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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

關帝是由東漢末年武將關羽神格化而成的中國宗教神明，通稱關公、關聖帝君。其信仰融合儒、釋、道三教，兼具忠義教化、伏魔護法、保境安民與祈求財利等職能，並隨朝廷封贈、寺廟祭祀、通俗文學及善書傳播而廣泛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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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

摘要

關帝是由東漢末年武將關羽神格化而成的中國宗教神明，通稱關公、關聖帝君。其信仰融合儒、釋、道三教，兼具忠義教化、伏魔護法、保境安民與祈求財利等職能，並隨朝廷封贈、寺廟祭祀、通俗文學及善書傳播而廣泛流布。^註

名稱與三教信仰

關羽在宗教與民間信仰中有關公、關聖帝君、關二爺、關帝爺、帝君爺等稱呼，鸞堂信眾亦稱其為關恩主或恩主公。

不同傳統對關帝各有側重。儒家尊其為武聖、文衡聖帝或山西夫子，重視其忠義品格；鸞堂亦以文衡聖帝之名崇奉，將其與文運及教化相聯繫。佛教稱其為伽藍神、伽藍菩薩或護法伽藍，奉為寺院守護神；道教則有協天大帝、伏魔大帝、翊漢天尊等尊號。^註

歷史人物與信仰起源

關羽生年未詳；《清代道教關帝經懺及其義理探析》指出，本傳與裴注均未載其生年，後來宗教文獻所列的出生年月不能直接視為正史記載。^註

關羽長期追隨劉備，曾在曹操麾下任職。建安五年（200年），他因斬顏良、解白馬之圍有功，經曹操上表朝廷，受封漢壽亭侯，其後回到劉備陣營。劉備又於建安十四年（209年）及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先後拜其為蕩寇將軍與前將軍。^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關羽進攻曹仁、圍攻樊城，擊破曹軍七軍，並斬龐德；其後遭魏、吳聯合進攻，敗走麥城，奔臨沮而遇害。相關研究對其卒年有不同記法：《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列為219年，《和魂漢神》則列為220年。蜀漢後主劉禪於景耀三年（260年）追諡關羽為壯繆侯。^註

早期關羽信仰與其遇害的荊州地區關係密切。《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將隋唐時期的關羽崇拜描述為區域性信仰，並援引蔡東洲、文廷海的解釋，認為荊州人最初可能以祀厲的方式敬奉關羽亡魂，意在免災避禍。隨著忠義、勇武形象逐漸受到重視，關羽又被奉為平亂驅害、護佑地方的善神。^註

佛教護法傳說以當陽玉泉寺為重要場景。相傳智顗在玉泉遇到關羽顯聖，為其亡靈授菩薩戒，使關羽成為佛門護法。《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並將神秀對關羽的推重，視為關羽崇拜隨禪宗傳播的重要因素。這類敘事構成關帝伽藍身份的宗教傳說，不能與關羽生前事蹟混為一談。^註

歷代封贈與國家祀典

宋代是關羽神格提升的重要時期。北宋哲宗紹聖三年（1096年），荊州玉泉山關帝祠獲賜顯烈廟之名。宋徽宗於崇寧元年（1102年）追封關羽為忠惠公，崇寧四年（1105年）又賜崇寧真君之號，其後在大觀年間封為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加封義勇。武安王的具體加封年次，研究中有大觀二年與大觀三年兩種記載。^註

明代萬曆年間，關羽獲協天護國忠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及關聖帝君等封號。三界伏魔大帝的加封年次，《清代道教關帝經懺及其義理探析》記為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閩南道教碑刻研究》則記為萬曆四十三年。《明清河西道教研究》另記明神宗命全真道士周宏真等奉祀關帝，並啟建三晝夜的慶賀醮典，呈現朝廷封贈與道教儀式相結合的情形。^註

清世祖於順治九年（1652年）敕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強調關羽生前的忠義與神武。清代其後陸續增添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等字，至光緒五年（1879年）加號宣德，形成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的長銜。^註

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追封關羽曾祖、祖父與父親為公爵，分別為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雍正五年（1727年）重修京城白馬關帝廟，將三代公爵木主奉於廟中，並制定五月十三日致祭儀式；雍正七年（1729年）又規定直隸及各省每年於五月十三日和春秋仲月祭祀關帝，祭品使用太牢，使地方官祭逐漸制度化。^註

乾隆時期進一步頒定關帝廟的祭品與儀注，承祭官須於祭祀前一日齋戒。咸豐三年（1853年）決定將關帝升入中祀，自翌年春季起依中祀禮舉行，使用八佾舞。咸豐七年（1857年），皇帝御書「萬世人極」匾額，並令各省府州縣關帝廟一體懸掛，臺灣祀典武廟亦有此匾額。^註

對歷代封贈的政治意義，《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認為，王權介入使關羽由地方崇祀神提升為中央官祀神，而征戰危亂中的靈驗傳說又被用來支持王朝統治。據《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轉引，張羽新在〈清朝為什麼崇奉關羽〉中認為，清廷崇奉關羽的一個重要政治原因，是借助既有的歷史、社會與群眾基礎，以關羽的忠義典範宣揚、提倡忠君思想。^註

神格與祭祀職能

道教賦予關帝伏魔、巡察冥司、庇佑商賈及科舉祿命等職能，其名號亦見於法術、咒語與齋醮儀文。明清道教神號又將其描寫為糾察三界鬼神、掌管刑獄、討伐邪惡及統領兵馬的神將。^註

關帝兼具文、武、財的神德，不同社群各有所求。閩南碑刻所見的士人與武官祭祀，常將推崇忠義品格與教化、護佑的期待相結合。^註

經典、善書與儀式

關帝相關道教經懺見於《正統道藏》《道藏輯要》及《藏外道書》等文獻。《清代道教關帝經懺及其義理探析》將《太上大聖朗靈上將護國妙經》推定為南宋作品，將《三界伏魔關聖帝君忠孝忠義真經》列為明代經典，《關帝覺世真經》則列為明清之際的作品；清代又有《桃園明聖經》《太上忠武關聖帝君護國保民寶懺》及《關聖帝君窮理盡性至命上品說》等文本。^註

《明聖經》有不同的經文與解釋編排。李建德在《清代道教關帝經懺及其義理探析》中描述，《列聖寶經合冊》所收《關聖帝君明聖真經》的經文不分卷，解釋則分為誦經效驗、降生漢世、忠孝廉節、重申正解四部分。^註有關《桃園明聖經》儒家精神的研究認為，關帝經典雖兼採三教思想，仍以儒家倫理為重要核心，《桃園明聖經》尤其著重此一面向。^註

《太上忠武關聖帝君護國保民寶懺》簡稱《關公寶懺》或《關帝寶懺》，由鍾卿雲撰寫，張持真、蔣元庭校訂，收入《懺法大觀》卷五。《清代道教關帝經懺及其義理探析》依神號與刊刻資料，推定其成書於1766年至1797年間；《懺法大觀》則於嘉慶丁巳（1797年）刊刻。^註

《關帝寶懺》包括開懺科儀、啟請諸真、啟懺文、關帝寶誥，以及精忠、大義、高節、清廉、英文、雄武、妙智、神威、護國各品，最後以回向文收束，共十四部分。其內容融入《三國志》本傳與《三國演義》的故事，讚頌關帝行誼。據李建德《清代道教關帝經懺及其義理探析》對2002年田野調查的記錄，太玄道觀將此懺用於關帝誕辰的祝壽道場；受訪者陳文洲道長表示，該文本是他於1996年前往中國大陸訪道時取得。^註

明清時期，關帝善書的印行與信眾積功德、為自己及家人祈福的觀念相連。嚴國銘在〈《桃園明聖經》之儒家精神介紹〉中轉述，《關帝全書折中》所載《流通善書之法》列出十八條印書勸善的目的，涉及功名財祿、祛病延壽、超度亡靈及時和年豐等願望。^註善書因而兼具道德教化與祈福媒介的作用。^註

關帝經典也提供家庭誦經的祭祀方式。嚴國銘在〈《桃園明聖經》之儒家精神介紹〉中引述《桃園明聖經》的「誦經款式」，說明未能塑造或繪製聖像者，可以黃紙朱筆書寫「伏魔大帝關聖帝君神位」，左列張仙天君、右列靈官天君，供奉於中堂，配合齋戒沐浴、潔服、燃燭、上香及茶酒鮮果致敬，作為在家禱告祭拜的方式。^註

地方廟宇與社群

關帝信仰在地方社會的發展，受到道士、官員與商人等不同群體推動。隴南地區自元代開始傳播關帝信仰，主要由道士倡導，所宣揚的形象包括張天師召關羽大戰蚩尤、斬妖除魔與消除災癘；關帝進入當地道觀奉祀則晚至明末。明代地方官員成為主要推動者，清代又隨商業發展，增加商人的參與。^註

明代隴南不少關帝廟設於城門、城牆或甕城附近，形成城廟相連的祭祀格局。《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將此解釋為地方官員塑造城市守護神的方式。天啟三年（1623年），禮縣知縣岳呈玉撰《建關帝廟碑記》，將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洪災中城池未遭摧毀歸因於關帝庇佑，藉靈驗敘事強調其御水護城的神力。^註

嘉慶二十年（1815年），陝西商人王安順、胡登第等倡修徽縣麻沿河鎮關帝廟；道光十四年（1834年），鎮人鎖高華又與士庶、客商商議重修。光緒五年（1879年），西和縣鹽官鎮眾人捐資重修關帝廟，以和盛德、德盛豐、申聚寶等商號捐助最多，顯示商業群體在廟宇建修中的作用。^註

閩南關帝祭祀兼有軍事護佑與民眾祈福的面向。王道學在《閩南道教碑刻研究》中轉述，泉州武廟《增修武廟碑記》記錄武官到任、朔望入廟拈香，以及按升遷職級捐助廟宇的規定。^註

宗族共祀是閩南關帝信仰的重要地方特色。據王道學《閩南道教碑刻研究》的轉述，扶搖村關帝廟由楊氏宗族共祀，乾隆二十七年的重修碑記記錄四個房參與捐助，光緒十年的碑記則列出負責重修的董事會成員。^註

道光年間廣州舊城二十八座祠廟中，有七座專祀關帝、四座合祀關帝與其他神明，合計十一座，約佔四成。道光年間《廣州省城全圖》標示的七座關帝廟中，有三座接近布政司署、舊提督行署及廣東巡撫部院等官署，呈現關帝祭祀與官方空間相連的特徵。^註

河西地區亦可見清代關帝信仰的擴張。《明清河西道教研究》統計清代河西新建關帝廟八十九座，另記新修真武廟三十九座，並認為在國家政權引導下，關帝逐漸取代真武，成為當地軍事將領最主要的武神信仰。此說針對河西的歷史發展，不宜直接推及所有地區。^註

臺灣與鸞堂信仰

福建關帝廟是關帝信仰傳入臺灣的重要分香來源。泉州通淮關岳廟位於交通要道，早期泉州移民赴臺途中常到廟中祈求香火，攜往臺灣奉祀。東山銅陵關帝廟建於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銅陵在清代又是漳州人移民臺灣的重要港口，臺灣因而有不少關帝廟由此分香。^註

屏東內埔後堆福泉堂的信仰與地方團練相連。據該堂沿革，康熙年間由黃阿傳、邱鴻玉、陳炳生創建茅寮，以關聖帝君為主神、後堆伯公守壇。廟後一帶是後堆團練的營盤及跑馬、練兵場所，六堆出堆前在關帝神前卜吉。《內埔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調查研究》據此推測，其主祀關帝與鄰近軍事基地的環境有關。^註

明清時期，關帝與文昌信仰被納入鸞堂體系。信徒將災疫解釋為上天對違反倫理行為的懲戒，並相信以關聖帝君為主的恩主下凡救劫，藉扶鸞宣講忠孝節義、勸人行善積德。臺灣日治初期鸞堂信仰興盛，關帝在其中兼具救劫與文衡教化的形象；部分關帝廟、恩主廟又以教育獎勵、圖書館及文教機構等方式服務地方。^註

清末鸞堂已發展出三恩主信仰，由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呂仙祖）與司命真君（張真君）構成。五恩主則在三恩主之外，再由岳武穆王、豁落靈官王天君、玄天上帝等神明中增奉兩位，各廟組合有所不同。

臺灣部分鸞堂另有關帝接掌玉皇職位的說法，至1970年代尤為盛行。

海外傳播

明清時期，關帝信仰傳至日本、越南、韓國及琉球等地。近世日本以華商聚居的長崎為重要中心：三江幫於1623年建興福寺，泉漳幫於1628年建福濟寺，福州幫於1629年建崇福寺，廣東幫於1678年建聖福寺，均有奉祀關帝的安排。關帝多與媽祖、觀音同祀；崇福寺關帝堂以關帝像居中，關平、周倉像分列兩側。^註

長崎四大唐寺均於農曆五月十三日祭祀關帝，其中聖福寺的祭典規模尤大。自1734年起，聖福寺依明清習俗慶祝關帝誕辰，祈求海上安全，儀式包括上香、獻祭品、舞獅及僧人背誦《關聖帝君覺世真經》，祭後信眾可享用胙肉。1784年又增加一月十三日祭祀，形成一年兩祭。^註

東皋心越禪師將關帝信仰帶到水戶，並於1677年在日本翻印《關聖帝君覺世真經》。1690年，水戶藩主德川光圀支持他在天德寺（祇園寺）增設中國建築風格的關帝堂。據吳偉明《和魂漢神》的記述，心越所攜、被稱為關羽官印的物件後來引起部分人的質疑；該書轉引藤貞幹在《好古日錄》（1797年）中的說法，據印文中的蒙古文字與花押，推測此印可能是元代所鑄的關帝廟之印。^註

關帝善書與靈籤也在日本流通。長崎大通事俞直俊刊行《關帝君遺訓》，內容與《關聖帝君覺世真經》相近；《關帝靈籤御大全》於1725年在京都刊行，亦有俞直俊的跋文。大江文坡的《關聖帝君覺世真經靈應篇》（1791年）則是《覺世真經》的日文註釋書，也是中日關帝信仰交流的史料。^註

黃檗宗佛寺是日本關帝信仰的另一重要場所。大阪清壽院奉有從中國請來的關帝像，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後來增設的關帝廟兼具中式建築與日本社廟元素。佛寺伽藍像的身份也曾發生混淆：《和魂漢神》指出，京都宇治萬福寺的三目伽藍木像在近世被誤認為關聖大帝菩薩，實為五顯華光大帝。^註

吳偉明認為，德川時代的關帝信仰以華僑、華商為主要中心，具有海上平安、商運、佛教護法及忠義等功能，但尚未成為日本全民普及的信仰，一般商人與農民對關帝仍不熟悉。

文學與藝術

《三國演義》以桃園結義、溫酒斬華雄、華容義釋曹操、單刀赴會、刮骨療傷等敘事塑造關羽的忠勇形象，這些故事又經評書、戲劇、鼓詞與圖像傳播。

關羽題材在德川日本的歌舞伎、淨瑠璃及繪畫中有不同改造。近松門左衛門的淨瑠璃《國性爺合戰》（1715年）使用關羽持青龍刀過五關的情節；藤本斗文的歌舞伎《關羽》於1737年初演，劇中平景清在夢中化身關羽。日本舞臺亦將本土武將投射為關羽，或借用青龍刀、赤馬與過五關等標誌，形成中國題材與日本表演形式相結合的藝術形象。^註

出處

本條目引用 33 種資料，點開查看

轉引自吳偉明,〈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2021,數位本影像頁 120–121
轉引自劉胜忠,〈明清道教水陸畫關聖帝君藝術符號研究〉,2023,數位本影像頁 36–36
轉引自王道學,〈閩南道教碑刻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92–93
轉引自周怡然,〈終戰前苗栗客家地區鸞堂之研究〉,2008年
轉引自鍾美梅,〈美濃永安老街客家夥房祖堂主從祀神明研究〉,碩士論文,104,數位本影像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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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李建德,〈清代道教關帝經懺及其義理探析〉,數位本影像頁 2–3
轉引自曾喜城、蔡淑真、羅秋珍、涂展晟,〈內埔鄉客家聚落生活環境調查研究〉,2011,數位本影像頁 152–153
轉引自〈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數位本影像頁 9–11
轉引自〈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數位本影像頁 11–12
轉引自劉胜忠,〈明清道教水陸畫關聖帝君藝術符號研究〉,2023,數位本影像頁 40–41
轉引自王道學,〈閩南道教碑刻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90–90
轉引自程思尹,〈明清河西道教研究〉,2023,數位本影像頁 214–214
轉引自牛利利,〈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279–280
轉引自〈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數位本影像頁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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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劉胜忠,〈明清道教水陸畫關聖帝君藝術符號研究〉,2023,數位本影像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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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王道學,〈閩南道教碑刻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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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嚴國銘,〈《桃園明聖經》之儒家精神介紹〉,數位本影像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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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牛利利,〈元明清隴南地區道教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281–281
轉引自王道學,〈閩南道教碑刻研究〉,2024,數位本影像頁 93–93
轉引自黎志添,〈清代道光年間廣州城區祠廟的空間分佈及其意涵:以道光十五年「廣州省城全圖」為考察中心〉,2016,數位本影像頁 30–30
轉引自〈關帝崇拜的源起與傳佈〉,數位本影像頁 28–29
轉引自吳偉明,〈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2021,數位本影像頁 122–123
轉引自吳偉明,〈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2021,數位本影像頁 126–127
轉引自吳偉明,〈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2021,數位本影像頁 124–125
轉引自吳偉明,〈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2021,數位本影像頁 131–132
轉引自吳偉明,〈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2021,數位本影像頁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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