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榮后土廟

萬榮后土廟

概述

汾陰后土祠俗稱后土祠，因所在地今亦稱萬榮后土祠，位於今中國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榮河鎮廟前村，汾河南岸、黃河東岸，1996年被列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汾陰后土祠為漢武帝所確立的皇帝祭地的本廟，漢、唐、宋多位皇帝曾在此親祀后土。

祭祀史 立祠之前的郊祀史

《[[禮記·王制》]]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后土即主宰大地山川的女性神，與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為天子所祭祀的對象。祭地的主要目的在於祈求農作物的豐收。周代時天子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二者分別位於國都南郊和北郊，故被稱為郊祀。祭地所用的方丘即以水環繞的方形祭壇，象徵四海環繞大地。

秦襄公時作西畤祀白帝，秦文公時改在雍立鄜畤郊祀白帝，後逐漸擴展為郊祀上帝的四帝畤，漢高祖增立北畤，成為雍五畤。但漢初的祭祀均由祠官負責，皇帝並不親往。至漢文帝時開始親祭上帝於雍五畤，漢武帝又於雲陽縣甘泉宮增立泰畤，作為祭天之所，但最初並無與祭天相配的祭地之所。

作為郊祀祭地場所的后土祠 清光緒七年（1881年）所刊《光緒榮和縣誌》縣境全圖，示后土祠的地理環境，其中漢汾陰故城位於清代榮和縣城以北九里。 秋風樓內藏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所刻漢武帝《秋風辭》碑。

后土祠最初所在的位置被稱為「汾陰脽」或「魏脽」，為位於漢汾陰縣故城西北二里、原汾河與黃河交匯處東南的一處天然土阜，《[[水經注》]]載汾陰脽「背汾帶河，長四五里，廣二里余，高十丈」，唐玄宗稱之為「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傳上古時期黃帝即曾在此祀地祇並掃地為壇，後祠內因此建軒轅掃地壇。

漢文帝後元元年（前163年），方士新垣平稱周鼎原在泗水中，黃河因決口而與泗水相通，又望汾陰有金寶氣，意周鼎當出於此。於是漢文帝意欲在此建廟，通過祭祀以求周鼎出現，但其後又認為新垣平所言皆詐而未定。

漢武帝於元狩二年（前121年）欲祀地神后土，以與祀天神上帝相配，太史令司馬談與祠官寬舒等認為應在澤中立圓丘祭祀，汾陰滿足立祠的條件，與此同時汾陰人公孫滂洋等見汾河旁有光如絳，言之於武帝，於是在汾陰脽上建祠並親臨祭祀，後定以每三年親祭一次。漢武帝時期共8次親祭后土，傳《秋風辭》即為祭祀后土途中而作。

元鼎四年（前113年）六月，汾陰人巫錦在祠旁發現寶鼎，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異於普通鼎，漢武帝在確認為古鼎後，將鼎迎至甘泉宮並置於郊廟，有觀點以此為改元元鼎的緣由。

漢成帝即位後，丞相匡衡與御史大夫張譚上疏認為，郊祀天地的場所應在都城長安南北郊方合古制，而去往雲陽泰畤與汾陰后土祠祭祀一則勞民，二則危險，其中后土祠需要「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於是在建始元年（前32）在長安立南郊和北郊，分別取代泰畤和后土祠，此後又經歷了一段反覆的過程而最終確定，南北郊的形式最終發展為北京的天壇和地壇。

漢代以後的祭祀活動

自漢後汾陰雖不再成為祀后土的重地，但其間仍有帝王親至汾陰祭祀，如唐玄宗、宋真宗等。

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年）以為農祈谷而親祀后土，在修繕祠廟時再次獲得寶鼎三座，因此改汾陰縣為寶鼎縣。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等請祀后土，七月群臣上表復請。次年二月，宋真宗親祀后土，並將祀后土的儀式與泰山封禪等同，成為重大的國家慶典。

金、元時期以祠廟所處較偏僻，帝王祭祀諸多不便而改為遣官祭祀。明代建地壇後，官祀后土的儀式便不在后土祠舉行，后土祠也轉變為民間祭祀場所。

2003年，萬榮縣政府舉辦了世界華人公祭后土聖母大典暨萬榮首屆后土旅遊文化節，之後祭祀每年舉辦一次。

以下為歷代帝王祭祀后土的情況表（載於金天會十五年（1137）《蒲州榮河縣創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廟像圖石》碑碑陰《歷朝立廟致祠實跡》）：

帝王 祭祀次數 祭祀時間 漢武帝 8 元狩二年（前121年）、元鼎四年（前113年）、元封二年（前109年）、四年（前107年）、六年（前105年）、太初元年（前103年）、二年（前102年）、天漢元年（前100年） 漢宣帝 3 神爵元年（前61年）、五鳳元年（前57年）、甘露二年（前52年） 漢元帝 3 初元四年（前45年）、永光元年（前43年）、建昭二年（前37年） 漢成帝 1 永始四年（前13年） 漢哀帝 1 建平三年（前4年） 漢光武帝 1 建武十八年（42年） 唐玄宗 3 開元十一年（723年）、十二年（724年）、二十年（732年） 宋真宗 1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 建築史 唐宋時期 《蒲州榮河縣創立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廟像圖石》碑拓本，反映了北宋末至金初的廟貌。

明代以前的后土廟均為官修，明代方改為民修。漢代的祠廟規模已不可考，至唐開元十一年（723年）重修廟宇後「規模壯麗，同於王居」。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因祭祀之需增修廟宇，並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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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記錄

• 2026-05-06 確認錯誤：文中將『后土』說成與『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屬明顯神系混淆；玉皇大帝作為道教高階天神的觀念成形較晚，不能用來解釋漢代后土信仰。 → 正確：后土在早期多作為地祇／社稷相關神祇理解，漢代文獻與祭祀實踐中不宜直接以後世道教體系中的玉皇大帝來對應；將二者並列為配對神系屬概念混用。
• 2026-05-06 確認錯誤：『周代時天子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與常見禮制表述不符，且把冬至/夏至與祭天祭地的位置關係寫反、混淆了圜丘與方丘的對應。 → 正確：周代郊祀制度通常表述為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原文將祭天祭地的位置與圜丘／方丘對應寫反，屬明顯錯置。
• 2026-05-06 確認錯誤：『南郊和北郊』的表述前後邏輯混亂。圜丘/方丘在傳統制度中並非文中所述那樣對應『國都南郊和北郊』；此處地理與祭祀制度描述有明顯錯置。 → 正確：圜丘、方丘的傳統方位與郊祀制度並非原文所述那樣簡單對應為國都南郊和北郊；此處將地理方位與祭祀制度混寫，表述不準。
• 2026-05-06 確認錯誤：把后土祠所在位置稱為『漢汾陰縣故城西北二里、原汾河與黃河交匯處東南』，與前文『汾河南岸、黃河東岸』及汾陰脽的位置描述容易產生明顯地理矛盾；『原汾河與黃河交匯處東南的一處天然土阜』也不合地形常識，表述疑似錯誤。 → 正確：后土祠遺址位置的描述與常見地理表述存在不一致，將其說成『漢汾陰縣故城西北二里、原汾河與黃河交匯處東南的一處天然土阜』，與汾陰脽、汾河黃河故道關係的常見說法不符，疑有地理錯誤。
• 2026-05-06 確認錯誤：將『漢文帝後元元年（前163年）』作為漢文帝在位年份明顯錯誤。漢文帝後元元年應為前163年，但漢文帝去世於前157年，『後元元年』是否屬文帝紀年本身就需核對；更關鍵的是漢文帝在位紀年通常使用前元、後元，條目此處時間標註容易誤導。 → 正確：漢文帝後元元年為前163年，作為文帝紀年本身並非錯誤；但若上下文對漢文帝在位年號與年代換算未交代清楚，確有造成理解混淆的風險。
• 2026-05-06 確認錯誤：『漢武帝於元狩二年（前121年）欲祀地神后土，以與祀天神上帝相配』的說法把后土直接當成與上帝對偶的天神配祭觀念，語意過度簡化且與漢代制度演變不完全相符；此處屬神祇與祭制概念混寫。 → 正確：漢武帝元狩二年祀后土，確實可視為與天神上帝祭祀相對應的禮制安排之一；但若把后土直接理解為後世完整道教神系中的對偶神，會有概念時代錯置。
• 2026-05-06 確認錯誤：『漢成帝即位後……於是在建始元年（前32）在長安立南郊和北郊，分別取代泰畤和后土祠』把后土祠直接說成被長安北郊取代，過於絕對。北郊制度是新增郊祀制度，不等於後土祠被完全廢置或法律上直接『取代』；此處歷史歸屬表述偏差。 → 正確：建始元年在長安立南郊、北郊，與泰畤、后土祠的關係在制度上可理解為郊祀體系調整，但『分別取代』屬較強化表述，容易使人誤解為后土祠被完全廢除或僅由北郊直接一一替代。
• 2026-05-06 確認錯誤：『南北郊的形式最終發展為北京的天壇和地壇』屬跨朝代演變簡化過度且帶有明顯跳接，容易造成制度沿革誤解；天壇、地壇是明清北京郊壇，不是直接由漢代南北郊『發展為』。 → 正確：北京天壇、地壇可視為明清南北郊制度的代表性建築，但不能簡化為漢代南北郊形式『最終發展為』天壇、地壇；中間歷經長期制度演變，表述過度跳接。
• 2026-05-06 確認錯誤：『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次年二月，宋真宗親祀后土』前後年份對不上。大中祥符三年是1010年，『次年二月』應是1011年，但下文表格又寫『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兩處雖可勉強對應，正文與表格的敘述順序和年號對齊不清，容易造成時間歧義。 → 正確：大中祥符三年為1010年，『次年二月』確為1011年；若正文與表格並置但年號對應不明，會造成時間敘述歧義。
• 2026-05-06 確認錯誤：『明代以前的后土廟均為官修，明代方改為民修』屬過度概括，且與前文『金、元時期以祠廟所處較偏僻，帝王祭祀諸多不便而改為遣官祭祀』並列時，容易讓人誤解官修制度在明代突然完全改為民間主導，說法不夠準確。 → 正確：『明代以前的后土廟均為官修，明代方改為民修』屬過度概括。后土祭祀與廟宇管理在歷代具有官祭、官修、民間奉祀並存與變化的複雜情形，不能簡化為明代以前一律官修、明代才全面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