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叢刊

四部叢刊

概述

《四部叢刊》是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規模最大的古籍叢書，由著名出版家張元濟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所謂「四部」，是指按照中國古代圖書分類法將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大類別；「叢刊」則指叢書之意。此書收集了中國古代主要經史著作、諸子百家代表作以及歷朝著名學者文人的別集，被視為一部小型的*《[[四庫全書*》]]。

《四部叢刊》從1922年首編出版至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共出版初編、續編、三編三部，合計收錄502種書籍，分裝成3100多冊。此書在當時的目錄學界起主導作用，對於保存和流通中華古籍文獻具有重大貢獻，同時也促進了近代中國學術研究的發展。

歷史淵源

編纂緣起

張元濟早於1915年已有計劃出版一套叢書。在其致傅增湘的書信中曾提及：「本館擬印舊書，以應世用，擬定名《四部備要》」，當時商務印書館已為此選出部分集部書籍，並希望傅增湘協助審閱。此後，在孫毓修的建議下，才更名為《四部叢刊》。

底本之爭

《四部叢刊》編纂期間，商務印書館內部曾就底本選擇問題發生激烈爭論。一方被稱為「善本派」，主張使用宋、元、明時期的刊本以石印方式出版；另一方為「實用派」，認為應以學者註解本採用鉛字印刷。雙方爭論長達五六個月，最終決定以善本形式出版。

據茅盾所述，「實用派」被說服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能購買《四部叢刊》者多為商人、軍閥、書香世家及大學圖書館，他們已有通行本，無需另購鉛字本；其二，以註解本出版需增加校對人手，將提高成本。最終決定以善本石印出版，確保版本價值。

底本來源

《四部叢刊》中的大部分底本來源於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的藏書、江南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家。據統計，初編323部書籍中，來自涵芬樓者144部、江南圖書館42部、瞿氏鐵琴銅劍樓25部。

1919年底，《四部叢刊》開始印刷，1922年底正式出版。初編共收書323部，8548卷，分裝2010冊，售出約1500部。

主要內容

四部分類法

《四部叢刊》按照中國傳統四部分類法編排：

• 經部：收錄儒家經典及注疏，包括《十三經注疏》等重要文獻。
• 史部：收錄歷代史書、典章制度、地理志書等史學著作。
• 子部：收錄諸子百家著作，包括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各派代表作品，其中包含《老子》《[[莊子》]]《[[列子》]]等道教經典。
• 集部：收錄歷代文人學者的詩文別集及文學評論著作。

版本特色

《四部叢刊》以善本石印為主要出版方式，力求保持原書面貌。採用石印技術的好處在於，除原書既有之誤外，基本不會產生新的錯誤，這是其版本品質的重要保障。

編纂歷程

初編出版與再版

1924年，中華書局出版《四部備要》，因兩者同樣追求實用，書目多有重疊，形成激烈競爭。商務印書館遂壓後續編計劃，先對《四部叢刊》改版重印。1926年出版的《四部叢刊初編》，對22種書籍更換更佳版本，並補齊6種書籍的缺頁。

再版增訂的材料主要來自涵芬樓新收書籍，其中烏程蔣氏「傳書堂」藏書為重要來源。1925年，蔣汝藻生意失敗，其藏書典押給浙江興業銀行。1926年初，張元濟從葉景葵處得知蔣氏藏書將出售，遂向商務印書館建議收購。他指出：「如能將蔣書收入，則《四部叢刊》續編基礎已立，再向外補湊若干，便可印行。」

續編與三編

1921年，王國維曾就《四部叢刊》初編提出建議，並開列建議書目。1926年，張元濟表達出版續編之意：「鄙意久思再出《四部叢刊續編》，留心數年，無如好極不易得。」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被毀，幾乎所有藏書毀於戰火，前功盡廢。

張元濟原計劃以涵芬樓藏書為基礎出版與初編相仿的續編，但因藏書多已毀於戰火，只好改為出版規模較小的續編。續編與三編的書籍主要來自鐵琴銅劍樓藏書。

1934年，《四部叢刊》續編出版，收錄75種書籍，分裝500冊。1935年，原續編第二期書籍改稱《三編》，同年10月開始發售預約，1936年7月出齊。

學術評價

國際漢學界評價

1920年，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在《支那學》第一卷第四號發表《論〈四部叢刊〉之選擇底本》，對此書進行介紹。神田指出，就當時預定書目而言，《四部叢刊》部分書籍所選版本並非最佳版本。

同號中，日本學者武內義雄則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四部叢刊》研求精細，不以時代先後作為收錄的唯一標準，而是在各版本中選取版本正確者。加之石印出版方式基本不改動原書面貌，因此《四部叢刊》是超越前人的叢書。

國內學者批評與肯定

葉德輝贊同神田喜一郎的批評，指出《四部叢刊》確有底本選擇不精之處。他認為，商務印書館不願花費過多時間借影古籍，導致版本有所缺失，非完美之作。但他也肯定其價值，認為書中收錄諸多前人未見之本、古本舊注，確有益於學術。

文化影響

《四部叢刊》的出版對中國學術文化產生深遠影響：

1. 保存文獻：透過石印技術大量影印善本，使諸多珍貴古籍得以流傳後世。
2. 促進研究：為學者提供了較為完整且版本精良的文獻資料，推動了二十世紀初中國學術研究的發展。
3. 目錄學貢獻：作為當時目錄學界的主导著作，確立了善本叢書的編纂範式。
4. 道教文獻流通：子部所收錄的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使道教文獻得以廣泛流通，對道教研習者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來源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四部叢刊

校對記錄

• 2026-05-07 確認錯誤：“四部叢刊”與《四部備要》名稱更替的敘述有誤：原文說1915年先擬名《四部備要》，後在孫毓修建議下才更名為《四部叢刊》；但歷史上《四部備要》是商務印書館後來另行出版的另一套書，並非《四部叢刊》更名前的原名。 → 正確：《四部叢刊》確由商務印書館在籌劃時一度擬名《四部備要》，後經孫毓修等建議改稱《四部叢刊》；《四部備要》是後來商務印書館另編刊行的另一套叢書名稱，不等同於《四部叢刊》更名前的正式定名。
• 2026-05-07 確認錯誤：“《四部叢刊》從1922年首編出版至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共出版初編、續編、三編三部”與後文時間線不一致：後文又寫初編1926年出版、續編1934年出版、三編1936年出齊，明顯不是“至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已完成的時間點所能概括。 → 正確：《四部叢刊》初編、續編、三編的刊行時間應分別表述，不能概括成單一時間線；其首編於1922年前後開始刊行，後續續編、三編則分別在1920年代後期與1930年代陸續完成，應避免把全部編次概括為“至抗日戰爭
• 2026-05-07 確認錯誤：《四部叢刊》初編的卷冊數據前後矛盾：前文說“初編共收書323部，8548卷，分裝2010冊”，後文又說初編323部書籍中……，但同類條目在一般文獻中常見的是“收書323種”而非“部”；此處用詞與書目統計口徑混亂，屬明顯不嚴謹，且可能與後文“75種”“500冊”等數據並列造成誤導。 → 正確：《四部叢刊》初編常見的書目統計口徑多作“323種”而非“323部”；若寫作“323部、8548卷、2010冊”，需明確“部/種”的統計標準，否則容易造成書目單位混淆。
• 2026-05-07 誤報排除：“《四部叢刊》按照中國傳統四部分類法編排”表述過於絕對且不準確。《四部叢刊》是按經、史、子、集分類彙印，但其書目選擇不僅限於典型四部分類的“經史子集”標準，也包含版本影印與實用取向；不能簡化成“按照四部分類法編排”而不加限定。
• 2026-05-07 確認錯誤：“其中包含《老子》《莊子》《列子》等道教經典”不夠準確：這些屬先秦子書，與後世道教典籍有密切關聯，但直接稱為“道教經典”容易造成時代歸屬錯置。 → 正確：《老子》《莊子》《列子》等原本屬先秦子書，後世道教將其吸收為重要經典或尊奉文本，但直接稱為“道教經典”在嚴格歷史分類上不夠準確，較妥當的說法是“道教重要典籍/後世道教重視的典籍”。
• 2026-05-07 確認錯誤：“1924年，中華書局出版《四部備要》，因兩者同樣追求實用，書目多有重疊，形成激烈競爭”時間與因果關係表述可疑。四部叢刊與四部備要確有競爭關係，但“因兩者同樣追求實用”作為形成競爭的主要原因過於單一，且《四部備要》的出版時間與四部叢刊初編刊行時間重疊處需要更精確說明。 → 正確：《四部叢刊》與《四部備要》確有競爭關係，但其競爭形成不宜僅歸因於“同樣追求實用”；更合理的表述是：兩者皆屬大型舊籍影印整理出版工程，且在選書、定位與市場上有重疊，故形成競爭。《四部備要》刊行時間也需與
• 2026-05-07 確認錯誤：“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轟炸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被毀，幾乎所有藏書毀於戰火”中的“幾乎所有藏書”表述過滿。商務印書館與涵芬樓在一·二八事變中受重創屬實，但“幾乎所有藏書”作為絕對化說法需要更謹慎，容易造成誇大。 → 正確：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及涵芬樓確遭嚴重破壞，但“幾乎所有藏書毀於戰火”屬過度概括，較妥當的說法應是“藏書與設備損失慘重”“大量藏書毀於戰火”，避免絕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