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性學著作，由唐代文學家白行簡編撰。全書以賦體形式記述房中養生之道，是研究唐代社會生活與道教房中術思想的重要文獻。本書內容涉及夫婦之道、陰陽交合之理，兼具文學價值與養生學說，反映了道教「天人合一」思想在兩性關係領域的應用。現存最早的版本為敦煌寫卷 P2539號，藏於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 本書作者白行簡（約776年－826年），字知退，下邽（今陝西渭南）人，唐代著名文學家白居易之弟。他長於辭賦，傳世作品包括《李娃傳》、《三夢記》等。然而，白行簡作《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一事，歷代書目均未見著錄，因此曾遭學者質疑。 現代文學家沈雁冰（即茅盾）在〈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一文中推測此書可能為偽作，並以白行簡其他作品風格與《李娃傳》、《三夢記》迥異為由，懷疑是後人託名之作。然而，學者江曉原於1991年發表〈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發微〉專題研究，援引敦煌學研究成果，證實 P2539 號寫卷早經刊布於世，其真實性無可置疑。沈雁冰的質疑源於當時敦煌學尚在初創階段，對敦煌卷子的收藏與整理缺乏了解所致。 關於版本源流，現存最重要的版本原藏於敦煌鳴沙山莫高窟石室，19世紀末被法
概述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性學著作，由唐代文學家白行簡編撰。全書以賦體形式記述房中養生之道，是研究唐代社會生活與道教房中術思想的重要文獻。本書內容涉及夫婦之道、陰陽交合之理，兼具文學價值與養生學說，反映了道教「天人合一」思想在兩性關係領域的應用。現存最早的版本為敦煌寫卷 P2539號，藏於巴黎法國國立圖書館。
歷史淵源
本書作者白行簡（約776年－826年），字知退，下邽（今陝西渭南）人，唐代著名文學家白居易之弟。他長於辭賦，傳世作品包括《李娃傳》、《三夢記》等。然而，白行簡作《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一事，歷代書目均未見著錄，因此曾遭學者質疑。
現代文學家沈雁冰（即茅盾）在〈中國文學內的性慾描寫〉一文中推測此書可能為偽作，並以白行簡其他作品風格與《李娃傳》、《三夢記》迥異為由，懷疑是後人託名之作。然而，學者江曉原於1991年發表〈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發微〉專題研究，援引敦煌學研究成果，證實 P2539 號寫卷早經刊布於世，其真實性無可置疑。沈雁冰的質疑源於當時敦煌學尚在初創階段，對敦煌卷子的收藏與整理缺乏了解所致。
關於版本源流，現存最重要的版本原藏於敦煌鳴沙山莫高窟石室，19世紀末被法國考古學家兼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發現後帶回巴黎，編號為敦煌寫卷 P2539號。清末重臣端方曾斥重金為其拍攝製作副本。1907年，湖南學者葉德輝據敦煌寫本加以校訂，將《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列為《雙梅影闇叢書》第五種，並於1914年刻印成書。1913年，考古學家羅振玉亦曾出版柯羅板版本。
1951年，荷蘭外交官兼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將此書重新校訂，收入其代表作《秘戲圖考》卷二《秘書十種》之中。高羅佩對全書十五段逐段作注，並給予高度評價，稱其「文風優美，提供許多關於唐代的生活習慣的材料」。
主要內容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以六朝至唐代盛行的駢賦體寫成，全文內容豐富，涉及以下幾個核心主題：
陰陽交合之理：本書以道教陰陽哲學為基礎，闡述男女交歡順應天地陰陽之氣的重要意義。賦文以優美的文學語言描寫夫婦床笫之事，並將其與天地運行、陰陽調和之道相聯繫，體現出道教房中術「天人相應」的核心思想。
房事養生之法：書中包含大量關於兩性生活與養生保健的內容，涵蓋時節選擇、氣息調養、情志調攝等方面，反映了古代道教徒對於「樂而有節」這一養生原則的追求。與道教房中派「保精、愛氣、尊神」的修煉理念相呼應。
唐代社會風貌：全書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唐代上流社會的日常生活細節，包括宮廷禮儀、貴族生活、節慶風俗等，為研究唐代社會文化史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相關典籍
與《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相關的道教及房中術典籍主要包括：
- 《天下至道談》：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房中術專著
- 《合陰陽》：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另一房中術文獻
- 《素女經》：古代房中術的經典之作
- 《玄女經》：相傳為黃帝與玄女問答之書
- 《備急千金要方》孫思邈所著，其中包含房中補益章節
文化影響
《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與影響：
學術研究價值：本書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唐代性學文獻之一，其語言優美、資料翔實，為研究中國古代性文化史、社會生活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史料。高羅佩在《秘戲圖考》中特別重視此書，視其為理解漢代至清代中國性生活的重要參考文獻。
目錄學與文獻學意義：作為敦煌學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書的發現與考證過程促進了20世紀初中國學術界對敦煌遺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也推動了中國古代性學文獻的系統性梳理。
爭議與傳播：由於內容涉及性描寫，本書在傳統社會長期以抄本形式流傳，未能廣泛刊刻。葉德輝将其收入《雙梅影闇叢書》後，雖然 limit 刻印流通，但仍引起文化界的關注與討論，成為研究明清及近代學者對待性學文獻態度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