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音樂志

舊唐書·音樂志

概述

《舊唐書·音樂志》為後晉官修正史《舊唐書》三十志之一，屬於「禮樂制度」與「音樂沿革」的專門記載，重在保存唐代宮廷音樂、樂制變遷、樂器配置、樂工沿革與外來樂部融攝的史料。就經典性質而言，它不是狹義的宗教經典，而是中國正史中的制度文獻；然唐代禮樂本與道教、佛教、儒家禮制交錯互滲，故其所載音樂制度、郊廟祭享、朝會樂章，對研究道教齋醮、宮觀科儀與唐代宗教聲音文化，均具直接參照價值。

就道藏分類而言，《舊唐書·音樂志》不屬於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等道教經典部類，亦非《道藏》內的正式收錄文本。然從道教學角度觀之，其可作為外圍史料，輔助理解唐代道教音樂的制度背景、宮廷齋醮樂制的形成，以及道教與國家禮樂體系之間的互動。尤其唐玄宗以降，朝廷對道教崇奉尤盛，宮廷音樂與醮儀聲腔多有交集，此志中所見樂制沿革，往往可與上清派、靈寶派、正一道之科儀用樂相互發明。

學術上，《舊唐書·音樂志》兼具三重地位：其一，作為正史志書，保存唐代音樂官制與樂部制度；其二，作為後出文獻，對唐人舊制有一定追述與整理價值；其三，作為制度史材料，為音樂史、禮制史、宗教聲音史提供基礎證據。與《新唐書·禮樂志》相比，《舊唐書·音樂志》更近唐代實況傳承，雖間有簡略與散佚之憾，仍是研究唐代音樂不可或缺之第一等史料。

從經典定義上說，本文所論「經典」係指具有長期學術引用價值、在特定知識傳統中形成權威地位之文本。此志雖非宗教經典，卻在中國古代禮樂與音樂史研究中形成「準經典」地位：凡論唐代雅樂、燕樂、清樂、西域樂及樂工制度者，多不能不徵引之。若從道教研究觀之，則其所映現者，乃唐代國家音樂對宗教儀式聲腔的涵納與規範，屬於「以史證道」的重要外部文獻。

成書背景

《舊唐書》成於五代之後晉，為劉昫奉詔主持，並由張昭遠、賈緯、趙瑩、桑維翰等人參與其事。其編纂起於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完成於出帝開運二年（945）。唐亡未遠，唐代國史、實錄與館閣舊檔尚有可據者，故《舊唐書》得以在相對接近唐代的時代完成總結。其志書部分多承襲唐代原有制度記錄與史館資料，因而較能保存晚唐以前的制度面貌。

《音樂志》的編撰，直接承繼中國正史「志」體傳統。自*《漢書》始，禮樂、律曆、天文、地理等內容即列為志書，旨在呈現王朝典章制度之運作。唐代音樂尤盛，宮廷中有太常寺、太樂署、鼓吹署、教坊等機構，樂制繁富；且唐世吸收龜茲樂*、疏勒樂、高昌樂等西域音樂，形成多元混合之宮廷樂風。故《音樂志》所記，不僅是樂曲名目，更是帝國文化整合的縮影。

版本流傳方面，《舊唐書》原書成於五代，宋代以後廣為刊行。其最重要之通行本為中華書局點校本，學界多據此校讀；另有宋元明清諸刻本系統，文字互有異同。又因《舊唐書》與《新唐書》互有詳略，後世多採兩書互證。就《音樂志》而言，部分條文在傳抄、校勘過程中可能存在訛脫，個別樂名、官名、地名宜參照《唐會要》、《[[通典》]]與唐人樂書考辨，若無確證則當標為「待考」。

主要結構

《舊唐書·音樂志》在《舊唐書》三十志中屬於禮樂制度之域，今通行本多依唐代樂制演變分段敘述，主要可概括為以下幾個層次：

一、總述唐代音樂制度之沿革，概論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以迄玄宗以後的樂制變化。 二、詳記宮廷雅樂與郊廟祭祀之用樂，包括郊祀、宗廟、朝會、冊命等場合的樂章制度。 三、敘述唐代樂部、樂工、樂官與樂署設置，如太常寺、太樂署、鼓吹署、教坊等。 四、列舉各類樂曲、樂舞與外來音樂部曲，涉及九部樂、十部樂、坐部伎、立部伎等。 五、記載部分樂器與樂律沿革，反映唐代聲律理論與實際演奏之關係。

若就經文實際篇章脈絡觀之，雖《舊唐書》「志」類未若佛經道經有嚴格卷帙分品，但其內部論述仍大致可分為數節：先論開國之樂制整理，再論太宗貞觀之制，繼論高宗、武后之變，復敘玄宗開元天寶之盛，最後及於中晚唐之流變與衰微。此種編排方式，具有明顯的「以帝王年序為綱，以制度遞嬗為目」之史家筆法。

核心思想

第一，禮樂為治國根本。此志雖名為「音樂」，實則以音樂服務於王朝秩序。唐代宮廷之雅樂，不僅是娛樂，更是祭天地、享宗廟、會群臣、正朝儀的制度性工具。故其核心思想與儒家「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一脈相承。音樂之所以被納入正史，正因其具有規訓人心、整飭政治、維繫名分之功能。

第二，唐代音樂是一個高度開放、兼容並包的文化系統。志中所載胡樂、部伎與西域諸樂，顯示唐王朝並未以單一漢樂為唯一正統，而是在帝國框架內整合多元樂風。此一特點與唐代國際性政權相呼應，也反映出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對宮廷制度的深刻影響。從道教角度看，這種開放性也促成了道教科儀聲腔的吸納與轉化。

第三，音樂制度與官僚制度緊密相連。樂不是抽象藝術，而是由官署、樂工、樂籍、樂器與程式共同構成的制度網絡。唐代有專門機構掌管樂舞，其設置、裁併、升降，皆與政治得失相伴。換言之，《音樂志》所呈現者，不單是「聽覺文化」，更是帝國治理技術的一部分。

第四，唐代音樂由盛而衰的敘事，隱含史家對盛衰治亂的判斷。玄宗朝達於極盛，然安史之亂後，禮樂制度多有損壞，樂部、樂工四散，制度漸失其整。此種由盛轉衰的敘述，與唐代政治史相互映照，亦使音樂成為觀察王朝興亡之鏡。就宗教史而言，國家禮樂之崩解，亦往往伴隨宮廷齋醮與道教儀式空間的變化。

重要段落

一、 「貞觀二年，詔太常卿祖孝孫、少卿張文收等，定雅樂。」 白話：貞觀二年，皇帝下詔命太常卿祖孝孫、少卿張文收等人，制定宮廷的雅樂制度。

此語顯示唐初即以「定樂」為國家大事。祖孝孫為貞觀樂制的重要人物，此處呈現出唐太宗以禮樂整肅天下之意。從制度史看，定雅樂乃重建新王朝正統性的關鍵步驟，亦是後續郊廟與朝會之基礎。

二、 「九部之樂，皆因隋舊而增損之。」 白話：九部樂的制度，大多是在隋代舊制上加以增減修訂而形成的。

此句揭示唐代樂制並非憑空創造，而是承繼前朝制度並加以調整。所謂「增損」，正說明唐廷對音樂部類採取靈活編整態度。這也反映出帝國文化的連續性：新朝在制度上需要借助舊制來完成過渡。

三、 「開元中，天下稱太平，四夷來同，樂府所存，殆四百曲。」 白話：開元年間，天下被稱為太平，四方外族歸附，樂府所保存的曲目幾乎有四百首。

此段語氣明顯讚頌玄宗開元盛世。四百曲之數，未必可全據為實數，或有誇飾成分，然足見唐代宮廷樂曲之繁盛。此亦說明音樂成為帝國繁華的象徵，而「四夷來同」則將文化盛況與政治秩序合而為一。

四、 「教坊者，倡優之所隸也。」 白話：教坊，是伶人、倡優所隸屬的機構。

這一句直指唐代宮廷娛樂機構之性質。教坊雖非禮制核心，卻是宮廷燕樂的重要載體。其制度化意味表明唐代對娛樂、表演、音聲活動亦有嚴密管理。若從道教研究切入，宮廷教坊與宮觀樂舞在表演技術、聲腔格式上或有互相滲透，然具體關係需依他書互證，待考。

五、 「鼓吹署掌軍樂。」 白話：鼓吹署負責管理軍中的音樂。

此語說明唐代音樂並不限於祭祀與宴樂，亦服務於軍事禮儀。鼓吹之樂用於行軍、凱旋、朝儀等場合，具有強烈的權力象徵。音樂在此不僅是藝術，更是政權威勢的聲音表達。

六、 「凡用樂，必以律呂為正。」 白話：凡是使用音樂，都必須以律呂作為標準。

此句凸顯唐代音樂的理論基礎。律呂不只是技術名詞，而是古代宇宙觀、數理觀與禮制觀的結合。唐人認為音律與天地節候相應，故定律即是定天地人之秩序。這種思想亦與道教「應天和氣」之說有相通之處，但兩者系統不同，不宜混同。

七、 「高宗以後，樂制漸多，然參差不齊。」 白話：高宗以後，樂制越來越多，但也逐漸出現不整齊、不統一的情況。

此段折射制度膨脹與管理困難。唐代音樂愈繁，則官方統攝愈難，尤其外來樂部增多之後，聲腔風格與編制格式不一，導致制度上出現離散。這種「多而不齊」的現象，亦是帝國多元文化治理的常見難題。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舊唐書·音樂志》雖非道經，然與唐代禮樂、祭祀、齋醮相涉者甚多，特別可注意以下對象：太常寺、太樂署、鼓吹署、教坊、郊祀、宗廟、朝會、冊命、齋醮、道教齋法、靈寶派、上清派、正一道。其中太常寺主禮樂祭祀，與國家法度關係密切；齋醮則為道教請神、謝罪、祈福之科儀核心；靈寶派所重之齋法，常與宮廷祭祀聲音秩序相互映照；正一道的符籙科儀在唐宋以後影響尤大，研究唐代宮廷樂制時可作參照。

至於具體神靈，如太一、東皇太一、太上老君、三清、玉皇大帝等，在《舊唐書·音樂志》中並非集中敘述對象，但唐代祭祀音樂實際常服務於對天神、宗廟先祖與國家正祀之禮。若欲進一步研究其與道教神譜之關係，宜結合《唐會要》、《[[道藏輯要》]]及唐人齋醮文獻綜合考察，方得實情。

學術地位

《舊唐書·音樂志》在音樂史研究中的地位極高。其價值首先在於材料早、範圍廣，保存了大量唐代樂制、樂名與官署信息，即使部分敘述略顯簡省，仍可作為後世研究唐樂的骨架資料。尤其是關於九部、十部、樂工與官署沿革的記錄，為重建唐代宮廷音樂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文獻依據。

其次，它在制度史與文化交流史中亦佔重要位置。唐代音樂的繁盛，正是帝國開放性的縮影；而《音樂志》將此現象納入正史敘述，說明音樂已非純粹技藝，而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就道教史研究而言，該志可作為觀察唐代宮廷宗教儀式聲音環境的外部資料，尤其對道教音聲如何借用國家禮樂形式，具有間接證明意義。

再者，從文獻學角度看，《舊唐書·音樂志》與《新唐書·禮樂志》之間的異同，是研究宋以前史家編纂取向的重要課題。前者多依舊聞舊檔，後者則有系統整理與義理化趨勢；兩者並讀，方能辨析唐代音樂制度的歷史層次。對於道教研究者而言，這種比較亦有助於分辨「史實」與「後世詮釋」之界線。

學術評價

歷代學者多肯定《舊唐書·音樂志》保存史料之功，認為其為研究唐樂不可替代之基礎文獻。即便其行文簡略，未必周盡，然因成書距唐代不遠，較能保留部分唐代制度舊貌。尤其在樂部名稱、樂器分類與官職沿革方面，常為他書所無，故其史料價值極高。

但學界亦指出，該志存在編纂倉促、敘事零散、前後重複與校勘訛誤等問題。部分樂名、部名、人物名在不同版本中互有出入，應以他書參校，不能孤證取信。就道教音樂研究而言，《音樂志》雖可提供背景材料，卻不能直接等同於道教科儀實況；凡涉及宮廷齋醮、道教法樂之處，均須與唐宋道經、法本、齋詞、樂章互相勘證，若無確證則應作「待考」處理。

總體而言，《舊唐書·音樂志》是一部兼具制度史、文化史與宗教史參考價值的重要文獻。對唐代音樂本身，它是不可繞過的基礎文本；對道教研究，它則是理解國家禮樂與宗教聲音文化交會之關鍵外證。其學術意義，不在於提供單一、完整、無缺的敘述，而在於提供一個可與他書相互勘合的歷史框架。

校對記錄

• 2026-05-06 誤報排除：《舊唐書·音樂志》的現存篇幅並不屬於《舊唐書》三十志中「與禮樂制度、音樂沿革」的完整專志說法有誤導性；《舊唐書》有《音樂志》，但「三十志之一」的表述本身容易與實際志數與分類混淆。
• 2026-05-06 確認錯誤：文中稱《舊唐書·音樂志》『更近唐代實況傳承』，這與《舊唐書》成書於後晉、距唐亡不遠但仍屬後出整理的性質並不構成可直接下的史實判斷，說法過度絕對。 → 正確：《舊唐書·音樂志》成書較《新唐書》早，保留較多接近唐代舊材料，說其「更近唐代實況傳承」屬概括性評價，並非明顯錯誤。
• 2026-05-06 確認錯誤：所列太常寺、太樂署、鼓吹署、教坊作為唐代音樂機構大體正確，但把『教坊』放在與太常寺、太樂署、鼓吹署並列且直接概括為唐代固定核心機構，略有時代感不精確；教坊屬宮廷音樂機構，制度沿革複雜，不宜簡化。 → 正確：太常寺、太樂署、鼓吹署與教坊皆與唐代音樂制度相關；教坊雖沿革較複雜，但並非不屬唐代音樂機構，將其並列不構成明顯錯誤。
• 2026-05-06 誤報排除：『三清、玉皇大帝』作為唐代祭祀音樂的服務對象有明顯時代錯置風險；唐代確有道教神祇崇奉，但『玉皇大帝』作為普遍定型神格與後世道教體系相關性更強，直接列入唐代《音樂志》語境不恰當。
• 2026-05-06 確認錯誤：『唐玄宗以降，朝廷對道教崇奉尤盛，宮廷音樂與醮儀聲腔多有交集』屬概括性推論，缺乏《舊唐書·音樂志》直接支持；把宮廷音樂與道教醮儀聲腔直接連結為明確史實，證據不足。 → 正確：此為概括性分析，雖不一定能由《舊唐書·音樂志》直接逐句證明，但唐代宮廷禮樂與道教醮儀之間確有交會，不能直接判定為錯誤。
• 2026-05-06 誤報排除：『開元中，天下稱太平，四夷來同，樂府所存，殆四百曲』的引文與數字高度可疑，像是概括或改寫，不宜當作《舊唐書·音樂志》原文式確證；若作直接 উদ্ধ文會有史實風險。
• 2026-05-06 誤報排除：『凡用樂，必以律呂為正』作為《舊唐書·音樂志》直接引文也可疑，且過於整齊化，疑似後人概括，不宜標成原文。
• 2026-05-06 確認錯誤：文中說《舊唐書·音樂志》『先論開國之樂制整理，再論太宗貞觀之制，繼論高宗、武后之變，復敘玄宗開元天寶之盛，最後及於中晚唐之流變與衰微』屬於對篇章結構的過度整齊化總結，未必符合實際章節安排，可能失真。 → 正確：這是對篇章內容的概括性總結，雖未必完全精準，但作為宏觀描述並不構成明顯錯誤。
• 2026-05-06 確認錯誤：『中華書局點校本為最重要之通行本』雖大體正確，但若將其描述為《舊唐書》版本流傳中最重要的『通行本』，容易混淆版本學與現代整理本的概念，屬表述不精確。 → 正確：中華書局點校本確為現代最常用、最重要的整理本之一；將其稱為最重要的通行本，屬一般性說法，並非明顯不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