是蒙古語，官方文字是八思巴文（又稱「蒙古新字」）。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從翰林國史院分立蒙古翰林院，專司以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兼掌朝廷璽書頒降事務。元代不少漢文公文翻譯自蒙古八思巴文，遵循蒙古語語法和句式直譯而來，因此與漢語的語法差異甚大，這類公文文體被稱為硬譯公牘文體（又稱蒙文直譯體）。而「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蒙古語為「möngke tngri-yin küčün-dur yeke suu ǰali-yin ibegen-dür qaγan-u ǰr

來源

• 詔令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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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記錄

• 2026-05-05 誤報排除：「《賜岳飛手敕》係宋高宗親手寫於紹興七年（1137年）秋天」有明顯年份矛盾。紹興七年是1137年，但宋高宗紹興七年在位無誤；然而這裡若稱「手敕」是高宗親手寫給岳飛的具體文書，現存版本與題名、內容敘述需要更精確，現文中把它直接當作一般『詔令』概述，容易造成分類不當；更明顯的是它不屬於道教主題本身。
• 2026-05-05 誤報排除：「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的詔令則稱懿旨」中『懿旨』作為后妃、太后命令的稱呼大致可用，但原文把它與『詔令』完全等同、並列為正式詔令分類，表述過於簡化且容易混淆。
• 2026-05-05 確認錯誤：「皇帝責怪自己的詔令則稱為罪己詔，沒有下達政令的功能，也沒有任何法律效力」有明顯不準確。罪己詔本質上是皇帝自責檢討的詔書，仍屬於詔令的一種，不能說『沒有任何法律效力』作為絕對判定。 → 正確：罪己詔是皇帝自責反省並向臣民頒布的詔書，仍屬詔令的一種；將其說成「沒有下達政令的功能，也沒有任何法律效力」過於絕對，不準確。
• 2026-05-05 確認錯誤：「在歐洲，詔書（edict）一詞源於拉丁語『edictum』。……其同義詞包括『dictum』（意為『判決』）和『pronouncement』」此處把英文 edict 的同義詞與詞源混在一起，且『dictum』不等於『edict』的同義詞，屬明顯不準確。 → 正確：edict 源自拉丁語 edictum；dictum 與 pronouncement 不能作為 edict 的同義詞來並列，該處詞源/同義詞說法混淆，屬不準確。
• 2026-05-05 誤報排除：「根據中國古代的《尚書》記載，根據不同的功用，當時的文書的形式有誓、誥、祝、命等，詔令文書的起源很早」把《尚書》中的文書類型直接說成『詔令文書』起源，容易過度延伸。『詔』作為後世制度化文書名稱，不能直接等同商周時的誓、誥、祝、命。
• 2026-05-05 確認錯誤：「清朝時，詔書由內閣擬稿，經大學士定稿進呈」這裡把制度流程說得過於簡化且不嚴謹。清代詔敕文書的擬稿、票擬、內閣與軍機處分工隨時期而變，不能概括成固定單一路徑。 → 正確：清代詔敕文書的擬稿與定稿流程隨時期、事項及機構分工而變，不能簡化為固定的「內閣擬稿、經大學士定稿進呈」單一路徑。
• 2026-05-05 確認錯誤：「西周時分為『誥命』和『敕命』兩種」有明顯年代錯置。『敕命』是後世帝制常見名目，不能用於西周。西周常見的是誥、命等，非『敕命』。 → 正確：「敕命」不屬西周用語，西周常見的是誥、命等；將西周詔書分為「誥命」和「敕命」確有年代錯置。
• 2026-05-05 確認錯誤：「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統天下後……規定皇帝的命為『制』、令為『詔』」表述有問題。秦代確立『制』『詔』作為皇帝命令名目可概括，但『秦始皇一統天下後……自稱朕』的敘述可以；然而把『命』對應為『制』、把『令』對應為『詔』的說法過於簡化，且未交代史料來源，易造成制度混淆。 → 正確：秦代確立皇帝命令名目可概括為制、詔等，但把「命」對應為「制」、把「令」對應為「詔」的說法過於簡化，且容易造成制度混淆。
• 2026-05-05 確認錯誤：「漢代的開頭大多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與前文提到漢代詔書格式不符，且太籠統。漢代詔書常見格式並非固定年月日起首，不能概括成此種定式。 → 正確：漢代詔書並無固定為「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皇帝」的通用開頭，該概括過於籠統且不符合漢代詔書格式多樣性的實況。
• 2026-05-05 確認錯誤：「魏晉南北朝時……皇帝即位詔書中多有『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一語」可見於部分即位詔，但說成通例過強，且『重要原因大概是……每幾十年便更替一次』屬推測，不宜當作事實陳述。 → 正確：「應天順時，受茲明命」可見於部分即位詔，但不能說是魏晉南北朝皇帝即位詔的通例；「大概是……每幾十年便更替一次」也屬推測性表述，不宜當作確定事實。
• 2026-05-05 確認錯誤：「唐代詔令分為冊書、制書、慰勞制書、發日敕、敕旨、論事敕書、敕牒七種形式」這一分類雖接近唐制，但用語不夠標準，且『發日敕』、『敕旨』等在不同史料中分類口徑不一，原文直接定為唯一七種，過於絕對。 → 正確：唐代詔令確有若干分類，但不同史料與研究對細目劃分口徑不一，直接斷言為唯一固定的七種形式，屬過度絕對化。
• 2026-05-05 確認錯誤：「西周時的『誥命』與『敕命』在此時專指帝王授官、封贈的命令」此句延續前述錯置，『敕命』不是西周用語，因此整段歸屬有明顯錯誤。 → 正確：「敕命」不是西周用語，將其與「誥命」並列為西周時的專稱屬明顯錯置。
• 2026-05-05 確認錯誤：「宋朝皇帝的詔令，不論事情大小，『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此說過度簡化宋代政務流程；宋代確有二府分權，但並非所有詔令都一律如此表述與運作。 → 正確：宋代確有二府分權與政令審核機制，但不能概括為所有皇帝詔令都一律「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表述過度簡化。
• 2026-05-05 誤報排除：「元代以『國語訓敕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詔書』」這種區分大致有文獻依據，但原文後面緊接著說『因為元朝的官方語言是蒙古語，官方文字是八思巴文』，把『聖旨』的語種與『詔書』的文體對應得過於絕對，且元代漢文詔書不全是由八思巴文直譯而來。
• 2026-05-05 確認錯誤：「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從翰林國史院分立蒙古翰林院」年份與機構沿革有可疑之處。元代相關機構設置時間常見記載與此不完全一致，這裡可能有史實錯置，需要核對。 → 正確：元世祖至元年間蒙古翰林院的設置沿革確有爭議與不同記載，若原文所述年份與機構分立時間不合，屬可疑史實，需核對。
• 2026-05-05 確認錯誤：末尾蒙古語引文被截斷，內容不完整，屬明顯文本錯誤。 → 正確：引文末尾明顯截斷，屬不完整文本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