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鸞問事

扶鸞問事

概述

扶鸞問事，又稱扶乩、扶箕、架乩、揮鸞、飛鸞、拜鸞、降筆、請仙等，是中國民間信仰中一種歷史悠久的占卜與通靈方法。其核心機制是透過被稱為「鸞生」或「乩身」的靈媒，讓鬼神附身於其上，以木筆在沙盤上書寫字跡，再由旁人唱讀、記錄，形成詩文或判詞，信徒據此與神明進行溝通、問事求指引。在道教傳統與民間教派中，扶鸞問事不僅是占問吉凶的占卜手段，更被用於勸化世人、闡述義理，許多善書與道經皆透過此法而降世。

「扶鸞」之名源於古代傳說中的神鳥鸞鳥，相傳鸞鳥是西王母的使者，專責傳達神明的訊息，因此「扶鸞」即有扶助鸞鳥、傳達神谕之意。「問事」則點出此儀式的核心功能——向神明請示疑難、祈求指引。扶鸞問事在華人社會流傳甚廣，至今仍見於台灣、香港等地的鸞堂與道觀之中。

起源與早期發展

扶鸞問事的歷史可遠溯至中國古代。最早的文獻記載見於南朝劉宋時期劉敬叔所撰《異苑》，其中記述時人在正月十五夜，於廁所或豬欄邊迎祭紫姑神，透過偶像的跳動來占卜當年的蠶桑豐歉，可視為扶鸞問事的濫觴。

至宋代，扶鸞問事的形式與功能均有顯著擴展。沈括《夢溪筆談》已有關於「扶箕」的記載，顯示當時迎祭廁神紫姑已蔚為風尚，且降神日期也不再限於正月十五之夜。宋人洪邁《夷堅三志》壬卷三《沈承務紫姑》詳細記載了召請紫姑的方法：「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此時降神的主體不限於神仙或道士，也可以是古代歷史人物，扶鸞問事逐漸成為文人雅士閒暇之時的風雅活動。

明清時期的繁盛

明清時期，紫姑卜信仰依然普遍流行，尤其在士大夫階層中蔚然成風。據記載，明末崇禎八年（1635年），江南文人葉紹袁曾為亡女葉小鸞舉行扶鸞招魂儀式，現場並有文學大家錢謙益見證。錢氏日後記述，葉小鸞在扶鸞中「矢口而答，皆六朝駢儷之語」，其文采風華令人驚嘆。清初詩人方文在《嵞山集・續集・徐杭游草》中亦附有潘江《和方文降乩詩》，顯示扶鸞問事已深度融入文人社交與文化生活。

清代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嘆，除其文藝活動外，亦精通扶鸞問事，據稱錢謙益曾為其見證。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扶鸞之事不下百次，但同時也表達了相當的理性思考，認為扶鸞所降者多是「靈鬼之能文者」，而非真正的高真大神：「所稱某神某仙，大屬假託；即自稱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與紀昀同時代的江南才子袁枚，在其所著《子不語》中亦收錄大量扶鸞事跡，其中名篇〈關神下乩〉記述關帝君以幽默口吻責備士人不盡忠的故事，頗具文學價值。

清中葉名臣葉名琛之父葉志詵愛好扶鸞問事，葉名琛特建長春仙館供奉呂純陽、李太白二位仙人，事無大小皆請示乩手。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葉名琛親自扶鸞，乩示呂洞賓語「十五日後便无事」，遂既不與聯軍交涉，也不加強防守，最終兵敗被俘，時人譏之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總督」。此事成為扶鸞問事在政治軍事領域應用失當的著名案例。

近現代的延續

進入近現代，扶鸞問事的形式分化為「單人箕」與「雙人箕」兩種主要類型，並繼續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區流傳。目前扶鸞問事仍主要見於台灣、香港的道觀鸞堂，以及恩主公信仰、母娘信仰、羅教團體等民間教派之中。近代文學家巴金在《家》《春》《秋》三部曲中亦描寫了扶鸞問事的情節，顯示其在近代社會中仍有相當的文化存在感。

儀式人員與組織

扶鸞問事的正常運作需要多人配合，形成完整的「六部」或稱「三才」人員編制：

• 正鸞（鸞生、乩身）：核心人物，負責接受神靈附身，並以木筆在沙盤上書寫字跡。
• 副鸞：協助正鸞穩定木筆，引導鸞筆走位，確保字跡可辨。
• 唱生（鸞唱）：根據鸞筆在沙盤上畫出的痕跡，唱讀出文字內容。
• 記錄生（鸞筆生）：將唱讀出的文字謄錄下來，整理成完整的詩文或判詞。

上述四人為基本編制，部分場合還配有輔助人員，合稱「六部」。整個過程需要高度的默契配合，任何一個環節失誤都可能影響訊息的準確傳達。

工具與場域

扶鸞問事所使用的法器以「鸞筆」為核心，通常為Y字型的桃木與柳木複合木筆。桃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辟邪驅鬼的功能，柳木則被認為具有靈性，便於與鬼神溝通。書寫介質一般為預設的沙盤，鸞筆在沙盤上划動留下的痕跡，即被視為神靈的文字表達。

扶鸞問事的舉行地點可以是正式的道觀鸞堂、廟宇，也可以是私人家中設立的臨時鸞壇。清代葉名琛所建長春仙館即為私人供奉乩仙的典型場所。

過程與功能

扶鸞問事的運作過程大致如下：首先進行請神儀式，邀請指定的神明降臨鸞壇；接著正鸞進入恍惚狀態（俗稱「起乩」），聲稱受到神靈附身；此時鸞筆自動在沙盤上划動，形成字跡；唱生即時辨識並唱讀出文字內容，記錄生同步抄錄；待一篇詩文或判詞完成後，鸞生「退鸞」，神靈離去，整個儀式結束；最後由鸞堂主持人或通曉文理者對所得訊息作出解釋。

扶鸞問事所得到的結果，通常是格式典雅、措辭古雅的詩詞或文章，而非日常口語化的直接答覆。信徒透過鸞示的詩文隱喻與象徵，來理解神明的旨意與指引。這種以詩文傳達神諭的特點，使扶鸞問事兼具宗教神秘性與文學藝術性。

在功能上，扶鸞問事主要用於以下領域：

• 日常問事：占問事業、感情、健康、財運等個人事務
• 宗教勸化：神明透過鸞文勸人為善、闡述因果報應
• 經書降筆：許多道教經典、善書以扶鸞方式撰成
• 扶魂招靈：為亡者傳話，如葉小鸞故事所示

相關典籍

扶鸞問事與大量道教經書及善書的產生密切相關。以下為透過扶鸞而降世的代表性文獻：

典籍名稱	性質	特點
《地獄遊記》	善書	記述遊歷地獄所見，闡明因果報應
《天堂遊記》	善書	記述遊歷天堂所見，弘揚道法
《阿鼻地獄遊記》	善書	記述阿鼻地獄種種慘況，勸人止惡
《新阿鼻地獄遊記》	善書	前書之續篇
《呂祖全書》	道教經書	收錄呂洞賓降筆乩示之文，有清代四種不同版本
《悟真篇》	道教內丹經典	張紫陽所著，但後世扶乩常假託其名

此外，歷代文獻如《異苑》、《夢溪筆談》、《夷堅志》、《閱微草堂筆記》、*《子不語》*等，對扶鸞問事的記載與評論，亦為研究此一宗教實踐的重要史料。

對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影響

扶鸞問事在道教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是道教神明與信眾溝通的重要橋樑之一。在鸞堂道壇中，扶鸞問事往往與宣講善書、施藥救人、濟困扶危等慈善事業相結合，形成兼具宗教修煉與社會救濟功能的鸞堂文化。台灣的鸞堂傳統尤為發達，鸞堂不僅是宗教場所，也是社區教育與道德教化的中心。

對中國文學與思想的影響

扶鸞問事對中國文學傳統產生深遠影響。歷代文人士大夫將扶鸞視為風雅之事，透過鸞壇與古人神交、賦詩唱和，產生大量扶鸞文學作品。此外，扶鸞問事在文人筆記中的大量記載，也成為觀察明清社會思想與宗教觀念的重要窗口。

批評與反思

歷代以來，對扶鸞問事的質疑與批評始終存在。清人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即指出，扶鸞所降者多為能文之靈鬼，而非真正的高真神明，且一旦詢以神仙本人的詩文作品，往往以「年遠忘記」作答。《槐西雜志》亦記載，有人以張紫陽*《悟真篇》*向乩仙求道，乩仙只答以「金丹大道，不敢輕傳」，顯示其對道門要義的陌生。近代以來，扶鸞問事更被部分人士歸類為迷信行為，其科學性與真實性持續受到質疑。

影視文化中的呈現

近代文學作品如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對扶鸞問事的描寫，將其置於新舊思想交匯的時代背景下，呈現出傳統宗教實踐與現代理性觀念之間的张力與衝突。巴金在作品中感嘆「如今扶乩已近失傳」，反映出扶鸞問事在現代化进程中逐漸式微的趨勢。

來源

• 劉敬叔《異苑》（南朝劉宋）
• 沈括《夢溪筆談》（北宋）
• 洪邁*《夷堅志》*（南宋）
•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清）
• 袁枚《子不語》（清）
• 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 David K. Jordan（焦大衛）、Daniel L. Overmyer（歐大年）著，周育民譯：《飛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 黎志添：〈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

LIUS 學術補證札記

學術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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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據與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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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內互讀：扶乩、扶箕、中國民間、信仰、占卜、通靈、鸞生、乩身、靈媒、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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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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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後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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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5：術語翻譯、分類與避免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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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6：可引用範圍與不可越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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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7：版本、年代與地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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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8：與站內論文、節點與書目線索的互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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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9：後續校勘、頁碼與原文回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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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0：公共知識庫呈現時的責任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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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1：題名、異名與語義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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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2：經典、方志、碑刻與田野材料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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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3：道教史位置與跨傳統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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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4：儀式、制度或信仰實踐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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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證軸線 15：術語翻譯、分類與避免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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