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枝萬
劉枝萬（1923年12月12日—2018年1月6日），臺灣著名民俗學學者，專精於臺灣與中國大陸民間信仰及道教研究，被譽為戰後臺灣民俗學與道教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早年留學日本，後任教於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終生投入於臺灣漢人宗教的田野調查與理論建構。其研究兼具深厚文獻功底與豐富田野經驗，論著甚豐，對理解道教在臺灣的發展與變遷有著卓越貢獻。2015年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小綬章，表彰其在促進臺日學術交流方面的成就。
劉枝萬
概述
劉枝萬（1923年12月12日—2018年1月6日），臺灣著名民俗學學者，專精於臺灣與中國大陸民間信仰及道教研究，被譽為戰後臺灣民俗學與道教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早年留學日本，後任教於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終生投入於臺灣漢人宗教的田野調查與理論建構。其研究兼具深厚文獻功底與豐富田野經驗，論著甚豐，對理解道教在臺灣的發展與變遷有著卓越貢獻。2015年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小綬章，表彰其在促進臺日學術交流方面的成就。
生平略傳
求學背景
劉枝萬出生於南投縣埔里鎮的在地地主家庭，幼年就讀於埔里公學校（今埔里國小前身）。1937年，年僅十四歲的劉枝萬隻身前往日本留學，開啟其國際化學術視野。1945年，於日本中央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一說為預科畢業），隨即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就讀，師從日本史學傳統，研讀東洋史學。然而，由於個人因素，他未完成早稻田大學學業，便於1946年前後離校返鄉。
學術生涯
返臺後，劉枝萬先後任教於臺中縣立埔里初級中學（今南投縣立埔里國中前身），開啟其教育者生涯。在此期間，他受到日本民俗學家直江廣治的深刻影響，開始將研究興趣轉向臺灣民間信仰與考古學領域。他以日治時期遺留的調查資料為基礎，積極推動資料整理與田野調查工作，為戰後臺灣民俗學的學術研究奠定重要基礎。
1953年，南投縣文獻委員會成立，劉枝萬獲邀擔任委員，開始專注於南投縣歷史研究，陸續完成《南投縣志稿》中的《沿革志》、《革命志》、《教育志》、《風俗志》、《人物誌》等篇章，展現其旺盛的編纂能力與深厚的地方學素養。
1958年，劉枝萬轉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擔任採集組長，展開系統性的宗教調查工作，並發表〈臺灣省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等重要成果。1962年，再轉任臺灣省立博物館，負責整理該館館藏之臺灣相關文物與文獻資料。1965年，進入甫成立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從此專心投入於中國民俗研究領域，陸續發表《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與《中國民間信仰論集》等重要論著。
國際交流
1969年底，劉枝萬以「外國人研究員」身分前往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進修一年。此期間，他深入鑽研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逐步建立起民俗學研究的理論架構。雖然當時受限於臺灣戒嚴令等因素，他仍設法每年前往日本進行短期調查研究，持續深化與日本學術界的交流合作。
1977年，劉枝萬以論文《中國民間信仰研究》向東京教育大學提出學位申請，順利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學位論文出版時題目改為《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此學位肯定其多年研究的學術成就，也象徵其在國際學術界的崇高地位。
道教研究成果
研究範疇
劉枝萬的道教研究兼顧經典文獻與田野實證兩大取向，主要聚焦於以下範疇：
臺灣道教與民間信仰：他系統性地調查臺灣各地寺廟，探討道教與民間信仰的互動關係，分析道教儀式在臺灣社會中的實踐情形。
中國道教祭儀：其代表作《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深入探討中國本土道教祭典儀式的結構與意涵，為理解道教宗教實踐的重要參考文獻。
跨文化比較：劉枝萬亦重視比較民俗學研究，將臺灣與日本的海洋性民間信仰進行系統比較，分析媽祖信仰、漁業守護神明、跳海淨港與船祭等祭典儀式，甚至考察對漂流屍體的崇拜現象。
代表著作
| 著作名稱 | 出版資訊 | 重要性 |
|---|---|---|
| 《臺灣民間信仰論集》 |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臺灣民間信仰研究經典 |
| 《中國民間信仰論集》 |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中國民俗研究重要論文集 |
| 《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 | 東京教育大學博士論文 | 道教祭儀研究專著 |
| 《台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 | — | 臺灣道教與民間信仰綜合研究 |
| 《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 | — | 個案研究範例 |
| 《臺灣埔里鄉土志稿》 | — | 地方志編纂成果 |
研究方法與特色
劉枝萬的研究方法兼具文獻考證與田野調查雙重特色。他重視第一手資料的蒐集，強調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其研究視角宏觀，經常將個案置於更大的文化脈絡中考察，試圖發掘臺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文化關聯。他晚年回顧自身研究時曾言：「前人做過的事，後人若想接續，即表示前人的努力有了回應。」此語充分展現其對學術傳承的深刻關懷。
學術影響與評價
貢獻與影響
劉枝萬對臺灣民俗學與道教研究的貢獻，可從以下幾個面向理解：
學術奠基：他是戰後臺灣民俗學研究的重要先驅之一，長期投入於臺灣宗教調查與資料建構工作，為後續研究者奠定堅實基礎。
理論建構：他將日本民俗學的理論方法引介至臺灣，並結合本土研究經驗，逐步發展出適合臺灣社會的研究取徑。
國際橋樑：他促進臺灣與日本學術界的交流合作，使臺灣研究成果得以與國際學術界對話。
人才培育：他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影響並培養了眾多新一代的民俗學與宗教研究者。
學術批評
然而，劉枝萬的部分研究成果亦曾受到學術批評。學者江燦腾曾指出，劉枝萬在部分研究結論的推導過程中，因「脫離基本材料」而產生若干誤差。此批評提醒研究者在使用其著作時，應留意其論證過程與資料基礎的吻合程度。
身後紀念
2011年，劉枝萬將其畢生收藏之珍貴圖書與文物，分別捐贈予中央研究院及慈濟大學圖書館，為其學術資產的永續保存與公共化做出最後貢獻。此舉使其研究資源得以嘉惠後學，發揮更大的學術價值。
2018年1月6日，劉枝萬於家中安詳辭世，享耆壽九十四歲。
相關條目
參考資料
- 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論集》，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劉枝萬，《中國民間信仰論集》，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 劉枝萬，《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東京教育大學
- 劉枝萬，《台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
- 江燦騰，〈對劉枝萬研究方法的檢討〉（學術書評）
校對記錄
- 2026-05-06 誤報排除：「2015年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小綬章」有明顯年代錯誤：劉枝萬於2018年過世，2015年受勳本身不矛盾；但原文同段其他生平敘述中多處年代與學歷/任職安排難以互相印證，尤其「1945年於日本中央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隨即進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就讀」與「1946年前後離校返鄉」的時間非常緊湊，且與其出生於1923年、1937年赴日留學的敘述勉強可通，但缺乏明確佐證，屬可疑敘述。
- 2026-05-06 確認錯誤：「1965年，進入甫成立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表述有明顯時間不準確：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不是1965年才成立。 → 正確：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並非 1965 年甫成立；此處「1965年，進入甫成立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時間表述有誤。
- 2026-05-06 誤報排除：「1977年，劉枝萬以論文《中國民間信仰研究》向東京教育大學提出學位申請，順利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可疑，且與前文「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進修一年」無直接矛盾，但東京教育大學在1970年代改制為筑波大學前後的校名/制度敘述需核對；此外學位論文題名《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與中文題名《中國民間信仰研究》之間是否為同一論文也不清楚。
- 2026-05-06 確認錯誤：「早年留學日本，後任教於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有歸屬不精確：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並非一般意義上的「任教」機構，劉枝萬主要是研究員或研究人員性質，若寫成任教屬明顯不當。 → 正確：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屬研究機構，不宜寫成一般意義上的「任教」；較妥當的說法應是任職、研究或擔任研究員。
- 2026-05-06 誤報排除：「2011年，劉枝萬將其畢生收藏之珍貴圖書與文物，分別捐贈予中央研究院及慈濟大學圖書館」這段敘述可疑，捐贈對象與內容分類不夠合理，且與其主要學術收藏的實際去向需要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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