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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想爾注

老子想爾注是以道教教義、戒律與長生信仰解釋《老子道德經》的注本，簡稱《想爾注》，是早期天師道的重要經解文獻。其作者與成書年代存有爭議，主要有漢末與南北朝成書兩類說法。早期目錄著錄為二卷，現存主要文本是敦煌 S.6825v 號殘卷，保存《道經》部分，經文與注文連寫。書中以道誡、守一、積善與積精闡述修道，對道教教義和戒律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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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想爾注

摘要

名稱

《老子想爾注》常簡稱《想爾注》，文獻亦見《老子道經想爾注》及《老君道德經想爾訓》等題名。這些名稱都表明其以《老子》為解說對象，但注文的重點在於宣揚道教教義與訓誡。^註

想爾二字的含義有不同解釋。林慈涵指出，道教著作中既有將想爾用作書名者，也有仙人名的用法；湯一介所整理的解說多將其與存思聯繫起來，而存思又可指思維某種觀念，或存想五臟。林慈涵依據《想爾注》對五臟存思的批評，反對以後一種修煉方式直接解釋其名稱。^註

成書與年代

本書作者歷來有張陵、張魯及劉表等說。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著錄《想余注》二卷，稱作者不詳，並列張魯、劉表兩種傳說；研究通常將想余與想爾的差別視為字形混淆。另有研究援引《道德真經疏外傳》、《道德真經廣聖義》及《辯正論》等文獻，作為張陵曾注《道德經》、並被認作《想爾注》作者的依據。^註

漢末成書說將本書置於五斗米道的傳教背景下。饒宗頤認為先由張陵作注，經張衡傳至張魯，再由張魯釐定；陳世驤主張作者為張魯。李豐楙亦認為本書成於東漢末，是五斗米道的重要經典，並注意到其思想與《太平經》的關聯。這些意見對作者及整理過程的判斷各有不同。^註

另一類研究主張六朝或更晚的成書年代。楠山春樹認為本書成於六朝；福井康順則推測成於北魏至初唐之間，託名張魯。劉屹注意到《經典釋文序錄》將本書排列在東晉、宋齊時期作品之間，據此質疑漢末成書說，並提出本書可能出自六朝南方道教的解釋。他也指出，《洞真太上太霄琅書》雖將《想爾》歸於系師張魯，其自身成書年代仍有爭議。^註

較晚成書說內部也有分歧。麥谷邦夫提出北魏說，小林正美則以寇謙之反對三張偽法為理由，質疑由寇氏撰作而託名張魯的推測。劉屹在比較相關意見時，區分了道的擬人化言說與完整神格化，並指出將道的神格化限定為東晉中期以後才出現的判斷，受到《女青鬼律》等所用文獻年代未定的限制。^註

版本與流傳

《傳授經戒儀注訣》將《老子想爾注》列為道士應誦習十卷經中的第五、第六卷，並以教化初學者說明其用途。《洞真太上太霄琅書》以系師《想爾》稱之，將它與張魯的傳授傳統聯繫起來。唐代張萬福《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說》亦有《想爾注》上下卷及想爾戒的記載，顯示本書與經戒傳授的關係。^註

本書全本後來散佚，未收入《正統道藏》。對於失傳時間，王雷概述的研究推測約在元代亡佚；《道藏》的相關介紹則指出，唐以後本書在道教中逐漸不顯。清末敦煌莫高窟所發現的殘卷，使其文本重新受到注意，並成為現代整理的主要依據。^註

現存寫卷編號為 S.6825v，殘卷由斯坦因攜離敦煌，王雷記其現藏英國國家圖書館；陳霞等研究則以大英博物館稱其藏所。抄寫年代通常被判為六朝，另有研究較具體地稱為北朝抄本。寫本年代與注文最初形成的年代，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註

殘卷保存的是《道經》部分，《德經》部分不存，開頭已缺第一、第二章及第三章首句。寫卷共五百八十行，經文與注文連寫，原不分章；卷末尾題作《老子道經上》，其下分行書寫想爾二字。這種形態與現代分列經文、注文及章次的整理本不同。^註

按今本《老子》章次描述殘卷範圍時，研究文獻的終點記載有所差異：陳霞記為第三至第三十六章，林慈涵則記為注至第三十七章。兩者所討論的都是敦煌殘本，不能據此將現存文本視為包含《道經》、《德經》的完整注本。^註

饒宗頤將微縮膠卷與大英博物館所藏 S.6825 號殘卷比對，錄出文本並作校箋，於一九五六年出版《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其整理將連寫的經文與注文分別錄出，依《老君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劃分章次。《老子想爾注校證》於一九九一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是後續研究常用的整理本。^註

內容與思想

《想爾注》將道視為天下萬事之本，稱其至尊、清微而隱，沒有可見的形貌，人應遵從其誡命。注文又將《老子》中的吾、我等代詞解作道，使道成為能夠發言、教誡的存在。它以生為道的別體，並將自然與道聯繫起來，使宇宙本原的論述同時關涉生命與奉道。^註

道、一與氣的關係集中見於第十章注文。一被解作道，並非固定在人體某一部位，而是往來於人身之中；其形態則以「一散形為氣，聚形為太上老君」說明。注文稱太上老君常治崑崙，將道的無形存在、氣的聚散與宗教神祇相連，並把虛無、自然、無名等名稱歸於同一。^註

道誡是書中修行與善惡規範的核心。注文以「守誡不違，即為守一矣」解釋守一，不行道誡則為失一，並批評把一指定為五臟、藉閉目存思求福的做法。求仙壽與天福者被要求信道、守誡、守信，不再犯過；守一因此具有明確的倫理與訓誡意義。^註

本書對五經及世俗學術有強烈批評，認為五經中有部分內容陷於邪偽，並將五經以外的眾書傳記斥為邪文，尤其反對通經藝而未通道真便自稱聖者的態度。然而，注文同時肯定忠孝、仁義、誠信等品德。它把仁義、孝慈與忠臣之名的凸顯，解為大道不用、社會失和後才出現的分別；忠孝的理想則是至誠默行，不求君父知悉與獎賞，而期待天報。^註

長生被視為修道的大福。注文以奉道誡、積善成功、積精成神、神成仙壽串連修持次序，將倫理行為與生命修煉結合。寶精也須以善行完備為基礎，並配合調和五行、去除喜怒；書中認為惡人即使勉力寶精，精也不能留居。依此論述，求長生有賴守誡、積善與身心修持的共同完成。^註

清靜、無為與保精的要求，具體表現在減少對榮寵、財貨、美食及世俗功名的追逐，閉心絕念，不與俗人爭。注文勸人各自以守道為務，貧賤者不必強求富貴，已有名位者也應知止足。它又以水柔弱、居下、利物而不爭的特性作為行為典範，勸人樂善、守信，並以谷水歸海比喻志道。^註

書中的身體論將情志與五臟、五行相連，認爲喜怒失和會傷及五臟，而志意不違道誡、保持中和，是養身的重要條件。林慈涵將此解作由心性影響身體的修煉面向，並指出注文另有仙士有穀則食穀、無穀則食氣的觀念。這些做法在其長生論中，皆與結精、寶精及死後的生命轉化相連。^註

《想爾注》嚴厲批評假託黃帝、玄女、龔子、容成之文的房中方法，認為以男女之事求還精補腦，會使心神不一、失去所守。其對男女之事的要求又有層次：對一般人，既重視子孫延續，也要求年少時節制、年長時停止；對上德之人，則以年少便斷絕男女情愛為較理想的修持狀態。^註

宗教規範也包括對祭祀求福的否定。注文認為生死取決於行道或失道，並以此解釋天的正法，反對祭餟禱祠。它要求有道者遠離這類祭祀，並拒絕食用祭祀餘食或使用相關器物，將求福的重點置於信道與守誡。^註

在賞罰觀念中，罪過被說成結記於天曹，天上官署的左、右契與善惡記錄相關。林慈涵依據整理本，將左契解作記錄為善、修仙者的名冊，右契解作記錄罪過的名冊，並指出第三十四章注文將不誡慎者置於左契的左字，應校作右字。這套記錄觀念把人的念與行納入宗教賞罰秩序。^註

太陰練形是書中解釋死亡與長生關係的重要觀念。注文將太陰描述為練形之宮，敘述修行完備的道人得道神歸身，因世間不可居而避世託死，經過太陰後復生，以此解釋死而不亡與壽。相對地，不積善行的俗人死後歸屬地官。這是本書區分修道者與俗人生命歸宿的宗教敘述。^註

政治論述要求帝王、王侯同樣信道守誡。治國之君應修道德，由忠臣輔佐，並教導人民知道真、遠離偽道；注文以此作為致太平的途徑。王侯雖有名位，也不可恃貴輕道或驕溢強求，而應尊道行誡。個人的求生修持與統治者的治國責任，因而共同受到道誡規範。^註

對用兵，注文將兵視為不祥的凶事，要求不得已而用，不可貪圖兵威、樂於殺人或以武力自強。作戰前應宣示道誡、願受敵方投降；遇殺傷與戰勝，則應悲哀泣之，以喪禮處置。書中又以禍福報應解釋戰爭後果，認為不合規度的殺傷，其殃禍會反及本人與子孫。^註

影響

《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所用的奉教戒、守教戒、善積行等語彙，以及行善守戒與增年得仙的論述，與《想爾注》相近。王雷比較二書以人與道如魚與水、積善與生命延續相連等說法，認為其內容精神密切相關，反映天師道經典中教戒與長生思想的延續。^註

《太上老君經律》中的道德尊經想爾戒列舉九種應奉行的律則，稱為九行；道德尊經戒則列舉二十七種不應違犯的戒律，稱為二十七戒。饒宗頤將它們視為從《道德經》撮取要義而成的早期天師道戒條，大淵忍爾則將九行、二十七戒與《想爾注》所論道誡相聯繫。相關研究據此說明，本書的經典講授與宣令戒條具有緊密關係。^註

學界研究

本書的宗教性詮釋，是學界評價的重要焦點。饒宗頤指出，《想爾注》與《河上公注》同重煉養，但後者仍兼顧《老子》哲理與文義，《想爾注》則更重自立道誡、彰顯道真，訓詁多有異解。陳霞將其增刪、更字及文義轉換，理解為依託《老子》傳播教義、訓誡信眾的系統改造，並以此說明哲學文本如何被轉化為宗教經典。^註

經文異文與長生教義的關係，也受到重視。第七章以屍字對應常見本的私字，注文據此區分俗人的屍行與仙士的生命；第十六章以生字對應王字，將相關語句解為行道、長生及法天。第二十五章所列四大也包括生，並解作道之別體。陳霞及相關比較研究將這些文字與解釋的轉換，視為配合宗教教義的重要例證。^註

林慈涵從價值選擇、理想人格與實踐場域比較《老子》和《想爾注》。他認為，《老子》著重反省既定是非標準與自以為是的判斷，《想爾注》則以明確道誡規定善惡，將長生設為追求目標。他又指出，《想爾注》的預設讀者是不受身分限制的求長生者，因此經文中的統治者或聖人，常被轉換為一般修道者，擴大了教義適用的對象。^註

與其他早期道教文獻的比較，呈現本書的共同語彙與特殊立場。鄭燦山以道誡、修道者與俗人的身分區別，以及命筭觀念，比較《想爾注》、《太平經》與《河上公注》，強調前兩者的宣教與教團性格。守一的具體解釋則有差別：《太平經》所見修持包括存想有形貌、服色的五臟神，《想爾注》卻批評這類將一指定於五臟的做法，轉而強調守誡。^註

現代研究除校勘與思想分析外，也涉及譯注及海外傳播。劉昭瑞於二〇一二年出版《〈老子想爾注〉導讀與譯注》，對本書整體特徵作進一步說明。柏夷的英文譯本亦成為研究對象，劉燁二〇一三年的學位論文即討論本書及其英譯，關注詮釋與世界性傳播。^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15 種資料，點開查看

王雷,〈《老子想爾注》之道學思想要旨〉,2024。
林慈涵,〈道家與道教的主體問題──以《老子想爾注》為例〉,2021。
劉屹,〈漢末還是南北朝?——《想爾注》成書時代之比較〉,2010。
〈道藏〉
陳霞,〈從道家到道教——論《老子想爾注》的闡釋方法〉,2020。
蘭鈺婷,〈《老子河上公章句》與《老子指歸》與《老子想爾注》的訓詁比較研究〉,2024。
李宗定,〈從《佛說大安般守意經》論漢末佛教禪法之「守意」與道教「守一」修持法門關係〉,2023。
〈《敦煌道經與中古道教》書評〉,2014。
《正統道藏》,道藏闕經目録　維基文庫原文
張超然,〈《道德經》的傳授、誦讀與道教法位階次〉,2013。
《老子想爾注》
李天嘯,〈“命”視角下漢代道教的先秦根源〉,2023。
蕭登福,〈老子思想研究〉,2012。
鄭燦山,〈《河上公注》成書時代及其思想史、道教史之意義〉,2000。
朱一鵬,〈《太平經》天人思想研究〉,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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