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

敦煌文獻

概述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敦煌文獻當中以漢文文獻為最多，但以藏文、于闐文、龜茲文、梵文、粟特文、古維吾爾文、俗文、希伯來文及古突厥文被撰寫的文獻也有不少。敦煌文獻當中除了佛教文獻之外，道教、儒教、景教、猶太教及摩尼教的文獻也在其中。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經藏目錄等。

1907年，猶太族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200兩銀兩，買走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這些文物至今仍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學部左丞喬樹枏命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後，不直接向學部復命，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並取走。8000餘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不少；這些文物經過儒官的精選，都是上等文物。

整理 敦煌文獻《兔園策府》進行數位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維摩詰經》、《金光明經》、《涅槃經》、《無量壽宗要經》、《佛名經》、《心經》等；另外還有敦煌本《壇經》首題《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是學者胡適研究禪宗最大的依據。1926年，胡適還從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中分別發現《楞伽師資記》的三個抄本（Ｓ2054、Ｓ4272、Ｐ3436）；金久經從胡適處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日本人蓧原壽雄整理出《楞伽師資記校注》。1994年，方廣錩依敦煌遺書的《心經》異本作修訂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許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經》中的佚文佚經。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也在藏經洞內出現。所有文獻基本上全是手寫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皇侃的《論語義疏》是現存最早的論語疏。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全都是從未見過的，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不曾收錄在《全唐詩》中，至清末寫本始復出於敦煌石窟。

道家典籍有《老子想爾注》、《老子化胡經》等。

《吐蕃贊普傳記》手卷寫本第一頁。

在史料方面，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贊普傳記》記載贊普與吐蕃歷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詳細列出了各地方勢力的範圍及其氏族，以及贊普世系，澄清傳世文獻中的混亂。漢譯本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註》。新羅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是印度和中亞史地的重要史料。

在天文學方面，《敦煌星圖》是中國天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星圖之一。

*《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敦煌棋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棋經。

一說敦煌遺書為寺院棄藏，因為首尾完整的經卷很少，絕大多數均為殘卷。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中，約有一半為較小殘片。敦煌遺書由於長期使用，難免有破損等情況。古人往往隨便剪下一塊其他廢舊紙張，貼補在破損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遺書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蓋大。少數如ZSD2081號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

來源

• 敦煌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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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記錄

• 2026-05-05 誤報排除：「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與「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密室」互相矛盾；藏經洞通常指第17窟，不是第16窟。
• 2026-05-05 確認錯誤：「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表述過於絕對，且不精確；868年《金剛經》木刻本通常是現存最早有確切年代的印刷品，但不能直接說成「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而不加限定。 → 正確：“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若指唐咸通九年木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屬現存最早有確切年代的印刷品之一，但表述應更精確為“敦煌出土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868年木刻本）”。
• 2026-05-05 確認錯誤：將伯希和描述為「1908年...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不符合通行史實敘述；伯希和到敦煌是在1908年，主要是在藏經洞選購文書，數量與價金常見說法也不固定，此處數字與表述過於武斷，易誤導。 → 正確：伯希和於1908年到敦煌，從藏經洞挑選、購得大量文書是通行史實；“600兩銀兩”“1萬多件”屬常見概括性說法，雖數字可有出入，但整體不構成明顯錯誤。
• 2026-05-05 確認錯誤：「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有明顯年代與人物混淆；橘瑞超、吉川小一郎是日本探險家，但敦煌掠取文書的主要活動不在1905年這個時間點，華爾納、奧登堡等人的相關行動時間也不宜如此概括。 → 正確：1900年代至1910年代，確有多位中外探險者、學者自莫高窟及其相關流散渠道獲取敦煌文獻；但具體年份、人物與方式在不同史料中常有差異，該句作概括性敘述不屬明顯錯誤。
• 2026-05-05 確認錯誤：「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此段人物關係與經過寫法不夠準確，且「四人」與前文列舉的人數也不一致，屬明顯敘述矛盾。 → 正確：1910年敦煌遺書入京與何震彝、李盛鐸等人的經手、收藏過程較為複雜；但“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中的“四人”若是指前述全部人名，確有表述不一致，但需結合上下文才能判定為明確錯誤
• 2026-05-05 確認錯誤：「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這種說法不嚴謹；國圖「四大鎮館之寶」的通行表述與名單並非這樣固定對應，且敦煌遺書是否被列為其中之一，需依特定口徑，不能直接寫成定論。 → 正確：中國國家圖書館確藏有大量敦煌遺書，且在館藏宣傳中常被列入重要鎮館級文物/珍品之列；“四大鎮館之寶”各種口徑不一，不能一概判定為錯誤，但表述宜注明“常被視為”或“某些口徑下”。
• 2026-05-05 確認錯誤：「《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表述不當；《切韻》是現存最早、影響最大的韻書之一，但不能直接說是『中國最早的韻書』，因為在《切韻》之前已有韻書傳統與相關著作記載。 → 正確：《切韻》一般被視為現存最早且影響最重要的韻書之一，但“中國最早的韻書”屬過度簡化，因其前已有韻學與相關韻書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