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館

三禮館

概述

三禮館是清乾隆元年（1736年）設置的官方纂修機構，旨在編纂《三禮義疏》，以振興禮學、整飭綱常。乾隆帝鑒於《禮記》一書長期未有官方修纂之本，而《儀禮》、《周禮》二經因與科舉無涉，學者多未研讀，遂決意設立專館，由朝中重臣與名儒共同參與編纂工作。三禮館彙集了當時一流的經學家與官員，先後參修者達百餘人，歷時十九年，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終成《三禮義疏》定本，包括《周官義疏》四十八卷、《儀禮義疏》四十八卷、《禮記義疏》九十二卷，共計一百八十八卷。此舉堪稱清代禮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歷史淵源

清代初年，異族統治秩序漸趨穩固，加強禮制建設成為朝廷迫切之舉。乾隆帝深諳「以禮治國」之道，於乾隆元年（1736年）六月頒詔开设三禮館，揭示其創設初衷：「《禮記》一書，尚未修纂。又《儀禮》、《周禮》二經，學者以無關科舉，多未寓目。」蓋因明代以降，科舉考試以《禮記》為主，《周禮》與《儀禮》漸被忽視，導致禮學衰微。

同年七月九日，朝廷正式任命鄂爾泰、張廷玉、朱軾、甘汝來等人為三禮館總裁，標誌著三禮館正式運作。此後數年間，汪由敦、尹繼善、陳大受、彭維新、李清植、任啟運等相繼添為副總裁，壯大了編纂陣容。

三禮館的工作方式具有一定制度化特徵：館內費用由公款支出，並設有飯食銀兩，由總裁、副總裁之公費撥付。謄錄官則由生員中挑選或由官員舉荐。這種運作模式亦為後來四庫全書館等官方修書機構所沿襲。

編纂人員與學術陣容

三禮館匯集了當時一時之選的重臣名儒。總裁之中，鄂爾泰、張廷玉均為內閣大學士，朱軾、甘汝來亦為朝中要員。副總裁則包括李紱、方苞等知名學者，其中李紱由博學鴻詞科躋身三禮館副總裁，負責發凡起例和搜集《三禮》文獻；方苞則曾就《三禮書目》徵詢李紱意見。

參與纂修的學者陣容鼎盛，包括諸錦、惠士奇、杭世駿、蔡德晉、吳廷華、姜兆錫等人。其中杭世駿於乾隆元年考取博學鴻詞科後入館，專門纂修《禮記義疏》，對《學記》、《樂記》、《喪大紀》、《玉藻》等篇章用力甚深。惠士奇（惠棟之父）亦於乾隆元年赴京參與纂修，然其學問未被方苞所重，在館期間未盡所展，四年後即告歸鄉。

值得注意的是，全祖望雖與杭世駿同科考取博學鴻詞科，卻婉拒方苞之邀，未入三禮館而歸鄉，但推薦了另一位禮學大家吳廷華入館。另有江永於乾隆五年（1740年）應程恂之邀遊京師，其學問曾令方苞自負之心受挫，當面遭到江氏嘲笑，折射出三禮館內部學術風氣之競合。

編纂工作與學術方法

三禮館最早的工作是從《永樂大典》中錄出有關《三禮》的文獻資料，此舉開創了日後四庫全書館輯錄《永樂大典》之先河。李紱建議的這一方法，使大量散佚的《三禮》相關資料得以重見天日。

《三禮義疏》的編纂以「義疏」為體，即注釋與疏解並重。杭世駿在《禮記義疏》的纂修中投入大量心力，可惜至乾隆八年（1743年），因上書直言考選御史之事觸怒高宗而被斥罷，未能全程參與編纂。然而《三禮義疏》最終仍於乾隆十三年（1748年）成書，乾隆十九年（1754年）定本刊刻。

從三禮館到四庫館的學風轉變

三禮館的學風深刻反映了清初至中葉學術風貌的演變。方苞與惠士奇等人在學術取徑上存在明顯分歧，方苞傾向於宋學義理，而惠士奇等漢學健將則重視考據之學。館內學術討論往往流於意氣之爭。方苞曾對江永之學不以為然，卻遭江氏當面嘲笑，顯見當時學術陣營之對立。

這種從三禮館到四庫全書館的學風轉變，清清楚楚地呈現了從清初到中葉過程中乾嘉漢學的興起。

相關典籍

三禮館的直接成果為《三禮義疏》，包括：

• 《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 《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 《禮記義疏》九十二卷

《三禮義疏》刊成後，乾隆帝將其頒赐國子監，並發各直省學政，令士子研習。

此外，許多纂修人員離館後仍繼續鑽研三禮，撰有私人續作：

• 杭世瑮：《續禮記集說》一百卷
• 王士讓：《儀禮紃解》
• 官獻瑤：《讀周官》
• 諸錦：《夏小正詁》

文化影響

《三禮義疏》的編纂在中國禮學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深遠影響：

1. 振興禮學風氣：乾隆帝大規模纂修《三禮義疏》，開啟了清代禮學振兴之風，使沉寂已久的《三禮》研究重新煥發生機。

2. 推動經學發展：定本刊刻後頒發全國，令各地士子研習，對清代經學的普及與深化起到重要作用。

3. 促進漢學興起：三禮館的編纂實踐培養了一批精通考據之學的學者，為後來乾嘉漢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4. 典範意義：三禮館的運作模式為後續官方修書機構如四庫全書館等提供了制度參考。

5. 文化整合功能：清廷通過重修三禮，強化了「以禮治國」的政治理念，對異族統治下的文化整合起到積極作用。

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三禮館
• 楊朝亮：〈試論李紱於三禮館之貢獻〉，《孔子研究》，第2期，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