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殘卷

敦煌殘卷

概述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敦煌文獻當中以漢文文獻為最多，但以藏文、于闐文、龜茲文、梵文、粟特文、古維吾爾文、俗文、希伯來文及古突厥文被撰寫的文獻也有不少。敦煌文獻當中除了佛教文獻之外，道教、儒教、景教、猶太教及摩尼教的文獻也在其中。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經藏目錄等。

1907年，猶太族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200兩銀兩，買走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這些文物至今仍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學部左丞喬樹枏命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後，不直接向學部復命，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並取走。8000餘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不少；這些文物經過儒官的精選，都是上等文物。

整理 敦煌文獻《兔園策府》進行數位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維摩詰經》、《金光明經》、《涅槃經》、《無量壽宗要經》、《佛名經》、《心經》等；另外還有敦煌本《壇經》首題《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是學者胡適研究禪宗最大的依據。1926年，胡適還從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中分別發現《楞伽師資記》的三個抄本（Ｓ2054、Ｓ4272、Ｐ3436）；金久經從胡適處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日本人蓧原壽雄整理出《楞伽師資記校注》。1994年，方廣錩依敦煌遺書的《心經》異本作修訂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許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經》中的佚文佚經。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也在藏經洞內出現。所有文獻基本上全是手寫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皇侃的《論語義疏》是現存最早的論語疏。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全都是從未見過的，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不曾收錄在《全唐詩》中，至清末寫本始復出於敦煌石窟。

道家典籍有《老子想爾注》、《老子化胡經》等。

《吐蕃贊普傳記》手卷寫本第一頁。

在史料方面，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贊普傳記》記載贊普與吐蕃歷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詳細列出了各地方勢力的範圍及其氏族，以及贊普世系，澄清傳世文獻中的混亂。漢譯本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註》。新羅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是印度和中亞史地的重要史料。

在天文學方面，《敦煌星圖》是中國天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星圖之一。

《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敦煌棋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棋經。

一說敦煌遺書為寺院棄藏，因為首尾完整的經卷很少，絕大多數均為殘卷。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中，約有一半為較小殘片。敦煌遺書由於長期使用，難免有破損等情況。古人往往隨便剪下一塊其他廢舊紙張，貼補在破損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遺書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蓋大。少數如ZSD2081號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

來源

• 敦煌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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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淵源

敦煌殘卷之名，係指自中國甘肅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及其周邊遺址所出土之大量古寫本與鈔本，其中與道教相關者，主要成於隋唐至五代宋初之際。其形成背景，與敦煌地處河西走廊、為多民族交會與佛道並存之邊疆文化重鎮密切相關。唐代以降，道教經典、科儀文書、齋醮疏牒、符籙及修煉方書，透過地方道士、寺觀抄寫與民間傳播而廣泛流布，部分文本因日常使用頻繁而屢經轉抄，遂多有異文、訛脫與節抄現象。晚唐至宋初，隨著中央政權更迭、地方社會動盪及藏經洞封存，道教文獻得以保存於沙漠乾燥環境之中。近代以來，敦煌殘卷的發現，為研究中古道教經典傳抄、地方道教實踐及道佛互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因而成為道教文獻學與宗教史研究之重要基礎。

主要內容

敦煌殘卷所指，係晚唐至宋初間於敦煌莫高窟及周邊地區出土之道教文獻殘本，內容涵蓋經典、科儀、戒律、讖緯、符籙、修煉方術與齋醮文書等多種類型，反映中古道教在地方社會中的實際流傳與運作情形。其主要內容一方面保存《道德經》、上清、靈寶、天師道等系統之經文異本與注疏，另一方面亦可見請神、步虛、發爐、安鎮、度亡、禳災等儀式文本，顯示道教教義與齋醮實踐之結合。部分殘卷尚涉及服氣、存思、內外丹及養生術，呈現修道方法的多元面貌。由於多為寫本殘片，常見首尾缺佚、篇章零散及俗字異體並存，然正因此得以補充傳世道藏之不足，對考察道教經典形成、儀式演變與敦煌地方宗教文化，皆具重要價值。

相關典籍

敦煌殘卷所涉相關典籍，主要包括晚唐至五代間流傳於敦煌地區之道教寫本與抄本，如《老子道德經》諸本、《太上洞玄靈寶經》類經、科儀疏文、齋醮文書及符籙秘訣等。其中特別值得注意者，為與《雲笈七籤》所錄經目相互參照之靈寶、上清、天師系統文本，以及保存於《道藏》而在敦煌出土殘片中可見異文者。另有若干與養生、占驗、修真相關之類書與雜鈔，如《西升經》系統註疏、服氣導引書、以及兼具宗教實踐與民間信仰色彩之咒術文獻。此類典籍不僅可補正傳世本之闕失，亦有助於考察道教經典在邊地社會中的流通、改寫與實踐脈絡，為研究中古道教文獻學與宗教史之重要材料。

文化影響

敦煌殘卷的文化影響，主要體現在其為道教文獻史、宗教實踐史與中世紀中國知識傳播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其內容涵蓋經典抄本、齋醮科儀、符籙法術、養生方術及註疏文獻，不僅補足傳世道經與後世《道藏》編纂前的文本譜系，也顯示道教在隋唐至五代時期與佛教、民間信仰及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由於多數殘卷保存了書寫習慣、校勘痕跡與使用痕跡，學界得以據此考察經典流通、寺觀抄寫制度與地方宗教知識的傳播機制。敦煌殘卷亦促使現代學者重新評估道教經典的形成過程，打破以後出定型本為中心的研究框架，進而推動道教學、文獻學、宗教學與藝術史等多領域的交叉研究。

校對記錄

• 2026-04-28 格式校正：1 段
• 2026-04-28 補強：歷史淵源 +296字
• 2026-04-28 補強：主要內容 +282字
• 2026-04-28 補強：相關典籍 +264字
• 2026-04-28 補強：文化影響 +263字
• 2026-05-05 確認錯誤：藏經洞發現年份與位置表述有明顯錯誤：通常認為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經洞）發現，而文中寫成「清理第16窟時」發現密室，與通行史實不符。 → 正確：通行史實是1900年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南側通道/甬道附近，清理時意外發現通往藏經洞（第17窟）的密室；若原文僅寫作「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表述可視為不夠精確，但核心事件並
• 2026-05-05 確認錯誤：1910年敦煌遺書運抵北京一事的人名與職銜表述明顯可疑，常見記載是繆荃孫等主持接收、運至北京，文中所列「新疆巡撫何彥升」「押運官傅某」「何震彝私宅」與通行史實不符，且「學部左丞喬樹枏命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封存」也與常見敘述不一致。 → 正確：1910年敦煌遺書運抵北京一事，常見記載涉及羅振玉、繆荃孫、葉昌熾等人的接收與整理，與原句中「新疆巡撫何彥升」「押運官傅某」「何震彝私宅」等說法不符，屬明顯可疑。
• 2026-05-05 確認錯誤：「猶太族英國人斯坦因」的人名/族稱不準確。斯坦因通常指匈牙利裔英國考古學家、探險家馬克·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不是一般所稱「猶太族英國人」的標準表述。 → 正確：斯坦因通常指匈牙利裔英國考古學家、探險家馬克·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用「猶太族英國人」稱之不準確。
• 2026-05-05 確認錯誤：伯希和在藏經洞發現元代回鶻文遺書的表述可疑，且「第464窟」與藏經洞發現脈絡不合，容易構成事件歸屬錯置。 → 正確：伯希和（Paul Pelliot）確實與敦煌藏經洞文獻發現、帶回有關，但「第464窟」並非藏經洞發現脈絡中的標準說法；若原文指在第464窟發現元代回鶻文遺書，需進一步核對，現有表述屬可疑。
• 2026-05-05 確認錯誤：「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與前文「總數約5萬卷」口徑不一致，且敦煌文獻總量、漢文號數的常見統計並非如此固定，前後數字容易造成明顯矛盾。 → 正確：敦煌文獻數量統計歷來有不同口徑，常見說法包括約5萬件、7萬餘件等；「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若未限定統計範圍與編目口徑，確有與前述「總數約5萬卷」不一致的問題，屬可疑表述。
• 2026-05-05 確認錯誤：「《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屬於明顯年代概括過窄且不準確；該類文書通常涉及更廣泛的吐蕃史事編年，不宜直接定為僅650至764年。 → 正確：《吐蕃大事紀年》通常是記錄吐蕃王朝較長時段的編年史料，並非僅限650至764年間的大事；若原文如此概括，屬明顯過窄。
• 2026-05-05 確認錯誤：標題與正文主題不一致：節點名為「敦煌殘卷」，但前半大段內容主要在講整體「敦煌文獻」與藏經洞出土文書，後文才轉入道教相關殘卷，屬於範圍混雜，容易造成歸屬不清。 → 正確：節點名為「敦煌殘卷」，但正文前段大量敘述敦煌文獻與藏經洞出土整體史實，後段才轉入道教殘卷，主題範圍混雜，確有歸屬不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