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書

敦煌文書

概述

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其中佛經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敦煌文獻當中以漢文文獻為最多，但以藏文、于闐文、龜茲文、梵文、粟特文、古維吾爾文、俗文、希伯來文及古突厥文被撰寫的文獻也有不少。敦煌文獻當中除了佛教文獻之外，道教、儒教、景教、猶太教及摩尼教的文獻也在其中。

歷史 發現敦煌文獻的王圓籙 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內揀選文書

敦煌在中國漢唐時期是絲綢之路的重鎮。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圓籙在清理第16窟時，發現墻壁後面有一個密室，洞內滿是各種佛教經卷等文物，總數約5萬餘件。佛書占敦煌漢文文獻的百分之九十左右，作品包括經、律、論、疏釋、偽經、贊文、陀羅尼、發願文、啟請文、懺悔文、經藏目錄等。

1907年，猶太族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200兩銀兩，買走了24箱寫本和5箱其他藝術品。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堪稱菁華的敦煌文書，後來大都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這些文物至今仍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佔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學部左丞喬樹枏命護理陝甘總督的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後，不直接向學部復命，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其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並取走。8000餘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不少；這些文物經過儒官的精選，都是上等文物。

整理 敦煌文獻《兔園策府》進行數位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殘卷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佛家典籍，例如《妙法蓮華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維摩詰經》、《金光明經》、《涅槃經》、《無量壽宗要經》、《佛名經》、《心經》等；另外還有敦煌本《壇經》首題《南宗頓教最上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法）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記》，是學者胡適研究禪宗最大的依據。1926年，胡適還從大英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中分別發現《楞伽師資記》的三個抄本（Ｓ2054、Ｓ4272、Ｐ3436）；金久經從胡適處借到此抄本，1931年出版《校刊唐寫本楞伽師資記》；日本人蓧原壽雄整理出《楞伽師資記校注》。1994年，方廣錩依敦煌遺書的《心經》異本作修訂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許多敦煌寫本是《大藏經》中的佚文佚經。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也在藏經洞內出現。所有文獻基本上全是手寫的，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皇侃的《論語義疏》是現存最早的論語疏。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全都是從未見過的，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不曾收錄在《全唐詩》中，至清末寫本始復出於敦煌石窟。

道家典籍有《老子想爾注》、《老子化胡經》等。

《吐蕃贊普傳記》手卷寫本第一頁。

在史料方面，吐蕃史有藏文的《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吐蕃大事紀年》記載了650∼764年間吐蕃王朝的大事。《吐蕃贊普傳記》記載贊普與吐蕃歷任大相。《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世系》詳細列出了各地方勢力的範圍及其氏族，以及贊普世系，澄清傳世文獻中的混亂。漢譯本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註》。新羅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國傳》是印度和中亞史地的重要史料。

在天文學方面，《敦煌星圖》是中國天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星圖之一。

《切韻》是中國最早的韻書。《敦煌棋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棋經。

一說敦煌遺書為寺院棄藏，因為首尾完整的經卷很少，絕大多數均為殘卷。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中，約有一半為較小殘片。敦煌遺書由於長期使用，難免有破損等情況。古人往往隨便剪下一塊其他廢舊紙張，貼補在破損卷子的背面。有的敦煌遺書更小，只是巴掌大、指甲蓋大。少數如ZSD2081號有護首、原軸，完整保持

來源

• 敦煌文獻

此條目由自動擷取生成，內容待人工校對補充。

歷史淵源

敦煌文書之形成，與敦煌所處河西走廊的區位密切相關。自魏晉以來，敦煌即為中原、河西與西域交通往來之樞紐，隋唐時又因軍政設治、佛道並行與地方寺觀活動而成為寫本高度聚集之地。道教文書多出於道士講誦、齋醮科儀、經法傳授與日常修持需要，屬於實際使用中的抄本，而非單純流通於官私藏書的大部頭典籍，因此較能反映唐五代西北地方道教的實踐樣貌。部分文書因戰亂、社會變動或寺觀廢置而被集中封存於洞窟，歷經長時期保存，遂成近代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的重要組成。其內容涵蓋經咒、符籙、戒律、齋儀與養生修煉諸類，並常見異文、佚文與地方化改寫，對重建道教經典傳抄、儀式運作及地域傳播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主要內容

敦煌文書所保存的道教材料，內容極為繁富，約可分為經典抄本、科儀文書、符籙方術及修煉養生諸類。其中文獻既有《道德經》、老君信仰及靈寶、上清相關文本與注疏，也有齋醮程序、祈禱文、懺悔文、表狀、告文等實際儀式用書，顯示道教在地方社會中具備具體的禮儀功能。另有治病、辟邪、鎮宅、禳災等符籙與咒語材料，反映法術傳統的流行。部分文書則涉及導引、服氣、存思等養生修持，呈現道教修煉與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繫。尤值得注意者，是其中常可見道教與佛教、民間信仰及曆算術數互相滲透的現象，顯示中古敦煌的宗教實踐並非界線分明，而是在混融互用中形成具地方特色的信仰世界。

相關典籍

與敦煌文書相關的典籍，首先可參照傳世《道藏》所收之道經與齋醮儀範，如《太平經》《老子想爾注》《太上洞玄靈寶經》諸類，以及《靈寶領教濟度金書》《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等，這些典籍與敦煌所出道經抄本在教義表述、科儀結構與符籙文體上多有對讀價值。其次，《雲笈七籤》廣采前代道書，保留不少已佚文獻或節錄異文，尤可與敦煌殘卷互校，以考察中古道教經典的流傳與變形。再者，正史與類書如《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及*《冊府元龜》*，對道經著錄、道士活動與宮觀制度有所記載，能為敦煌文書所反映之地方道教實踐提供歷史脈絡。晚近研究又常以《敦煌遺書》《敦煌寶藏》及相關校錄本為基礎，結合傳世典籍比勘，重建敦煌道教文獻的系統面貌。

文化影響

敦煌文書的發現，深刻改寫了現代學界對中古道教的認識。過去道教史多倚重《道藏》及傳世正典，容易將道教理解為以宮觀、經典與高層教團為中心的宗教體系；而敦煌寫本所呈現者，則是道教在唐宋之際於邊地社會、家戶生活與地方儀式中實際運作的樣貌，顯示其與佛教、民間信仰及術數傳統之間存在高度交涉與共享。這些文書不僅保存經典抄寫、符籙科儀與祈禳實踐的具體細節，也揭示宗教文本在流通、改編與在地化過程中的彈性。就文化史而言，敦煌文書促進了宗教史、文獻學、書法史、圖像學與出土文書學的跨領域整合，使道教研究得以從單純義理詮釋轉向歷史現場的整體理解。其對今日道教復原儀式、宗教藝術及文化展示亦具啟發意義，故不僅是重要史料，亦為理解中國宗教文明與絲路文化交流的關鍵窗口。

學術專區

<!-- paper:a74fc6e22d80 -->

• 敦煌P.2058V 文書中的結大隨求壇發願文

<!-- paper:b2ce1c27cbe6 -->

•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 paper:cb5551b01754 -->

• cb5551b01754

校對記錄

• 2026-04-21 格式校正：3 段
• 2026-04-21 補強：歷史淵源 +289字
• 2026-04-21 補強：主要內容 +269字
• 2026-04-21 補強：相關典籍 +304字
• 2026-04-21 補強：文化影響 +322字
• 2026-04-21 論文：+4篇
• 2026-05-05 誤報排除：「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868年），現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表述不精確：868年的《金剛經》通常指英國圖書館藏本，且是現存最早的有明確日期木版印刷品之一，不是泛指「敦煌出土的唐代金剛經」都如此；將其直接作為敦煌文書概述容易造成歸屬混淆。
• 2026-05-05 確認錯誤：「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卷」中，奧布魯切夫不是敦煌劫購文書的重要人物，這段人物與事件對應有明顯錯置。 → 正確：此處人物表述有誤，奧布魯切夫並非敦煌文書劫購史中的標準重要人物；俄、日、法、美等在敦煌文書流散中的關鍵人物通常指奧登堡、伯希和、斯坦因、華爾納、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等。
• 2026-05-05 誤報排除：「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以600兩銀兩為代價，獲取了1萬多件」中的時間與數量表述過於粗略且有誤導性：伯希和到敦煌是1908至1909年，購得與帶走的數量常見說法並非簡單等同於「1萬多件」全部同一口徑。
• 2026-05-05 確認錯誤：「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與藏經洞發現史不符：著名藏經洞是第17窟，但不是「1900年發現於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這種簡化說法；其發現的是密藏文獻，且實際是由王圓籙在1900年前後清理時發現。 → 正確：藏經洞是莫高窟第17窟，為1900年前後由王圓籙在清理洞窟時發現，出土的是大量密藏文獻，不宜簡化為「1900年發現於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
• 2026-05-05 確認錯誤：「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的人名與官職有明顯錯誤或混淆：當時主持運書到北京的相關官員通常記為新疆巡撫袁大化、學部等系統，何彥升並非此事件的標準人物對應。 → 正確：1910年敦煌遺書運往北京的主導者通常記為清政府學部及相關官員，並涉及袁大化等人物；「新疆巡撫何彥升」與此事件對應不符，屬人物與官職混淆。
• 2026-05-05 確認錯誤：「到北京後，不直接向學部復命，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的敘述過度具體且不合通行史實：敦煌遺書入京後確有被多位官員分取，但「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這一細節很可疑，且與常見記述不一致。 → 正確：敦煌遺書入京後曾發生分散、私藏、轉移等情況，但「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這一細節缺乏通行史實支持，表述可疑。
• 2026-05-05 確認錯誤：「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列舉中，《帝王概論》與虞世南的已知傳世著作對應可疑，書名與作者組合明顯可能張冠李戴。 → 正確：「虞世南的《帝王概論》」疑有書名與作者錯置，與虞世南已知傳世著作不相符；該條列舉不宜直接據為定論。
• 2026-05-05 確認錯誤：「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不準確：變文作為敦煌俗講文本，與「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沒有公認的直接對應說法，這個歸屬過於武斷。 → 正確：「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缺乏公認、直接且明確的歷史對應，屬過度武斷的歸因。
• 2026-05-05 確認錯誤：「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與前文「總數約5萬卷」「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三者口徑混亂，使用了不同統計單位卻未交代，容易造成數量自相矛盾。 → 正確：「現存58,000號漢文遺書」「總數約5萬卷」「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屬不同統計口徑與不同階段數據，若不加說明並置，確有造成數量混亂與自相矛盾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