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晉文
《全晉文》是清代嚴可均輯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的晉代專卷,專收西晉、東晉兩朝之文。其所謂「文」,並不限於一般散文,而是廣泛涵括帝王詔令、臣下章奏、書牘序跋、論說辭賦、碑銘墓誌、金石題記,乃至佛道典籍之序引、誓辭、科儀文書等。就文獻性質而言,它是一部以朝代為綱、以作者為目、兼收斷篇殘簡的大型總集;就史料價值而言,則又是一部保存兩晉政治、思想、宗教、文學與制度遺文的重要資料庫。 從中國古代總集體系觀之,《全晉文》與《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漢文》《全三國文》《全後漢文》《全唐文》相互銜接,構成唐以前文章總彙。此類總集的編纂,既承繼宋、元、明以來類書、文選學與別集輯佚的傳統,又深受清代考據學風影響,以廣搜博採、互勘異同、重視原始材料為方法。故《全晉文》不僅是文學選本,更是校勘學、輯佚學與文獻學的重鎮。 若就道教文獻而言,《全晉文》尤具特別地位。兩晉正是道教由方術、神仙信仰而漸趨教團化、經典化、儀式化的關鍵時代,葛洪、楊羲、許謐、鄭隱等人物之著述與相關文字,多可在其中覓得。《全晉文》雖非專門道書,卻廣收道教人物之序跋、書問、奏疏、碑誌與雜文,保存了神仙道教、上清派、靈寶、正一
全晉文
概述
《全晉文》是清代嚴可均輯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的晉代專卷,專收西晉、東晉兩朝之文。其所謂「文」,並不限於一般散文,而是廣泛涵括帝王詔令、臣下章奏、書牘序跋、論說辭賦、碑銘墓誌、金石題記,乃至佛道典籍之序引、誓辭、科儀文書等。就文獻性質而言,它是一部以朝代為綱、以作者為目、兼收斷篇殘簡的大型總集;就史料價值而言,則又是一部保存兩晉政治、思想、宗教、文學與制度遺文的重要資料庫。
從中國古代總集體系觀之,《全晉文》與《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漢文》《全三國文》《全後漢文》《全唐文》相互銜接,構成唐以前文章總彙。此類總集的編纂,既承繼宋、元、明以來類書、文選學與別集輯佚的傳統,又深受清代考據學風影響,以廣搜博採、互勘異同、重視原始材料為方法。故《全晉文》不僅是文學選本,更是校勘學、輯佚學與文獻學的重鎮。
若就道教文獻而言,《全晉文》尤具特別地位。兩晉正是道教由方術、神仙信仰而漸趨教團化、經典化、儀式化的關鍵時代,葛洪、楊羲、許謐、鄭隱等人物之著述與相關文字,多可在其中覓得。《全晉文》雖非專門道書,卻廣收道教人物之序跋、書問、奏疏、碑誌與雜文,保存了神仙道教、上清派、靈寶、正一傳統在兩晉時期的早期文獻線索,因而常為道教史研究者所倚重。
在道藏分類的觀點上,兩晉相關文獻可與後來道教經典傳承相互參照。傳統道藏以洞真、洞玄、洞神三洞為經典最高層次,並有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系統;而《全晉文》所錄,雖多屬文集性文字,卻往往可見這些教法與經名的生成背景。例如楊羲系統與上清經、葛洪所論神仙方術、以及與天師道相關的名物與儀式,皆可從中觀察其在晉代社會中的實際形態。故其學術地位,既在文學史,也在宗教史與思想史。
成書背景
《全晉文》的編纂者嚴可均,字可均,一生致力於唐以前文獻總輯。嘉慶、道光之際,朝廷設館編《全唐文》,嚴氏未得與修,遂發憤自編,歷經二十餘年,終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巨帙。其方法是「廣搜三分書,與夫收藏家秘笈金石文字,遠而九譯,旁及釋道鬼神」,也就是不拘常見正史與別集,而盡量蒐羅叢書、類書、石刻、敦煌類殘卷、寺觀碑誌、道佛文獻等各類材料。晉代部分即在此一大工程中獨立成卷,成為今日所稱《全晉文》。
就時代背景而言,嚴可均生活於清代考據學成熟期。乾嘉學風重實證、重版本源流、重文本校勘,這種治學取向直接影響了《全晉文》的體例。嚴氏輯錄時往往以類書、史書、別集互證,並注意異文、佚文與殘句,故其書雖未必盡臻精審,卻極具「保存原貌」的文獻意識。對兩晉文獻而言,很多作品本已散佚,若非嚴書廣收,後世難以知其大概。
《全晉文》初刊較晚。全書在嚴氏生前已大體完成,但因卷帙浩繁、校勘繁難,一直未能正式刊刻。至光緒年間,張之洞督粵,設廣雅書局,命王毓藻等主持刊印,經多年校讎,始得刊行。廣雅書局本遂成通行本,後世中華書局又據以影印,並附篇名目錄與作者索引,便利檢索。由此可見,《全晉文》的成書並非單一作者一時之作,而是經歷了嚴可均長期輯錄、晚清刊刻整理、近代再版流通的多重過程。
主要結構
《全晉文》以作者為綱,先分兩晉帝王、后妃、宗室、臣僚、外國、釋氏、仙道、鬼神等類,再按人物次第編排。廣雅書局本計一百三十餘卷,卷數因版本異同而有不同說法,今通行多稱「一百三十餘卷」。書前通常附有總目與作者小傳,便於考索人物時代、官爵、生平與文獻來源。
其內容大體可分為幾類:第一是帝王詔令與朝廷公文,如赦書、制詔、策文、表奏等;第二是臣下章疏、論議與書牘;第三是文學作品,包括賦、序、記、頌、哀辭、祭文、書啟;第四是碑誌與金石題刻;第五是佛、道、鬼神相關文獻。這種分類方式雖非今日學科分類,卻符合魏晉六朝文體實況,也反映嚴可均兼採文學與史學的編纂觀。
從晉代文獻保存情形看,《全晉文》特別重視佚文輯錄,哪怕僅存片語單辭,也多加採入。這使得全書雖有重出、誤歸、簡化轉寫失當等問題,卻仍能最大限度保存晉人文字。對研究者而言,應以廣雅書局本或後來校勘本相互參照,並結合《晉書》、諸子、類書、碑刻與道藏材料辨析真偽。涉及道教文獻時,尤應參照*《抱朴子內篇》、《上清經》、《靈寶經》、《太平經》*及後出《道藏》本,方可定其文獻層次。
核心思想
《全晉文》本身不是一部單一思想著作,但其所保存的兩晉文章,集中呈現了魏晉以來幾個重要思想方向。其一,是玄學與名教、自然之辯。晉代士人論說,多延續老莊思想與易學解釋,關乎「有無」「本末」「體用」「名教與自然」等問題。從文集中可見士人以清談方式處理政治、倫理與宇宙論題,這正是魏晉思想史的核心。
其二,是政治秩序與士族制度的運作。兩晉文中大量詔令、奏議、箋表,反映皇權、門閥、州郡、軍政之間的關係。此類文字固屬行政文書,卻也保存了士族社會的話語結構:忠、孝、節、禮、名位、清議等概念頻繁出現,說明晉代政治文化與儒家正統仍密切相連。
其三,是宗教思想的成熟,尤其道教的經典化與佛教的中國化。晉代道教已從早期方術、符籙、神仙方藥發展到經典傳授、修煉理論與宮觀制度;佛教則藉由譯經、義疏、序跋、碑銘與僧人書信不斷擴散。故《全晉文》不僅保存文辭,也保存宗教觀念在士大夫社會中的滲透與交會。
其四,是文體意識的成熟。晉人善於以序、記、啟、箋、表、論、贊、碑、誄等不同文體處理不同對象,文體分工清晰,修辭風格日益精密。這種文體發展,為南北朝乃至唐代古文、駢文的分化奠定基礎。《全晉文》正是觀察此一轉變的重要文本集合。
重要段落
「總角從軍,白首為郎。」 白話翻譯:少年時就從軍,到了白頭還只是郎官。 此句見於晉人文集中常用來敘述仕途遲滯與人生慨嘆,反映兩晉士人對身世流轉的感傷。其語簡而意深,既有自述式的經歷記錄,也有魏晉文人慣常的生命意識。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白話翻譯:天地與我同時存在,萬物與我本為一體。 此語出自莊子思想系統,晉代文士與道教著述常加援引,以說明自然、齊物、神仙與性命之理。於《全晉文》中,相關語句常出現在論辨、序跋與道教人物文字中,顯示玄學與道教之交織。
「立德立功,垂名竹帛。」 白話翻譯:建立德行、建立功業,使名聲留傳史冊。 此類話語見於晉代詔誥、表奏與墓誌,是士大夫政治倫理的核心表述。從中可見兩晉仍以儒家立身原則為正統,而士人對歷史評價、名節流傳亦極為重視。
「夫神仙者,所以養性命之真也。」 白話翻譯:所謂神仙,乃是用來保養性命真性的道理。 此句可代表葛洪等晉代道教理論家對神仙之理解。其重點不僅是長生不死,更是通過修養、服餌、導引、守一等方法,使性命復歸於真。這種思想為後世神仙道教與內修傳統的重要基礎。
「金丹之道,萬法之宗。」 白話翻譯:金丹修煉之道,是萬種方法的根本。 此類表述在葛洪及其相關晉代道書脈絡中十分重要,指出外丹在早期道教修煉中的中心地位。雖然《全晉文》所收未必皆為原書全文,但凡涉及煉丹、服食、養生者,均反映晉代道教重實修、重方術的面貌。此處若具體出典有異,應以版本校勘為準,待考。
「上清之教,貴乎清虛。」 白話翻譯:上清一系教法,最重視清淨虛寂。 此語概括東晉上清派的精神。上清經系強調真人降授、存思、內觀、服氣與神真感應,與早期天師道的符籙齋醮相比,更具貴族化與內修化傾向。《全晉文》若收楊羲、許謐等人相關文字,正可見此派形成時的語境。
「以道救俗,以法濟人。」 白話翻譯:用道理來救治世俗,用法術來利益眾人。 此類話語常見於道教序文、誓詞與記述中,反映晉代道教並非純粹出世,而是在社會實踐中自我定位。其與齋醮、符籙、祈禳、治病等活動密切相關,也顯示道教在民間與士族之間的雙重功能。
「東南有山,神仙所宅。」 白話翻譯:東南方向有座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此類山川神仙觀念在晉代作品中屢見不鮮,與名山、洞天、福地觀念的形成有關。晉代士人、道士與地理知識相互作用,山岳不只是自然景觀,更是神聖空間的載體。這種想像後來被洞真、洞玄、洞神三洞道教進一步系統化。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全晉文》所涉道教人物與宗教實踐,集中反映兩晉時代幾個關鍵傳統:天師道、上清派、神仙道教、符籙道法、齋醮、存思、服氣、導引、煉丹、辟穀等。其中,葛洪所代表的神仙道教重在修煉成仙與方術實證;楊羲、許謐所代表的上清派則以經文下降、神真感應與內修觀想為主;與正一道傳統相關的早期天師道實踐,則體現了經法傳授、符章奏請與齋戒禳除的宗教秩序。
就後世道藏分類而言,晉代文獻可視為三洞經教興起前的關鍵材料來源。洞真重高真上聖,與上清經系最為相應;洞玄偏重妙法與靈寶科儀,雖其系統成熟稍後,但晉代相關思想已有萌芽;洞神則多涉神靈感應與符籙法術,可與晉代的方術、禁咒、祈禳互證。至於太平與太清系統,則與晉末南朝道經整理關係密切,為後來道教經典分類的重要背景。這些名目在《全晉文》中並非必然直接作為分門出現,但其思想材料與宗教實踐常可互相印證。
學術評價
《全晉文》的最大價值,在於它以一人之力保存了大量散佚晉代文獻,使研究者得以從碎片中重建兩晉政治、思想與宗教史。尤其對道教史而言,許多早期傳承僅見於此書所引殘文、序跋與碑刻,若無《全晉文》,相關人物與教法的傳播脈絡將更加模糊。故其在道教文獻學上的地位,與《抱朴子》、《弘明集》、*《廣弘明集》*等並列,屬不可或缺的基礎資料。
然而,《全晉文》並非無瑕。嚴可均編纂時以廣收為主,故存在重出、誤收、誤題、脫字、衍字等問題,且部分條目僅據類書轉錄,未必能直接等同原始文本。近代學者如錢鍾書、王利器、韓理洲等均曾從版本、校勘與輯佚角度指出其缺失並加以補正。今日使用《全晉文》,宜以「保存性」看待其文獻價值,以「校勘性」處理其文字差異;凡涉及道教經名、人名、儀式名目者,尤應審慎比對多種文獻,必要時標示「待考」。
總的來說,《全晉文》是一部介於文學總集、史料匯編與宗教文獻庫之間的巨著。它不僅是兩晉文章的匯聚之所,更是魏晉玄學、道教發展、佛教東傳與士族文化交錯的一面鏡子。對今日學界而言,它的意義不在於提供一部完美無缺的定本,而在於保存一個可供持續校勘、補遺與重構的文獻世界。
校對記錄
- 2026-05-06 確認錯誤:將《全晉文》說成「清代嚴可均輯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的晉代專卷」基本可接受,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是嚴可均總集的通稱,常見更完整書名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此處本身不算錯誤,略。真正明顯問題是後文將「三洞經典最高層次」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系統」混作傳統道藏既定分類,這些分類的形成時代與層次表述不準確,尤其「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並非與三洞同層的通行定式 → 正確:《全晉文》確為清代嚴可均輯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的晉代總集部分;但將三洞與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並列為「傳統道藏」既定同層分類,表述不嚴謹。
- 2026-05-06 確認錯誤:「《全晉文》廣收道教人物之序跋、書問、奏疏、碑誌與雜文」大致成立,但後一句說「保存了神仙道教、上清派、靈寶、正一傳統在兩晉時期的早期文獻線索」有明顯時代錯置:『靈寶』作為成熟經系統主要形成於東晉末南朝之際,不能直接概括為兩晉時期的早期文獻線索而不加限定 → 正確:《全晉文》確實保存了兩晉時期大量與道教相關的文獻線索,但將靈寶直接並列為「兩晉時期」的早期傳統而不加限定,容易造成時代錯置;靈寶經系統的成熟形成主要在東晉末至南朝之際。
- 2026-05-06 確認錯誤:「兩晉文中大量詔令、奏議、箋表」沒問題,但「晉代道教已從早期方術、符籙、神仙方藥發展到經典傳授、修煉理論與宮觀制度」過度概括且『宮觀制度』作為成熟制度用於兩晉偏早,較明顯不準確 → 正確:「晉代道教已從早期方術、符籙、神仙方藥發展到經典傳授、修煉理論與宮觀制度」屬概括偏強;其中「宮觀制度」作為成熟制度用於兩晉,表述偏早且不夠準確。
- 2026-05-06 確認錯誤:「《全晉文》初刊較晚」後文說「至光緒年間,張之洞督粵,設廣雅書局,命王毓藻等主持刊印」有時間與人事明顯可疑:廣雅書局刻印《全晉文》確屬晚清,但具體主持刊印者不宜簡化為『王毓藻等』,且張之洞督粵與廣雅書局的關聯需要更精確;此處屬歷史事件歸屬表述過於武斷 → 正確:晚清廣雅書局確曾刊刻《全晉文》,但將刊印主持簡化為「王毓藻等」且連帶張之洞督粵、設局、命人主持的表述過於籠統,具體人事與職責歸屬需要更精確。
- 2026-05-06 誤報排除:「廣雅書局本計一百三十餘卷,卷數因版本異同而有不同說法,今通行多稱『一百三十餘卷』」與一般通行說法大致相符,但若嚴格說,《全晉文》廣雅書局本常見為130卷左右,『一百三十餘卷』不算錯但略模糊,不構成硬錯
- 2026-05-06 確認錯誤:「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說成在《全晉文》中相關語句『常出現在論辨、序跋與道教人物文字中』,容易造成誤導:此句本出《莊子·齊物論》,在《全晉文》中若出現也屬引用,不應暗示為晉人常用原生語句;屬文獻性表述不夠嚴謹 → 正確:「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本出《莊子·齊物論》,若說在《全晉文》中「常出現在」晉代道教著述,容易讓人誤以為是晉人原生語句;較嚴謹的說法應是晉代文士與道教著述常援引莊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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