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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壇扶鸞

乩壇扶鸞，又稱扶乩、扶箕、架乩、揮鸞、飛鸞、拜鸞、降筆、請仙、卜紫姑等，是中國民間信仰中一種歷史悠久的占卜與通神方法。其核心特徵在於透過被視為受鬼神附身的「鸞生」或「乩身」，以特殊的木製鸞筆在沙盤上書寫字跡，由旁人唱讀、記錄，最終形成詩文或神谕，以作為神明的指示或與神明溝通的橋樑。此儀式在中國歷代文獻中多有記載，並延續至今，仍活跃於台灣、香港等地的道觀與民間宗教團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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乩壇 扶鸞

概述

歷史淵源

起源與早期發展

扶鸞最早見於南朝劉宋時期，劉敬叔所撰*《[[異苑*》]]一書已有記載。當時民間於正月十五日在廁所或豬欄邊迎請紫姑神，透過偶像的跳動來占卜未來養蠶事宜，可視為扶鸞的早期形態。此一迎請紫姑神的習俗，反映了古代社會以神祇為媒介進行占問的宗教心理。

宋代的普及與文人化

進入宋代，扶鸞信仰進一步普及。沈括《[[夢溪筆談》]]已提及扶箕之風尚，且降神日期不限於正月十五，可見其已融入日常民俗生活。更重要的是，宋代的降筆對象不再局限於神仙、道士，也可召請古代名人。洪邁《夷堅三志》壬卷三《沈承務紫姑》詳細記載了當時召請紫姑的方法：「以箕插筆，使兩人扶之，或書字於沙中。」此時扶箕已逐漸成為文人閒暇之時的雅事，不再僅限於民間底層的宗教實踐。

明清時期的鼎盛

明清之際，紫姑卜信仰依然普遍，並盛行於士大夫階層。明崇禎八年（1635年），葉紹袁為亡女葉小鸞招魂，文學大家錢謙益亦在現場目睹，後記錄葉小鸞「矢口而答，皆六朝駢儷之語」，可見扶鸞在士人社交圈中的影響力。清初文學家金聖歎以扶乩見稱，據稱其技藝得到錢謙益的認證。稍後的袁枚在《子不語》中亦記載大量扶乩事跡，其中名篇「關神下乩」敘述關帝君以幽默口吻責備士人盡忠不足的故事。與袁枚同時代的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扶乩之事不下百次，但本人對此抱持審慎態度，紀昀指出扶乩所稱的神仙多屬假託，且被召請的「古人」往往無法回答其本人的詩文作品，顯示其對扶鸞真實性的深刻質疑。

近現代的延續

清中葉名臣葉名琛之父葉志詵愛好扶乩，葉名琛特於廣州建造長春仙館供奉呂純陽、李太白二仙，事無大小皆問於乩手。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期間，葉名琛親自扶乩，得呂洞賓指示「十五日後便无事」，遂既不與聯軍交涉，也不防守，最終戰敗被俘，時人譏之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總督」，成為扶鸞應用於政治決策的著名失敗案例。近代文學家巴金在《家》《春》《秋》中亦描述覺新以扶乩寄託對亡妻的思念，可見扶鸞在近代社會中的文化蹤跡。

主要內容

參與人員與組織

扶鸞儀式需要多人配合才能順利進行，基本編制為「六部」或稱「三才」人員，包括：

正鸞：俗稱乩身，為受神明附身而執筆書寫者，是儀式的核心人物。
副鸞：輔助正鸞，協助控制鸞筆的穩定運行。
唱生：負責辨識並唱讀鸞生在沙盤上寫出的字跡。
記錄生：將唱生的朗讀內容抄錄成為完整的文章或詩詞。

此外，乩壇運作還需有鸞堂管理人員負責安排儀式、接待信眾、保管鸞堂文書等工作。

工具與器材

扶鸞所使用的核心工具為「鸞筆」，又稱「鸞卜」或「鸞杖」，傳統上以桃木與柳木合成，呈Y字形。桃木在道教傳統中具有驅邪辟邪的功能，柳木則被認為具有靈性，兩木合一而成的鸞筆被視為溝通天地的靈器。書寫介質通常為預設的沙盤，沙盤的細沙便於鸞筆滑動留下字跡，亦便於抹平重寫。蘭陽博物館現存有鸞筆的展示實物，可供後人了解其形制。

儀式過程

扶鸞進行時，正鸞、副鸞各一人面對沙盤站立，鸞筆由正鸞雙手持握。當正鸞進入恍惚狀態，被神明附身後，鸞筆開始在沙盤上自行移動，形成字跡。唱生依字跡逐一唱出，記錄生則將文字抄錄下來，最終整理成為一篇完整的詩詞或文章。整個過程中，鸞生被認為是神明的代言人，其身心由神明接管，自身的意識處於暫時退讓的狀態。

乩示內容的特徵

根據歷代記載，扶鸞所得的乩示通常以極為古典的詩詞或駢儷文章的形式呈現，語言風格高雅，用典繁複。這種形式本身就賦予了乩示某種神聖性與威權性，使其與日常語言有所區隔。乩示內容可涉及問事者的命運前程、疾病的療法、亡靈的歸宿、神明的教誨等多個面向。

扶鸞的形式分類

依據參與人數與操作方式的不同，扶鸞可分為：

單人箕：由一人獨立操作沙盤與鸞筆，適用於小型或私密性的占問場合。
雙人箕：由兩人共同扶持鸞筆，為較為正式的乩壇運作模式，也是傳統鸞堂最常見的形式。

文化影響

對文人文化的影響

扶鸞自宋代文人化之後，成為士大夫階層的一種文化活動。明清時期，許多文人雅士在書房或私人場所設鸞問事，與神仙或古代先賢進行文字交流，儼然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學遊戲與精神寄托。金聖歎、袁枚、紀昀等著名文學家皆曾參與或記載扶鸞事跡，使扶鸞成為中國文學史與宗教史上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

對民間宗教的影響

扶鸞在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社區的民間宗教中影響深遠。恩主公信仰、瑤池金母（母娘）信仰、羅教團體等，皆有扶鸞的傳統。鸞堂作為扶鸞活動的場所，通常設有專門的乩壇，由訓練有素的鸞生主持，定期或不定期舉行扶鸞儀式，為信眾解答疑惑、指點迷津。在這些宗教團體中，扶鸞不僅是占卜工具，更是神明傳達教義、編纂經典、指示門徒的重要途徑。

宗教學研究的關注

扶鸞作為一種結合了宗教體驗、書寫實踐與社會互動的複合儀式，長期受到宗教學、人類學、民俗學研究者的關注。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討扶鸞的儀式結構、信仰意涵、社會功能及其在歷史變遷中的轉型。

來源

許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David K. Jordan（焦大衛）、Daniel L. Overmyer（歐大年）著，周育民譯：《飛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黎志添：〈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
黎志添：〈清代四種《呂祖全書》與呂祖扶乩道壇的關係〉
賀登崧：〈1948年於北京舉行的一次秘密宗教扶乩〉
丁仁傑：〈由「奧法堂」到「天仙金龍堂」：漢人民間社區中的扶鸞與宗教實踐〉
志賀市子：〈一八九四年穗港地區的鼠疫流行與扶鸞的乩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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