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文

全唐文

概述

《欽定全唐文》，簡稱《全唐文》，乃清嘉慶年間奉敕編纂之唐五代文章總集，屬官修斷代文獻之鉅製。其所收不僅為唐代散文、制誥、碑誌、書啟、論議、序記、祭文、銘頌等文章，亦兼及五代十國諸文，體例宏富，網羅極博。從文獻學與唐代學術史觀之，《全唐文》不獨為「文」之總匯，更是唐代政治制度、士大夫交遊、宗教信仰、地方社會與碑誌書寫的原始資料庫，對唐史、道教史、佛教史、金石學、版本學皆具綱領性意義。

若以道教文獻學觀之，《全唐文》雖非道教經典本身，卻是考訂唐代道教文獻流變、宮觀制度、齋醮科儀、道士傳記與詔敕碑記的重要旁證。唐代為道教經典整理、國家禮制與帝王崇道交織最盛之時，《全唐文》所存敕令、碑銘、序文、傳記與議論，正可補《道藏》之內典不足，亦可與《正一》《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等部所收經法互證。就學術地位而言，它與*《[[全唐詩*》]]並峙，為清代官修唐代文獻的雙璧；而在道教研究中，其角色尤近於「外圍經典」：非屬道藏，卻常可證經、證人、證事、證制，功用甚大。

從經典分類的角度，傳統「道藏」之學將道經依三洞四輔、七部等系統分攝，而《全唐文》所載道教材料多散見於皇帝詔令、道觀碑記、道士墓誌、祈禳疏記、題名詩序之中，並不單列於某一經部。然而若以內容歸類，則可見其與洞真類重在上清高真、內修登真之論；與洞玄類重在靈寶齋法、度亡薦靈之教；與洞神類重在符籙禁咒、驅邪治病之術；與太玄、太平、太清諸部所保存之養生、治世、丹法、服氣思想亦多相關。又唐代正一天師道與官府儀制關係尤密，故《全唐文》中所見敕建道觀、賜額、度牒、封號等材料，尤能映照正一法統之制度化過程。

從學術史看，《全唐文》在唐代文獻整理史中，承接《文苑英華》《唐文粹》《唐大詔令集》等舊總集，而又以清代考據之嚴整精神重加編次，雖未盡免訛誤漏脫，仍是唐文集大成之作。就道教研究者而言，其最大價值不在文本之「純」，而在材料之「廣」：一則能補《道藏》經籍所未錄的世俗化宗教實踐，二則能補斷代史籍對道教人物與制度記載之欠缺，三則能為經典成書年代、傳寫過程與託名問題提供外證。

成書背景

《全唐文》的編纂，直接起於嘉慶十二年（1807）清仁宗偶得內府舊藏《唐文》一百六十冊。仁宗覽之，認為體例未協、選錄失當，且誤以史書對話、混收隋文、脫漏訛舛甚多，遂命重新輯纂。翌年嘉慶十三年（1808）正式設立「全唐文館」，以文華殿大學士董誥總領其事，合廷臣學者一百餘人入館編校。此一工程屬典型清代官修巨編，與《四庫全書》體例精神一脈相承，重在博採群書、類聚排次、奉敕成書。

其底本並非憑空起造，而是以內府舊《唐文》為樞紐，再廣蒐《四庫全書》所收唐人別集、《文苑英華》《唐文粹》《唐大詔令集》《古文苑》及《崇古文決》《文章辨體彙選》等，並從《永[[樂大典]]》及史書、子部、方志、金石碑版中鉤稽散佚。此種編纂方法，使《全唐文》既有「總集」的普攝性，亦具「輯佚」的補殘性。嘉慶十九年（1814）閏二月全書告成，進呈欽定，並由仁宗御製序文；後交內府與兩淮鹽政系統刊刻，嘉慶二十四年（1819）始有揚州官本，光緒年間又有廣州重刻本，版本流傳較為複雜。

至於內府舊藏《唐文》之來源，歷來多有推測，或指海寧陳氏、玲瓏山館、傳是樓遺藏，後經陳其元《庸閒齋筆記》考定，實與陳邦彥有關。原書今已不存，但其輯錄範圍與未完成之編次，仍可從後出官修本與相關筆記中窺見輪廓。這段前史對道教史研究尤具意義，因其反映清代以來對唐代宗教文獻的再整理，實已將散逸於經、史、子、集及金石之間的道教材料，重新收束為可供近代學術使用的大型語料庫。

主要結構

《全唐文》依編排體例，先列諸帝，次后妃，再宗室諸王、公主；五代亦依此序，十國君主附於五代之後。其後為臣工、釋道、閨秀，末附宦官與四裔。此種安排承襲《全唐詩》之類次法，重在尊卑秩序與身分分列。就卷次而言，現行通行本為卷首四卷加正文一千卷，共一千零四卷，實際編次以人物與類屬為主，而非以題材嚴格區分。每一作者名下，往往收其制誥、碑誌、表奏、書札、記序等雜體，故其結構可概括為「以人繫文、以類附人」。

卷首四卷，多載序文、凡例、職名與編纂緣起，為全書之綱領。正文則由帝王、后妃至臣工層層展開；其中「釋道」部分尤其值得道教學者重視，所收多為道士傳記、宮觀碑記、敕建道觀記、齋醮祝文、祈雨禱文等。卷末附錄宦官與四裔文，顯示官修總集對邊緣群體的最低限度收容。從文獻整理角度看，這種結構雖非最適於檢索主題，卻便於按作者考察唐五代文風與身分制度。

就版本面言，嘉慶十九年武英殿刊本為現存主流底本，全書五十函、五百零四冊，版式採線裝，九行二十二字，板心有書名與卷次。編校層級亦甚嚴密，設正總裁、副總裁、總閱、提調、總纂、纂修、協修、收掌、監刊、刊校等職。對研究者而言，這不只是官書編制，更是近代大型文獻工程的方法史樣本；其校勘制度、搜羅範圍與缺失機制，皆可作為觀察清代學術行政的窗口。

核心思想

第一，《全唐文》的核心思想之一，在於「以文存史」。唐代文章於中國文學史上兼具制度文書、士大夫書寫與宗教實踐三重功能，因此總集不只是文學選本，更是歷史材料的聚合體。尤其對道教研究而言，詔敕、碑記、祭文、疏記、傳狀等文本常直接記錄道教政策、宮觀營建、封號賜額、齋醮禳禱與道士行誼，具有一手史料性。

第二，《全唐文》亦體現「官修總集」的國家視野。其編纂並非私人選文，而是由朝廷主導，將唐五代文學置於一套可治理、可分類、可敘列的秩序之中。這種秩序既是文體學的，也是政治性的：帝王居首，臣工次之，道釋另列，邊緣身分附編於末，反映出正統王朝對文化資源的整編與再註釋。道教材料在其中雖不居核心，卻因皇權與宗教互動頻繁，反而留存相當可觀的制度痕跡。

第三，《全唐文》蘊含「輯佚補亡」的知識理想。唐代文獻散佚極甚，清人欲重建唐文全貌，只能依賴多源互證：別集、類書、正史、碑刻、方志、筆記、總集互相參照。這種方法使《全唐文》雖常有錯簡、誤收、漏收，仍然成為後世重建唐代思想史、制度史、宗教史的基礎庫。對道教史而言，許多道觀碑文與道士小傳，正因官修總集的輯錄而得以傳世，否則或將湮沒無聞。

第四，就思想史脈絡觀之，《全唐文》所載唐代宗教文章，尤其反映唐人對道教「治世」與「修真」的雙重期待：一方面，道教被納入國家禮制，參與祈雨、禳災、延壽、醮祭；另一方面，道教又作為個人修煉、長生與出世之道，透過上清、靈寶、正一、內丹等多重傳統展開。此種並存狀態，使《全唐文》成為理解唐代宗教文化混融的關鍵文本群。

重要原文

「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畢萃於茲。」 白話譯：唐代一整個時代文壇的精華，都匯聚在這裡了。 此句為清人對《全唐文》之總評，點出其匯聚唐文之功。

「體例未協，選擇不精。」 白話譯：體例安排不夠妥當，選文也不夠精審。 此為清仁宗對舊本《唐文》的批評，亦是重編《全唐文》的直接起點。

「將史書中唐人對話誤以為個人文章。」 白話譯：把史書裡唐人的對話，誤當成個人撰寫的文章。 此語揭示舊本輯錄之疏失，亦說明官修重編的必要。

「不收錄小說作品。」 白話譯：不把小說類作品收入。 此為《全唐文》修訂體例的重要原則之一，體現其對「文」之正統界限。

「以內府舊藏《唐文》為底本，廣泛蒐羅……並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散見的殘篇。」 白話譯：先以宮中舊藏《唐文》作基礎，再大量搜集各種書籍，並從《永樂大典》裡抄出零散殘篇。 此段概述編纂方法，顯示其博採群書、輯佚補殘的規模。

「《全唐文》不注出處，一塌糊塗，殊可笑也。」 白話譯：《全唐文》不標明文章出自何書，混亂得很，實在可笑。 此為陳垣對其史料處理的嚴厲批評，反映近代學術對引文來源的要求。

「卷三百五十七所收〈皇甫冉集序〉實非高適所作。」 白話譯：第三百五十七卷收錄的〈皇甫冉集序〉，其實不是高適寫的。 此例指出《全唐文》存在誤收、誤署作者的問題。

「〈陋室銘〉一篇亦被質疑為託名劉禹錫之偽作。」 白話譯：〈陋室銘〉也有人懷疑是假借劉禹錫名義寫的。 此段顯示《全唐文》中著名篇章亦未必可靠，需結合版本與文體學審查。

相關神靈／宗派／儀式

《全唐文》所涉道教內容，與上清派、靈寶派、正一派、天師道、茅山宗、閣皂宗、龍虎山法脈等皆有關聯。其中文獻層面常見的神靈包括太上老君、元始天尊、玉皇大帝、三官大帝、東嶽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等；儀式層面則多見齋醮、祈雨、禳災、醮天、度亡、建觀、賜額、封號、度牒與醮祭等制度性實踐。這些內容雖散見於詔敕、碑文與記序之中，卻足以反映唐代國家宗教與道教法統的互動。

例如唐帝崇奉道教時，常見敕建道觀、賜號高真、命道士設醮祈福；而地方官與士大夫則多以碑記方式保存宮觀沿革與高道行實。對研究洞[[玄靈寶]]齋法者，詔敕與記文可補經文之未詳；對研究正一道度牒制度者，朝廷文書尤為關鍵。就此而言，《全唐文》雖非經藏，卻是道教制度史不可或缺的外證文庫。

學術評價

《全唐文》的最大學術價值，在於其「廣」。它並非單純選錄名家名篇，而是儘可能保存唐五代各階層、各類型文書，使今日學界得以從中重建唐代知識社會。尤其在道教研究中，許多宮觀碑、道士墓誌、詔敕記文，本屬難覓之材料，因《全唐文》而得以系統性檢索。若結合《唐代墓誌彙編》、敦煌文獻與道藏諸本，更能推進唐代宗教史的立體重構。

然而其缺陷亦相當明顯。最受詬病者，即不標出處，致使文獻鏈條斷裂，後人難以判斷所據版本與傳抄層次。再者，編者多從二手、三手材料抽錄，故誤收、重出、脫漏、作者訛署所在多有。近代以來，勞格、岑仲勉、陳垣、陳尚君等人持續校勘、辨偽、補遺，正說明《全唐文》雖為基礎大典，仍需在版本學與輯佚學框架下重讀，方能轉化為可靠史料。

總體而言，《全唐文》在唐代文獻整理史上屬里程碑，在道教史研究上則是重要的「外部經典」。它不屬《道藏》七部分類，卻能與道藏內典互證，特別適合觀察唐代道教如何進入國家禮制、地方社會與士大夫書寫之中。若以道教學的眼光衡量，其價值恰在於：它讓我們看到經典並非只存在於經卷之內，也存在於詔敕、碑銘、題記與序跋之間。

校對記錄

• 2026-05-06 誤報排除：《全唐文》成書年代錯誤：正文寫作「嘉慶十九年（1814）閏二月全書告成」，但實際奉敕編成並刊刻完成的時間一般記為嘉慶十九年（1814）完成、嘉慶二十四年（1819）武英殿刻本行世；文中把「告成」與後續刊刻/流傳混寫，表述不夠準確。
• 2026-05-06 誤報排除：「五代亦依此序，十國君主附於五代之後」可能與《全唐文》通行編次不符。通行的《全唐文》主要收唐文，並非以五代十國為正式主體編排；此處把五代十國的結構說得過於確定，容易造成誤解。
• 2026-05-06 誤報排除：版本與冊數描述有明顯錯誤或混淆。通行《全唐文》為一千卷正文，外加目錄等，不是文中所說「五十函、五百零四冊」這種固定通行說法；且「嘉慶十九年武英殿刊本為現存主流底本」也不夠準確，常見的是清刻本系統，版本說法應更嚴謹。
• 2026-05-06 誤報排除：「《全唐文》與《全唐詩》並峙，為清代官修唐代文獻的雙璧」屬於評語，不是錯誤；但前文說《全唐文》是「唐五代文章總集」而後文又說「卷次以人物與類屬為主，而非以題材嚴格區分」，兩者不矛盾，但與實際編纂重點相比，對五代部分的比重表述容易失真。
• 2026-05-06 誤報排除：「不收錄小說作品」作為《全唐文》體例原則，說法過於絕對且欠準確。《全唐文》確實以文為主，不以小說為收錄重點，但文中將其寫成明確的編纂禁令，缺乏可靠對應。
• 2026-05-06 誤報排除：把「陋室銘」列為《全唐文》中的「著名篇章亦未必可靠」可以成立為學術爭議，但文中暗示其為《全唐文》收錄內容本身沒有問題；不構成明顯事實錯誤。
• 2026-05-06 確認錯誤：「道藏」部類列舉不完整且混用分類。文中說可與「正一、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等部所收經法互證」，其中「正一」是道教系統/經法傳統名，不是《道藏》三洞四輔中與洞真、洞玄、洞神並列的同層部類，這裡分類混淆。 → 正確：此處確有分類混淆問題。《正一》不是與洞真、洞玄、洞神並列的《道藏》同層部類，將其與三洞、太玄、太平、太清等並列用來互證，表述不嚴謹。