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列傳第六十四

晉書·列傳第六十四

概述

《晉書·列傳第六十四》就現行《晉書》通行本而言，屬於唐修正史《晉書》列傳系統中的一篇條目，見於列傳編次之後段。然依您所附條目與搜尋補充所示，此條目現階段多為資料庫式占位頁，尚未完整標明所錄人物，故在學術上應先作「經卷條目」理解，而不宜逕以具體宗教經典論之。若就《晉書》整體性質而言，它是以晉代史事為核心、兼及人物品評與制度沿革的官修史書，內容雖非道經，卻常為道教史、魏晉玄學與方術研究的重要外證。

《晉書》為唐太宗詔修的前代正史，列傳部分以人物為綱，旨在記錄帝王以外之名臣、儒士、方外、忠義、隱逸、列女、良吏等。列傳第六十四在整部書中屬後段篇次，通常承接前數卷列傳的類型分配，反映唐人對晉代人物群像的整理與評價。從文獻學角度觀之，其價值不僅在史實記載，亦在於保存了大量晉人言行、風氣與語錄，對考察士族文化、清談風尚、玄學接受以及道教思想滲入士大夫階層，均有不可替代的參考意義。

若從道教文獻學角度分類，則《晉書》本身不屬道藏七部之一：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但其中所保存的傳記材料，卻常可與道藏互證。例如魏晉人物中與清談、方術、神仙、服食、養生相關者，往往是道教史研究的關鍵資料。特別是唐代官修史書對晉人「尚清言」「崇玄遠」「好神仙」等傾向的記錄，常能補足道藏經典所不言的社會實況，故在學術上具有「正史補道史」之特殊地位。

《晉書·列傳第六十四》在《二十四史》中的意義，還在於它代表了唐初史學對晉代人物的再詮釋。唐人往往以儒家褒貶之法統攝晉史，又兼採南朝舊史、雜傳、家傳與當時可得文集，形成一種兼具敘事、評價與修辭的史傳文本。故此條目雖名為「列傳第六十四」，其真正研究價值並不僅在「卷號」，而在於它所映現的唐代知識結構、史觀與典範塑造。

成書背景

《晉書》由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十八年（644）詔令修撰，主其事者初以房玄齡總監，後有褚遂良、許敬宗、令狐德棻等參與，最終於貞觀二十年（646）左右完成。其成書背景，直接與唐初「以史為鑑」的政治需求相關：一方面要補前朝正史之缺，另一方面藉由晉代治亂興亡之敘事，提供唐廷治國的鏡鑑。此種官修立場，使《晉書》在材料取捨上帶有明顯的朝廷價值判斷。

《晉書》編撰時採用的史料來源頗雜，主要包括晉代舊史、起居注、實錄殘篇、私家著述及南北朝以來的晉史傳抄。傳統上常提到東晉何充所撰《晉中興書》或《晉故錄》一類材料，雖其具體卷帙今多不可考，但可知唐修《晉書》並非憑空創作，而是以可見舊籍為基礎，經整理、刪削與潤飾而成。惟因唐人修史趕工、材料散佚與編次需要，書中亦存後出補綴與敘事縫合之痕跡，故後世校勘家對其史源問題頗多討論。

版本流傳方面，早期《晉書》原本早佚，今所見主要依宋以後刻本系統傳世，並以中華書局點校本最為通行。其間又有南宋、元明刻本與清代校勘本相互參證，近現代學者常結合《四庫全書》本、殿本、局本及他書徵引校勘異文。就《列傳第六十四》而言，現代讀者多透過標點本、電子文本與古籍資料庫接觸，因而若未配合原卷次與人名索引，便容易出現卷號、篇目與實際所錄人物不一致的情形，今條目即屬此類待核狀態，應以「待考」處理其具體篇目內容。

主要結構

就《晉書》全書結構而言，凡一百三十卷，大體分為帝紀、志、列傳三大部。列傳共七十卷，按人物類型與時代遠近編排，除正傳外，尚含附傳、附見與類傳。列傳第六十四位於列傳後段，理論上承接中後期人物群像，可能涉及士族門第、地方人物、隱逸清望、列女孝義等類別之一；但就現有您提供的材料而言，該卷所錄人物尚未在條目中明確列出，故其「實際篇章」待考，不宜擅作確指。

若依《晉書》列傳通例，其篇章結構多先以傳主姓氏或群體名稱為綱，敘述生平、官歷、言行、品德，末尾或附史臣評語。部分列傳還會穿插「或曰」「按」「時論」等史料層次，形成正傳與評議並行的結構。若列傳第六十四屬於晚段篇次，則其結構可能更重視人物的終局評價，如忠節、清操、孝行、方術、辭讓等道德面向，並常與前後卷形成互文。

因缺乏確定的人物目錄，現階段對其篇次只能作概括性說明：一、卷首記傳主及其家世；二、中段敘官職、交遊、事功或異行；三、末段或記卒後評價、後人追述；四、若屬合傳，則按人物先後或類型分列數條。此種史傳體例與道經「品位—功行—證應」的敘事不同，但在魏晉南朝文化中，二者均重視「人物之道」與「德行之可傳」，故研究時可並觀其敘事倫理。

核心思想

《晉書·列傳第六十四》若置於整部《晉書》的史學意義中，其核心思想首先是對晉代人物的道德評價。唐修正史多以儒家標準裁定人物，重視忠、孝、廉、清、節、直等德目。晉代又是玄學與佛、道互動激烈的時期，因此列傳中的人物常呈現「儒表而玄裡」或「仕隱之間」的複雜面貌。史臣的書寫，往往並非單純記事，而是在建構可供後世取法的典型。

其次，《晉書》中的人物敘事常反映士族社會的價值結構。魏晉以降，門第、清談、風度、交游、雅量等成為人物評價的重要標準，這些標準與道教所重視的「自然」「虛靜」「無為」在精神氣質上有相通之處。雖《晉書》非道經，卻常可見士人對神仙、養生、服食、辟穀等觀念的記錄，這些內容對道教史尤其重要，因其顯示道教思想並非僅存在於教團內部，而已滲透至士大夫日常文化。

第三，《晉書》藉由列傳呈現王朝興替中的人物命運，強調「得失有數」「時運相推」的歷史意識。此種意識與魏晉以來的命運觀、氣運論乃至道教的「劫運」觀念可相互對讀。晉代人物多身處政治劇變、士族離散、北方板蕩之中，其傳記常記及避亂、退隱、守節或從流之舉，折射出亂世知識人對生死、榮辱與出處的深層思索。

第四，從文體上看，《晉書·列傳第六十四》體現了唐代官修史書將敘事、評斷與典範化並行的特色。史臣不僅是記錄者，也是價值裁定者；他們透過材料選擇、篇章安排與贊語，塑造出某種「正統晉史」。因此，此卷雖為具體條目，實際上承載的是唐代對晉代整體文化的理解框架，其「思想」在於史學如何定義人物、定義道統，並由此影響後世對魏晉玄風與方外文化的認識。

重要原文與白話翻譯

以下引文先取《晉書》通行本中確定可考之原文，以示《晉書》整體史學語境；至於是否屬《列傳第六十四》原卷，因卷內人物尚待核定，故列為「相關原文待考」之參照。

一

原文：「太宗文皇帝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白話：唐太宗說：把銅當作鏡子，可以端正衣帽儀容；把歷史當作鏡子，可以看見王朝興亡的變化；把人當作鏡子，可以明白事情的對錯得失。

此語雖出自《貞觀政要》傳統語境，卻與唐修正史的基本精神一致，亦可視為《晉書》編修的大背景之一。其核心在於以史為鑑，強調人物傳記並非單純敘事，而是服務於政治倫理與治道反思。就《晉書》列傳而言，這一精神正體現在對人物成敗、忠奸與操守的評價上。

二

原文：「王湛少無競，於事寡所欲。」

白話：王湛年輕時並不喜爭競，對事情也很少有強烈的欲求。

此句出自《晉書》王湛相關傳記系統，雖未必即屬列傳第六十四，但為晉人清簡風骨的典型表述。其含義在於：人物的價值不必以功名顯赫衡量，而可由內在節制、淡泊寡欲來顯現。此種人格理想與道教所重視的「少私寡欲」頗相呼應。

三

原文：「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

白話：若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才偶爾拿來看看罷了。

此為王湛答人問《周易》之語。表面看似輕淡，實則顯出其以易學涵養性命、以玄理自安的姿態。後世多以此見晉人清言之妙：不是刻意標舉學問，而是將經典內化為日常心法。若以道教眼光看，這種「經典不離於身心」的理解，頗近於內修工夫。

四

原文：「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

白話：王湛於是闡發玄妙道理，言談精微曲折、饒有奇趣，都是王濟從未聽過的。

此句展示魏晉清談的典型場景：晚輩自負而不知前輩深厚，經由對談始見其人之學與識。它說明「玄理」不只是抽象哲理，也是一種言說風格與人格氣韻。於道教研究而言，這類語句可用來觀察玄學、道家與方外思想如何在士族交流中流動。

五

原文：「王戎每自稱：『與阮嗣宗飲酒，言笑終日，不覺其醉。』」

白話：王戎常常自己說：跟阮嗣宗一起喝酒聊天，整天說笑，竟然不覺得酒醉了。

此類記述凸顯魏晉名士以酒會友、以談寄情的生活方式。酒在此不是單純嗜好，而是社交、名士風流與精神解放的媒介。從道教文化看，酒亦常與祭祀、方術、導引等語境相連，故《晉書》保存的這些文字，對理解魏晉人物的身心世界很有價值。

六

原文：「凡百君子，各宜勉之。」

白話：凡是諸位君子，都應當各自勉勵自己。

此類勸勉語在史傳末尾十分常見，體現史家將個案上升為普遍道德訓誡的傾向。就卷傳體制而言，這類語句往往置於評贊或結語中，用以收束全篇、彰顯史意。若列傳第六十四中含有此類結語，其功能即在將傳主之德行轉化為讀者可承受的規範。

七

原文：「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白話：以清靜虛淡來守住自身，以謙卑柔弱來持守自己。

此語高度接近道家與道教的修身觀，雖具體出處待考，但在晉唐文獻中屢見類似表述。它反映了魏晉士人對「柔弱勝剛強」與「清靜無為」的普遍認同。若《列傳第六十四》涉及隱逸、方外或清操人物，此類精神幾乎必然是其價值核心之一，故列為相關原文參照。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晉書》本卷條目本身並非道經，但其涉及的人物與文化背景，常可與以下概念聯繫：清靜經、黃老之學、玄學、方術、服食、辟穀、導引、存思、神仙信仰、上清派、靈寶派、天師道、正一盟威道。其中，魏晉士人對《周易》、老莊與神仙方術的接受，往往構成後世道教教理與儀式化實踐的文化土壤。

若《列傳第六十四》所錄人物中有隱逸、養生或方技之士，則其行跡可與葛洪、陶弘景等道教史人物形成互證；若涉及地方官員重視民間祈禳、祭祀、社壇或禁厭，則可與三官信仰、五斗米道、齋醮科儀作比較研究。然就現有資料而言，具體神靈與宗派關聯，均應標記為待考，不可過度推定。

學術評價

《晉書·列傳第六十四》的學術價值，首先在於它是唐代官修史書體系中的一個細部單元。即便卷內人物未明，其作為《晉書》列傳後段的一部分，仍保存了大量可供人物史、制度史、文化史與思想史交叉利用的材料。對研究魏晉士人風尚者而言，列傳文本往往比紀、志更能呈現生活細節與人格類型，因此具備高度的文獻密度。

其次，從道教史角度觀之，《晉書》諸列傳中常見的玄談、養生、服食、神仙、方術等元素，是重建魏晉道教社會化過程的重要依據。它讓我們看到，道教並非抽象教理的孤立存在，而是與士族文化、地方治理和日常修身緊密交織。若卷內人物與此相關，則其研究意義不僅在「記人」，更在於揭示宗教觀念如何被歷史敘事吸收、轉譯與正統化。

最後，就版本與校勘而言，《晉書》屬於需要嚴格對讀的古籍。後世傳抄與點校雖便利閱讀，但也可能掩蔽原始編次與異文問題。對《列傳第六十四》這類尚待具體核實的條目，最穩妥的學術態度應是：先確認卷內人物，再比對諸本異同，最後結合他書徵引以定位其史源。如此方能避免以概括代替實證，亦符合現代文獻學的基本要求。

參考與待考

現存條目所引資料仍不足以確定《晉書·列傳第六十四》的具體人物構成與篇章細目，故凡涉及卷內特定傳主、神靈名號、宗派歸屬或儀式關聯者，均以「待考」為原則。若需進一步完善，建議對照中華書局點校本《晉書》、古籍資料庫全文、以及《晉書人名索引》核實卷次，並視需要比勘《世說新語》、裴松之注《三國志》、以及道藏相關經典，以建立更精確的互證關係。

校對記錄

• 2026-05-06 確認錯誤：《晉書·列傳第六十四》是否屬於「資料庫式占位頁」這種說法不屬於可驗證的史實，且將現行通行本卷目狀態描述為尚未完整標明所錄人物，與《晉書》實際為固定卷次傳世正史的情況不符。 → 正確：《晉書·列傳第六十四》屬《晉書》固定卷次中的一卷，不應描述為「資料庫式占位頁」；若該頁未完整標示人物，屬頁面資料呈現問題，不能據此否定其為正史固定卷次。
• 2026-05-06 確認錯誤：《晉書》原書結構總卷數與列傳卷數寫錯。通行本《晉書》為一百三十卷，列傳並非七十卷，而是六十卷；文中多處以「列傳共七十卷」為基礎推論，屬明顯錯誤。 → 正確：通行本《晉書》共一百三十卷，其中帝紀10卷、志20卷、列傳70卷；文中稱「列傳共七十卷」是正確的。
• 2026-05-06 確認錯誤：《晉書》作者/主持者表述不準確。雖由唐太宗詔修，但實際主修者是房玄齡等，定稿主要與令狐德棻、褚遂良、許敬宗等相關；文中把「主其事者初以房玄齡總監，後有褚遂良、許敬宗、令狐德棻等參與」寫成單一線性主修描述，容易誤導。 → 正確：《晉書》為唐太宗詔令修撰，由房玄齡等奉詔主持，褚遂良、許敬宗、令狐德棻等亦參與修撰；此類表述並非明顯錯誤。
• 2026-05-06 確認錯誤：《晉書》成書時間寫得過於籠統且帶有不準確傾向。通常認為《晉書》貞觀二十年（646）成書頒行，文中寫「貞觀二十年（646）左右完成」可接受但不夠精確；更重要的是前文把詔修時間與完成時間混寫，整體表述略顯混亂。 → 正確：《晉書》一般認為於貞觀二十年（646）修成並頒行；「貞觀二十年（646）左右完成」屬較寬鬆表述，不能視為實質錯誤。
• 2026-05-06 確認錯誤：「道教七部」列舉有誤或至少非常不標準。通行道教經典分類一般說『三洞四輔』等系統，不會把『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直接稱作『道教文獻學角度分類的七部』作為固定標準；此處分類說法明顯可疑。 → 正確：「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並非道教經典分類中普遍通行的標準表述；若原文將其作為固定『七部』說法，屬可疑或不標準的分類。
• 2026-05-06 誤報排除：原文引文來源張冠李戴。『太宗文皇帝曰：以銅為鏡...』確實出自《貞觀政要》相關傳統，不是《晉書》原文，文中雖已說明『雖出自《貞觀政要》傳統語境』，但仍把它放在『重要原文與白話翻譯』中作為《晉書》參照，容易造成來源混淆。
• 2026-05-06 誤報排除：多處把未核定卷次直接連結到特定人物與篇章內容，屬不合理推定。文中先承認『所錄人物尚未明確列出』『待考』，但後面又大量以王湛、王戎等人的語句來代表『列傳第六十四』，這在卷目未核定前屬明顯跳接。
• 2026-05-06 誤報排除：「《晉書》非道經，卻常可見士人對神仙、養生、服食、辟穀等觀念的記錄」作為整體性描述大致可通，但把它上升為『正史補道史』的特殊地位屬價值判斷，非明確史實錯誤；不列為高嚴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