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將

召將

概述

召將，為道教法事中「召請神將」之總稱，屬於科儀、法術與符籙系統交會處的重要實踐。其核心意義，在於道士藉由步罡、誦咒、書符、掐訣、焚香設醮等程序，奉行特定科範，召請天界神將、護法靈官、雷部將帥或兵馬降臨壇場，以執行驅邪、治病、護法、開路、解厄、鎮煞等職能。從宗教技術的角度觀之，召將並非單純「呼喚神明」而已，而是一套建立人間法壇與天界權威之間聯繫的儀式機制，體現道教「以科達道」與「以法統靈」的基本精神。

召將在道教歷史中具有相當關鍵的地位。若以教內分工言之，它是法師行持雷法、靈寶科、正一醮儀、閭山法脈等實作時，最能展現「調兵遣將」觀念的環節之一；若以宗教功能言之，它又是道教由「祈請」進入「運用」的門檻，將神靈從被禮拜的對象轉化為可被制度化調遣的護法力量。此種觀念既見於古代巫覡與方術傳統，也在後世道教中被重新詮釋、經典化與制度化。

在道教體系內，召將可視為符籙法、雷法與齋醮科儀的交叉節點。符籙派重視符命與將吏之權屬，雷法重視雷部神將之調度，靈寶科儀則重視齋醮中啟請、召降、遣送的完整流程。故召將之實踐，往往不獨屬於單一宗派，而是橫跨正一派、靈寶派、清微派以及各地法教系統的共同技術語彙。其重要性不只在於法術效驗，更在於展現道教如何透過嚴格儀式秩序，將宇宙神聖力量編入人間秩序之中。

就文化意義而言，召將兼具宗教、醫療、地方社會與表演性質。它既可能出現在大型醮典、祈禳解厄、過關度厄、驅疫治病等場景，也常見於民間法師的日常法事之中。其象徵語言、神將名號、法器運用與步罡節奏，構成了中國宗教文化中極具辨識度的一套「神兵系統」。因此，召將不僅是儀式技術，更是道教宇宙觀、神譜觀與權威觀的具體化呈現。

歷史淵源

召將之源頭，可上溯至先秦兩漢以來的巫覡傳統與方士術數。古人相信，經由祝請、舞步、咒語與禁忌程序，得以與神靈、鬼魅或天界使者溝通。這種「呼神役靈」的觀念，後來逐步被道教吸收，並改造為有經典、有戒律、有法統的召請制度。漢代早期道教如太平道、天師道的治病與禳災實踐，已含有請神遣煞、驅鬼治病的雛形，雖其名目未必完全等同後世「召將」，但「以符命役使神靈」的思想已十分明顯。

六朝時期是召將觀念逐漸制度化的重要階段。隨著上清、靈寶、三洞經籙等道教系統成熟，神將、官將、兵馬與雷部神靈的層級化分類愈趨清晰。此時道教文獻中已大量出現「啟請」、「召命」、「遣將」、「差兵」等語彙，說明法師在儀式中並非僅向神祇祈禱，而是透過授籙、受戒與持咒來取得調度神將的合法性。換言之，召將之所以能成立，並不是因為個人意志，而是因為道士被納入一套天曹官僚體系，成為代表天庭行使命令的人間代理者。

唐宋以後，召將法益加成熟。唐代道教受到國家禮制與宮觀制度支持，齋醮與法術的規模擴大，雷法與符籙之學亦日益發展。至宋代，內丹、雷法與齋醮之間的互動，使召將不僅是地方性驅邪術，更成為大規模法壇運作的核心程序。宋元之際，道法匯流，形成多種法派競相傳承的局面，如清微派、神霄派、淨明道等皆高度重視神將調度與雷部行持。此時的召將，已由早期巫術式的呼請，轉變為道教正統法統中的關鍵技術。

就文獻而言，召將的成熟表述，主要見於《道[[法會元]]》《上清靈寶大法》《太上三[[洞神咒]]》《靈寶玉鑑》等道教科儀與法本。這些典籍不僅保存了咒語、符式與壇儀步驟，也呈現出神將系統的層次，例如雷部將帥、五營兵將、功曹使者、四值功曹、值符值日神將等。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道法會元》彙編宋元明以降大量雷法資料，對召將、遣將、役兵、驗將等程序有極完整記述，可見到「壇前啟請—步罡念咒—書符命將—遣兵行法—送將謝恩」的一整套法術架構。

明清以後，召將傳統更趨普及，並在地方道壇中出現多樣化樣貌。除正一教法之外，閩台地區的閭山派、靈官派、各類法教與巫儀系統，也多保留召將技術，並與地方神明信仰相互滲透。這種發展顯示，召將不僅屬於經典道教，也深植於地方社會實作之中。從制度史觀之，明清道壇秘本、鈔本與師承口訣，往往比正統大藏經更能呈現召將在地方宗教生活中的實際運作。

主要內容

召將儀式的第一要點，在於「設壇立界」。法師必先選定壇場，依照方位、時辰、五行與神煞配置香案、燈火、法劍、令旗、印信、符紙、鐘鈴、罡步圖式等。設壇不只是準備器物，更是在空間上劃定神聖領域，使人間場域暫時轉化為可與天界交通的法場。隨後道士須淨身齋戒、存思內觀，配合開壇咒、淨壇咒與步罡程序，建立自身為「可受神令」的媒介。

第二要點是「啟請與召命」。道士透過誦持神咒、焚表上章、書符入水或焚符化氣，向所屬神將發出正式召請。召請對象可依法事需要而異：若為驅邪鎮煞，多請王靈官、趙元帥、馬元帥等護法神將；若為雷法行持，則多調請雷部神將與行雷使者；若為醫療解厄，則常請功曹、使者、值符將吏協助巡察病灶、斥退邪祟。此一過程強調的是「名號即權柄」：神將之名被呼出，便象徵其法權被啟動。

第三要點是「驗將與差遣」。所謂驗將，乃確認神將已臨壇受令。傳統上可藉火候、符驗、靈感、卜筊、扶乩或法師自覺之應象判定。驗將之後，法師才可正式差遣其執行任務，如鎮宅、收煞、斬邪、追攝、護魂、解厄等。此處最能顯示道教法術的官僚化特徵：神將並非任意出現，而是依章程被召、依法牒被派、依符命被遣。從宗教人類學看，這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超自然行政」。

第四要點是「送神與謝將」。召將不以召來為終點，送神與謝將同樣重要。儀式完成後，道士須恭送神將歸位，焚化送神文、撤除壇界，並行謝恩禮，以免神將久駐致生擾動。這反映道教對神靈互動的核心倫理：神可被請、可被用，但亦需被敬、被送。若忽略送神程序，則可能導致法事失衡、壇場不寧，甚至被視為失禮於神明。故召將真正完成時，乃在「請—驗—遣—送」四者俱備，形成完整的神人交通秩序。

從法術結構來看，召將並不只是技術性的「召喚」，而是道教宇宙論的操作化。神將之所以能降臨，乃因道士在儀式中重現天庭秩序：以誦經為奏牒，以符籙為法令，以步罡為行列，以印劍為權威。也就是說，道士在壇上不是以個人身份發號施令，而是以受籙法師的身份代天行令。此種結構，使召將兼具宗教神秘性與官府行政性，形成道教非常典型的「天曹官制」想像。

此外，召將亦與身體技藝密切相關。道士的手訣、劍訣、罡步與呼吸調息，皆為召將的重要媒介。步罡象徵行於星斗、踏履天街，手訣則表現命令、封印與傳達，法劍與令旗則是權柄與行動的外化。這些身體技術使召將不僅可被理解，也可被「做出來」。故召將在傳統道教中，既是語言行為，也是身體行為，更是經驗性宗教實作。

相關典籍

召將之相關典籍，首推《道法會元》，其彙集宋元以來雷法、符籙與齋醮諸科，保存大量召請神將、調兵遣將、驗將送將之法。其次，《上清靈寶大法》對靈寶齋儀中的啟請、召降、遣送程序有系統敘述，顯示靈寶科儀中神將運用的規範化面貌。《太上三洞神咒》與《靈寶玉鑑》則提供了咒語、法式與神名系統的重要材料，對理解召將的語言結構甚有助益。

若進一步擴展到符籙與雷法文獻，尚可參照《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無上秘要》《雲笈七籤》以及各類明清道壇抄本。這些材料共同構成召將研究的文獻基礎，亦顯示其跨越經典、科儀與地方法本三重層次。

文化影響

召將對中國民間信仰的影響極深。其一，神將觀念滲入民間護法神崇拜，使王靈官、馬元帥、趙元帥、二十四司、五營兵將等名目，在寺廟、宮廟與法壇中廣泛流通。其二，召將的儀式形式也影響戲曲、小說與志怪文學，特別是道士作法、呼神遣將、捉妖鎮煞等情節，常以召將為敘事核心，形塑大眾對道教法術的想像。

在近現代社會，召將仍持續存在於台灣道教、香港道壇、閩南法教與海外華人宗教場域之中。尤其在過關、安宅、祈福、解厄、驅疫等民俗儀式裡，召將往往是最具戲劇性與宗教感染力的段落。祝逸雯（2017）指出，當代上海正一道教過關儀式中的召將具有明顯的戲劇性與信眾參與性，顯示召將不僅延續了傳統科儀功能，也成為地方社會共同體建構與宗教經驗再生產的重要媒介。

從更廣的文化史角度看，召將展示了中國宗教對「權力」的特殊理解：神權並非抽象存在，而可透過儀式召集、編排、傳達與執行。這種觀念不僅影響宗教實踐，也滲入政治象徵、醫療想像與地方倫理之中，成為中國文化中「天人相應」與「官僚宇宙」的重要表達。

校對記錄

• 2026-04-21 誤報排除：「祝逸雯（2017）指出，當代上海正一道教過關儀式中的召將」這一具體引文與年份需要核實；就常見道教研究文獻而言，這樣的作者、年份與研究主題搭配不夠明確，容易是誤引或過度具體化。
• 2026-04-21 將《無上秘要》列為可直接參照「召將」的典籍不夠準確；此書成書於南朝梁陳間，屬類書性質，雖收錄不少道教材料，但不是召將法本或科儀典籍，直接說它提供召將的法式材料容易造成歸類錯誤。
• 2026-04-25 誤報排除：《道法會元》不宜表述為『彙編宋元明以降大量雷法資料』，其成書與主體內容主要在宋元之際，不能明確說成涵蓋『明以降』的資料。
• 2026-04-25 誤報排除：《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這個書名可疑，似有張冠李戴或拼接錯誤；常見道教典籍中未見此一標準書名，容易誤指典籍。
• 2026-04-25 『正一教』並非常見且準確的歷史宗派名稱，通常應作『正一道』或『正一派』；此處與上下文的道教宗派表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