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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道經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敦煌文獻當中以漢文文獻為最多,但以藏文、于闐文、龜茲文、梵文、粟特文、古維吾爾文、俗文、希伯來文及古突厥文被撰寫的文獻也有不少。敦煌文獻當中除了佛教文獻之外,道教、儒教、景教、猶太教及摩尼教的文獻也在其中。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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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道經

概述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敦煌文獻當中以漢文文獻為最多,但以藏文、于闐文、龜茲文、梵文、粟特文、古維吾爾文、俗文、希伯來文及古突厥文被撰寫的文獻也有不少。敦煌文獻當中除了佛教文獻之外,道教儒教景教、猶太教及摩尼教的文獻也在其中。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經藏目錄等。

1907年,猶太族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200兩銀兩,買走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這些文物至今仍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學部左丞喬樹枏命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後,不直接向學部復命,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並取走。8000餘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不少;這些文物經過儒官的精選,都是上等文物。

整理 敦煌文獻《兔園策府》進行數位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維摩詰經》、《金光明經》、《涅槃經》、《無量壽宗要經》、《佛名經》、《心經》等;另外還有敦煌本《壇經》首題《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是學者胡適研究禪宗最大的依據。1926年,胡適還從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中分別發現《楞伽師資記》的三個抄本(S2054、S4272、P3436);金久經從胡適處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日本人蓧原壽雄整理出《楞伽師資記校注》。1994年,方廣錩依敦煌遺書的《心經》異本作修訂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許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經》中的佚文佚經。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也在藏經洞內出現。所有文獻基本上全是手寫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皇侃的《論語義疏》是現存最早的論語疏。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全都是從未見過的,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不曾收錄在《全唐詩》中,至清末寫本始復出於敦煌石窟

道家典籍有《老子想爾注》、《老子化胡經》等。

《吐蕃贊普傳記》手卷寫本第一頁。

在史料方面,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贊普傳記》記載贊普與吐蕃歷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詳細列出了各地方勢力的範圍及其氏族,以及贊普世系,澄清傳世文獻中的混亂。漢譯本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註》。新羅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是印度和中亞史地的重要史料。

天文學方面,《敦煌星圖》是中國天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星圖之一。

*《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敦煌棋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棋經。

一說敦煌遺書為寺院棄藏,因為首尾完整的經卷很少,絕大多數均為殘卷。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中,約有一半為較小殘片。敦煌遺書由於長期使用,難免有破損等情況。古人往往隨便剪下一塊其他廢舊紙張,貼補在破損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遺書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蓋大。少數如ZSD2081號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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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記錄

  • 2026-05-07 誤報排除:條目題名是「敦煌道經」,但內容大段在介紹整個「敦煌文獻」總論,主題明顯不符;且開頭第一句「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與題名無直接對應,屬明顯節點錯置。
  • 2026-05-07 確認錯誤:「敦煌文獻」的最晚年代寫成「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不合理;敦煌遺書作為出土寫本的通行上限通常止於北宋末或西夏/元初,1196年並非常見且與莫高窟藏經洞封存年代不符,屬明顯可疑。 → 正確:敦煌寫本/敦煌遺書的出土年代下限在文獻中確有不同表述,1196年並非必然錯誤,不能僅據常見概述判定為明顯不符。
  • 2026-05-07 誤報排除:「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中,奧布魯切夫並非敦煌劫掠/購藏活動中常見且明確相關人物,且1905年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到敦煌的時間點也可疑,這段人物與時間對應有明顯錯置風險。
  • 2026-05-07 確認錯誤:「學部左丞喬樹枏命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的官職與人名搭配可疑;通常記載是甘肅學政/地方官員介入,這裡「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不常見,容易是人名或官職張冠李戴。 → 正確:1909年封存莫高窟藏經洞的相關記載中,確有地方官員介入的說法;僅憑此句無法證明人名官職必然張冠李戴。
  • 2026-05-07 確認錯誤:「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的官員職銜與當時敦煌遺書運送經過有明顯疑點;此處「新疆巡撫」與敦煌(屬甘肅)事務的直接對應不合理,且與常見史實敘述不符。 → 正確:敦煌遺書運送北京的經過在不同資料中涉及新疆巡撫何彥升等表述,不能僅憑官銜直覺判定為錯誤。
  • 2026-05-07 確認錯誤:「敦煌石窟」一詞用在《秦婦吟》復出處不精確;通行說法是「敦煌寫本」或「敦煌藏經洞」出土,不是泛稱「敦煌石窟」。這是明顯事件地點表述錯誤。 → 正確:此處若指《秦婦吟》相關寫本重現於敦煌出土文獻,使用「敦煌石窟」屬概括性地點說法,未必構成明顯錯誤。
  • 2026-05-07 確認錯誤:「《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年代範圍可疑;該文書通常記載到9世紀初的吐蕃史事,不止764年。此處屬明顯年代錯誤或大幅截斷。 → 正確:《吐蕃大事紀年》的年代範圍版本與整理方式較複雜,僅憑此句無法確定「650∼764年」必然錯誤。
  • 2026-05-07 確認錯誤:「《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表述過於絕對且不精確;《切韻》是現存最重要/最早的韻書之一,但說「最早」容易與更早韻書是否存在的學術爭議衝突。 → 正確:《切韻》常被稱為中國現存最早、最重要的韻書之一;將其說成「中國最早的韻書」偏概括,但不一定構成明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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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scripture:敦煌道經 · 最後更新:2026/5/8· 版本:20260507 · 版本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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